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年前的11月18日，位于北京大兴新建村的聚福缘公寓发生大火，造成19人死亡。随后，北京开启了一场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专项行动，位于新建村等地的“工厂大院”内的仓库厂房被纷纷叫停，数以万计的租户被要求连夜搬离，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务工人员。除此以外，曾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的动批市场也在11月30日完成最后的闭市，四环内的花卉市场也在相继完成腾退。清理行动过后，北京市内的租金经历了一轮调涨，曾生活在拆迁区的居民不得不搬迁至更远的住所，或离开了北京。
今年，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仍在继续。其中，全市拆除违法建设已腾退土地达到4174.9公顷，整治存在安全隐患的地下空间872处。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这些拆违土地将用于推进“留白增绿”的城市生态美化工作；而“动批”区域则被计划打造成为“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
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里，迈克·戴维斯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了现代都市的贫民窟现象，描绘了寄居其中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以及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所带来的政治、文化、环境和人权等问题。在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定义中，贫民窟指的是“以低标准和贫困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该术语也可被用来代指许多类型的住房，包括“棚户区”、“非正规住区”、“低收入社区”等。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这些贫民窟会逐渐转移至城市的边缘地区，与享有开阔空间的富人相隔离。戴维斯指出，这种“城市隔离政策”是一场无穷无尽的社会战争，尤其在当下的第三世界国家集中上演着。在这场战争中，国家时时以“进步”“美化”甚至“对贫民的社会公正”等名义介入其中，重新划定空间边界以保护土地所有者、外国投资者、私房房主精英和中等阶级上班族的利益。这些用地重新成为中产阶级的用地空间，而数以千计甚至上百万的贫民——合法房客和擅自定居者——被强行逐出第三世界的居住区。其结果是，城市贫民成了“处在一种永恒流浪状态中的短暂过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戴维斯对上述“社会战争”中贫民处境的论述选段。贫民窟是贫富差距极大化的产物，那些贫民们无力承担高额的租金，或是被拥有城市居民身份的种种苛刻条件限制在外，只能绝望地抓住靠市中心工作地和服务区稍近一些的廉价居住区。就其本身而言，城市中的贫民窟景观是一个“结果”，而非问题真正的源头所在。当城市美化的冷酷机器将他们驱逐到城市边缘时，事实上，也在进一步加剧着城市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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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美化的运动，否定了贫民在城市生活中的位置
文/迈克·戴维斯
节选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城市隔离政策不仅是一个冷酷的现状，而更是一场无穷无尽的社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家时时以“进步”、“美化”甚至“对贫民的社会公正”等名义介入其中，重新划定空间边界以保护土地所有者、外国投资者、私房房主精英和中等阶层上班族的利益。如1860年代的巴黎，在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狂热统治下，城市发展仍然在努力同时保证最大限度的私人利益和社会控制。当代的人口迁移规模是巨大的：每年数以千计的，有时是上百万的贫民——合法房客和擅自定居者——被强行逐出第三世界的居住区。其结果是，城市贫民成了流浪者，“处在一种永恒流浪状态中的短暂过客”。（正如规划师通德·阿博拉（Tunde Agbola）对他自己祖国拉各斯城市贫民困境的描绘）。 正如被奥斯曼从他们古老的街区（quartiers）中逐出的无裤党——布朗基（Blanqui）省略了一个对他的著名抱怨——他们“厌倦了大屠杀……这种暴君手中的花招” 。他们也对现代化把他们界定为“人类拖累”（引自在1970年代把9万居民逐出中心的都市外围贫民窟（Bidonvilles）的达喀尔当局）的古老语言愤怒不已。当然，城市空间最集中的阶级冲突发生在城市商业区和主要的城市交叉点上。在一个案例研究中，埃哈德·伯纳讨论了马尼拉的例子，那儿的全球化财产价值与贫民对靠近市中心收入来源的绝望需要相抵触。
