摘要：陶瓷器无论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器具还是装饰品在中国古代传统生活中 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占有着相当重的分量，蕴含在陶瓷“器” 中的精神品质是古代中国人对自然、对万象大化的一种领悟，是对生活、对美的 一种理解，这种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每个朝代都是特色鲜明的，同时又都体现着中 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儒释道相融。儒释道的对立和互补体现在不同朝代的陶瓷 器上从而造就了其型其釉其色其饰的各具特色。
关键词：唐宋 美学风格 釉色 装饰 器型
（作者：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张中磊 ）
大唐盛世
唐朝时期，无论是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文化经济上都达到了古代中国的新高峰，这一时期的中国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大气、融合、开放的气质。文化上，儒释道三家相杂融，贯穿于整个唐朝时期，同时又吸收融合了大量的西域元素，总体上表现出一种豪迈、健康、自信的状态，在陶瓷器美的追求上则表现为一种流畅健康的风格。到了宋朝，统治者推崇“文治”的方针，使整个宋代社会处在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之中；同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随之兴起的市民阶层处在一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于是深受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宋代人们开始追求陶瓷器自然、自由的美学风格。有关唐、宋各时期陶瓷美学风格的文章不乏其数，但对于两个时期陶瓷美学风格比较的文章却屈指可数，本文意在对两个时期陶瓷的美学风格作出简要分析，以期有所获益。
一、唐代流畅健康之美
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及隋的漫长发展历程后，瓷器在唐朝时已形成了南青北白的釉色体系，在南方最为引人称道的是越窑的青瓷，在北方最具代表性的则是邢窑的白瓷。不管是越窑的青瓷，还是邢窑的白瓷都受到了当时文人们的称赞。在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举制的逐步确立，魏晋六朝时期的门阀制度进一步衰落，之前被门阀贵族们束之高阁的艺术也开始逐步走进“寒族” 甚至普通市民的视野之中，人们对美的欣赏以及艺术的追求也跳出了心灵思辨、哲理追求的窠臼，而转向了在现实生活中对美好事物的实实在在的憧憬。这种美学心理表现在陶瓷上，一方面是由于唐朝初期推崇道家，受道家和禅家美学思想影响深远的青瓷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品种；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吸收了西域文化元素，也出现了轻松艳丽、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情的三彩陶器、器型丰满活泼、纹饰多样的长沙釉下彩瓷。这些瓷器从釉色、器型、纹饰上充分体现了唐朝流畅、优美、健康的美学风格。
（一）充满异域风情的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以黄、褐、绿为主要颜色，出现并盛行于唐代， 故名唐三彩。由于受到当时厚葬风俗的影响，作为随葬器，唐三彩的造型非常丰 富，主要分为器物类及佣像类两种。器物类有水器、酒器、饮食器、建筑模型等； 佣像类有人物佣和动物佣两种，其中人物佣有文官俑、武士佣、胡人佣等，并根 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分别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特征；动物佣包括各种马、骆驼、 狮子等。
唐三彩是最能体现唐朝陶瓷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的器物，这可以从唐三彩的造型和釉色上体现出来。唐三彩的器型总体上具有圆润饱满的特色，其中人物佣中的武士佣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剑拔弩张；侍女佣面部胖圆，体态丰满，服饰色彩鲜艳，表现出健美丰满的美学欣赏和追求，与唐朝大气磅礴的审美趋向一致。同时由于唐朝文化的包容性，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三彩陶中出现了大量具有西域风情的造型，很多器物造型甚至都是模仿西域的银器，如象首杯、龙首杯、鸭首杯、雁首杯等；佣像包括胡人佣、骆驼佣、狮子佣，其中最具特色的还有西域马佣，这些陶马头部较小，颈部较宽，背部肉厚，臀部肥硕，四肢粗壮，器物线条流畅，据专家考证这些陶马正是以西域马为原形创造的。另外，这一时期的三彩陶较之前朝在色彩上也突破了色调单一的拘束，在以黄、褐、绿为主的基础上还大量运用白、蓝、黑等色作为点缀衬托，色彩更加丰富绚丽，透露出盛唐世人的热情和豪放。在装饰上则融合了波斯银器的装饰艺术风格，出现了高浮雕的模印纹饰，更使三彩陶充满了异域风情，同时又体现了唐朝时开放、包容的美学追求。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三彩陈列
（二）质朴大气的南青北白
青瓷最早出现于东汉晚期，历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时，随着烧制技术的进步，青瓷质量大幅提高，逐渐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同时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对茶具非常讲究，以素面为主的单色釉陶瓷茶具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南方越窑青瓷更是备受推崇，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将越窑列为第一大名窑，称越窑青瓷“类冰”、“类玉”，可见其釉色之青绿，润泽如玉，越窑青瓷无疑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时青瓷系列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的青瓷更多重视的是造型和釉色，因此在装饰处理上趋向简单化，多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以刻花、划花的技法，简单几笔的线条就能描绘出深受当时人们喜爱的各类花卉，绝不“节外生枝”。尤其到中晚唐时越窑茶碗在造型上更为丰富，有荷花形、葵花形、海棠形等各种花形碗口样式。