马尼拉主城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商业中心附近任何地方的每平米价格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卡车司机或保安的年收入。然而，正是获得收入的(income-generating)可能性要求人们呆在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因为距离工作地点的距离意味着在时间和金钱上的巨大浪费……这一逻辑导致了广泛的擅自定居。最终，所有被城市发展所留下的空地都立即被打破任何人口密度记录的临时居住区填满。
街头小贩和其他非正规私营企业主们也挤满了马尼拉的中心广场、街道拐角和公园。伯纳描述了市场机制甚或私人保安对这种贫民入侵行为的束手无策，毕竟，他们仅仅是表现得像理性经济参与者——最后，土地所有者们依靠国家暴力来把擅自定居者和小贩们限制在海湾地区，并帮助驱逐剩余的工人阶级房客和廉价公寓房客。不管其政治复杂性及其对在它们周边擅自定居和非正式居住区的忍耐程度有多么不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市政府都永远锁定与核心区域贫民的冲突。在一些城市——里奥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贫民窟清理已经进行了好几代人的时间，但在1970年代地价暴涨时遭到了不可抵抗的冲击。一些国际大都市——开罗、孟买、德里和墨西哥市，这里仅列了几个——政府建立了卫星城市以诱使贫困居民重新安置在边缘地区，但大多数情况下，新兴城镇挤满了来自临近乡村的更多人口（或新孟买例子中的中层上班族），而原来的城市贫民绝望地抓住靠市中心工作地点和服务区域稍近一些的居住区。其结果是，擅自定居者和房客，有时甚至是小房东，被例行驱逐，仅仅给予很少的客套、补偿或上诉权。在第三世界大城市中，“奥斯曼”的强制性全景监控（Panoptican）角色往往由那些受海外信贷机构如世界银行等支持而无视当地否决权、有着特定目的的发展机构扮演。他们的指令是清理、建筑和保卫——处于未满足的城市需要和广泛不发达地区中的——网络现代性（cyber-modernity）岛屿。
都市主义者所罗门·本雅明（Solomon Benjamin）研究了班加罗尔（Bangalore）的例子：紧紧掌握在首相和主要公司的利益者们手中的议程任务小组（Agenda Task Force）主导了从头到尾的决策，对当地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则仅仅给予一些无关紧要的解释。“精英们把班加罗尔变成一个新加坡的政治热情导致了对居住区——特别是处于生产性城市地点的小商业聚集区——的集中驱逐和拆迁。这些拆迁土地被总体规划并再分配给包括公司在内的高收入利益群体。”
德里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巴纳什里·查特吉米特拉（Banashree Chatterjimita） 发现，通过放任这些土地被中产阶级所攫取，政府完全“颠覆了提供低收入住宅用地的目标”——开发局制订了驱逐或“自愿重新安置（voluntary relocation）”50万擅自定居者的目标。印度首都提供了对于杰瑞米·西布鲁克观点的残酷明证：“‘基础设施’这个词对于贫民们摇摇欲坠的破房子的粗暴清理而言是一个新编码的词。” 沿德里亚穆拉河（Yamuna River）堤岸展开，亚穆拉（Yamuna Pushta）是一个有着15万居民的非常贫困的大型擅自定居者城镇（jhuggi），主要居住着孟加拉国的穆斯林避难者。尽管有过抗议和骚乱，为了给一个河滨大道和旅游文化设施腾出地方，2004年开始了对于这一地区的清理。当政府为其新的“绿化计划”所受到的国际赞扬而惬意不已之时，居民们被强制安置到了20公里外一个新兴边缘贫民窟中。不管官方证据如何，《印度时报》（Hindustan Times）的报道揭露，“首都的擅自定居者城镇改革使得重新安置家庭的平均收入降低了约50％”。被驱逐者们向另一份报纸的记者们抱怨：“我们不得不花费至少是半数以上的收入来往返城里的工作地点。”
当然，城市非洲不断上演为公路和豪宅扫清道路而强制拆迁的场景。最臭名昭著和令人心碎的例子之一 ——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对索菲亚镇(Sofiatown) 和十字镇(Crossroads)的毁坏不相上下——是1990年拉各斯马罗可（Maroko）的重建。马罗可原本是一个渔村，位于列克半岛（Lekki Peninsula）沼泽地尽头。1950年代末，贫民们因为政府要“排干维多利亚岛屿和伊柯伊（Ikoyi）的水，并由欧洲人和富裕的非洲人来开发”而流离失所。他们占据了马罗可。尽管很贫困，马罗可因其民粹主义的生活乐趣（joie de vivre）、黑色幽默和壮观的音乐而闻名。到1980年代早期，这个一度边缘的列克半岛被看做是高收入居住区扩展的理想地点。1990年代，马罗可的推土机清理使得30万人流离失所。”诗人奥丁·欧菲姆（Odia Ofeimum）写道：“很少有尼日利亚(Nigerian)幸存者能忘记那种被军靴驱逐所带来的背叛感和心灵创伤。它被从诗歌到戏剧和散文的所有尼日利亚文学所记忆。”
在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的统治下，内罗毕的政治大亨和有影响力的贫民窟房东们被允许在标记为公路的公共用地（包括穿过克比拉中心的一条60米宽的地带）上兴建用于出租的廉价公寓。如今，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总统的后莫伊（Post-Moi）政府想要清理30多万房客和擅自定居者以“恢复规划秩序”。 在近来的拆迁中，居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联合起来把毕生积蓄投资来购买已经被划为公路用地的土地——被荷枪实弹的警察们告知他们必须在两小时内撤离他们的家。”
考虑到高价土地的开拓，许给贫民的意识形态象征和承诺对当权者们而言几乎毫无意义。例如，在共产主义统治下（Communist-governed）的加尔各答，擅自定居者们从市中心被驱逐到边缘，当需要为中产阶级用地创造空间时又再次被驱逐。正如规划师阿南亚·罗伊（Ananya Roy）指出的那样，“加尔各答地区的版图界线不断被拓居、驱逐和再拓居的无情循环所标记。”
同样，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MPLA）在安哥拉的统治，在把成百上千罗安达人逐出他们简陋的房屋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据经济学知识分子联合会（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托尼·霍奇斯（Tony Hodges）解释：“80％到90％的城市居民生活在没有清晰界定其法律地位的居住区或建筑中……对城乡结合地带（大多数城市居民目前居住的）的贫民窟居民而言，问题就更严峻了。在这些非正式居住区中，大量擅自定居者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乡下搬迁或移民而来——没有正式身份，也就没有占有权。其结果是，他们将永远生活在被驱逐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牢牢地盘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2001年7月，省政府派武装警察和推土机去清理罗安达海湾博阿维阿塔（Boaviata）贫民窟的1万多个家庭，从而为豪华住宅的开发开路。两名居民被枪杀；其余的被强行转移到离他们老家40公里外的乡村，任他们自生自灭。
然而，残留意识形态与当前实践间最非凡的冲突发生在中国，政府允许城市发展机器让千百万历史上从前的英雄们流离失所。在一篇令人深思的、比较中国近来的内城再发展和美国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城市复兴的文章中，言章（Yan Zhang）和葛方（Ke Fang）指出，上海在1991至1997年为兴建摩天大厦、豪华公寓、购物中心和新建基础设施而拆迁了150多万人；同期，北京旧城的近100万居民被迁到郊区。
一开始，中国城市再发展，正如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时期的美国一样，包含了看起来对传统城市组织造成了一些威胁的强占住房计划。
然而，当各地把他们的试验登峰造极化并加速了住房再开发步伐时，没有对这一项目进行住房和非住宅用途房屋的市场比率限制。因此，一般和低收入住宅迅速失去支持：开发商们利用这一漏洞，兴建尽可能多的豪华公寓和商业房开发。在一些例子中，如北京的虎北口（Hubeikou音译）规划，没有一个原来的居民能负担搬回来的费用。在另一些例子，如新东方广场（New Oriental Plaza），没有兴建任何一套住宅，代之而起的是亚洲最大的商务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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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贫民窟的星球》
[美] 迈克·戴维斯 著
潘纯琳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ISBN ：978-7-5086-7033-1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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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污染、腐烂、贫穷的噩梦
一部揭露当代城市真实面貌的著作
城市重建和“美化”的冷酷机器，把数百万贫民驱逐到城市边缘的灰色地带，他们只能生活在危险的山坡上、污水横流的河滩旁、毒气漫天的垃圾场附近……这是全球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正面临的绝望困境。
从开普敦到金萨沙，从卡萨布兰卡到北京，极度贫穷的城市社区或与我们相隔千里，或近在眼前。迈克• 戴维斯在本书中提醒我们：21 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被污染和腐烂包围，蜷伏在泥泞之中——并非都市未来主义者们所幻想的“光明城市”。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已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那些埋藏在巨型贫民窟中的社会问题，是否会像火山一样在某天突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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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咬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