“南青北白”的南青——越窑青瓷荷叶带托盘茶叶盏
与越窑青瓷平分秋色的是北方的邢窑白瓷。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随着烧瓷 技术的发展演变而来的，其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尤其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形 成了独立体系，与青瓷平分秋色。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窑口非常多，而尤以河北 邢窑出产的白瓷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窑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成为唐代陶瓷业 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其《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 色，足见其胎体釉质的白度已相当成熟。唐代白瓷强调了器物的实用性，其器型 多样，使用范围宽广。各类生活器具及陈设器，几乎无所不有。同时唐代白瓷由 于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也更加注重了审美作用，其造型浑圆饱满，不论器型 大小都具有丰腆肥硕之感，庄重大方，具盛唐之风，充分体现出唐人的审美趣味。除了洁白细腻的釉质和端庄优雅的造型之外，白瓷和青瓷一样，在瓷器纹饰上也 以素面为主，同时采用少许的垂直划纹，使光素的器面产生节奏，质朴大方。同 时堆贴花也是唐代白瓷的装饰方法，堆贴出的立体装饰使白瓷器物倍增光彩，常 见的有宝相花、葡萄纹、狮子纹等独具唐朝特色的装饰纹样。单色釉面、丰腴的 造型以及毫不繁缛的纹饰使得邢窑瓷器充满简洁、质朴、端庄大气的大唐韵味。
“南青北白”的北白——邢窑博物馆
（三）风格多样的长沙窑
除了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唐代陶瓷器中另一更能体现当时陶瓷风格和审美趣味的便是长沙窑瓷。长沙窑创于初唐，自安史之乱至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长沙窑开创了高温釉下彩绘瓷，其釉下彩绘淳朴飘逸，开写意水墨之先河，潇洒豪迈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
新加坡博物馆里的长沙窑
长沙窑的鼎盛时期是唐代中晚期，又处于南北交汇的潭州地区，既受到北方瓷窑的影响又能吸收南方瓷窑的特色，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因此长沙窑瓷的造型更丰富，且大多式样新颖。如当时的越窑、邢窑都流行短流执壶，长沙窑便在壶体上加一个粗壮实用的横柄，并将肩部的短流随手切出不同数量的棱边使其成为新式样，如果再将肩腹部做成瓜体形，就成了全新的式样。另外一些普通生活器物，如瓷壶、罐等也都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弧形使盛物部分鼓出，使其成球形或瓜体形，以此构成更大的实体空间，这恰恰不同于北方瓷器上下粗犷厚重的风格，但同样都具有大唐雍容、大方、质朴的韵味。
除了继承了南北瓷器的式样之外，长沙窑还借鉴了金银器、铜器、漆器以及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金银捶揲器型的特色并加以创新。如许多做成鸟形、鱼形、狮形等动物造型的器物都是模仿动物形态，这恰恰与当时金属制品流行的造型特色相似。另外许多器型还做成海棠、荷花等花形，这些动植物形象与日用器型结合，成为新器型，在实用的基础上突出了审美欣赏的需要。
长沙窑除了在造型设计上大胆创新之外，其纹样装饰也别具风格，除了中国传统风格的花纹、菊花纹、折枝纹等纹样之外，长沙窑还大量借鉴吸收了外来元素，出现了棕榈花纹、椰枣纹、棕榈纹等纹样。这一方面是长沙窑为了瓷器外销迎合中、西亚人民心理所需，也是唐代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开放化的体现，这两方面共同促成了长沙窑独特的装饰风格。
长沙窑博物馆
总体来说，长沙窑陶瓷造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前期形态多丰满端庄，线 条柔和圆润；后期器型多趋于隽丽，有推陈出新以应时宜之用之意，同时又都有 大唐雄浑洒脱之风。装饰纹样融合了域外装饰艺术的优长，其粗豪的艺术气质、 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又完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中国美学史上，至少有过两次意义巨大的突破：第一次发生在先秦，由庄子完成；第二次延续的时间要长一些，历经魏晋至唐宋。“ ”庄子的意义被魏晋 人发掘出来了，于是波澜大起，汇成一股审美的文化潮流。“ ”从美学上来看， 儒家美学的教化主题黯然失色，被迫从主流文化退居非主流文化。”
诚如上述所言，庄子的美学思想到宋朝时，已深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趣 味，从诗文、绘画到陶瓷艺术无不体现了庄子追求“自由”、“自然”的美学思想。因此与唐以前瓷器相比，宋瓷开始从对纹饰的堆砌描绘转向了崇尚质朴、自然与 含蓄的美学追求，更加注重瓷器本身的造型、釉色与材质，而不是过多地在纹饰 上追新求异，从而使宋瓷给人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美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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