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公元前1649年—公元前1549年），伊姓，名挚。夏朝末年生于空桑（山东西南部的菏泽与济宁 ），因其母居伊水之上，故以伊为氏。伊尹为中国商朝初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也是中华厨祖。
约公元前16世纪初，伊尹辅助商汤灭夏朝，为商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来治理天下，就是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他任丞相期间，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明，商朝国力迅速强盛。
伊尹历事商朝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五十余年，为商朝强盛立下汗马功劳。沃丁八年，伊尹逝世，终年100岁。沃丁以天子之礼将伊尹安葬于都城亳附近，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伊尹被后人奉祀为“商元圣”。在甲骨文中有大乙（即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可以说伊尹是中国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
伊尹出生后，被有莘(shēn)国庖人收养。耕于莘野，乐尧舜之道。因后被商汤封官为尹（相当于宰相），故以伊尹之名传世。传说，他的父亲是个既能屠宰又善烹调的家用奴隶厨师，他的母亲是居于伊水（今洛阳伊河）之上采桑养蚕的奴隶。他母亲生他之前梦感神人告知：“臼出水而东走，毋顾”。第二天，她果然发现臼内水如泉涌。这个善良的采桑女赶紧通知四邻向东逃奔20里，回头看时，那里的村落成为一片汪洋。因为她违背了神人的告诫，所以身子化为空桑。巧遇有莘氏采桑女发现空桑中有一婴儿，便带回献给有莘王，有莘王便命家用奴隶厨师抚养他。这一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伊尹是依水而生的，故命名为伊，而他的母亲就是那个采桑的女奴。
伊尹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虽耕于有莘国之野，但却乐尧舜之道；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懂治国之道；既作奴隶主贵族的厨师，又作贵族子弟的“师仆”。由于他研究三皇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而远近闻名，以致于使求贤若渴的商汤王三番五次以玉、帛、马、皮为礼前往有莘国去聘请他。在今嵩县空桑涧西南，有个平兀如几的小山，就是世传商汤聘请伊尹的三聘台，而在城南沙沟龙头村的“元圣祠”右厢房则专修有三聘台以供后人凭吊。由于有莘王并不答应商汤聘任伊尹，商汤只好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于是，伊挚便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汤王身边。
《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可见伊尹又是中国第一个帝王之师。伊尹教给商汤一些什么知识呢？《孟子·万章》篇说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教汤效法尧舜的以德治天下，为救民而伐夏的方略。
伊尹首先返回伊洛流域和夏桀王遗弃于洛河流域的元妃妺喜相交，通过妺喜了解到夏桀王内部的许多重要情报。为了测试九夷之师对夏桀王的态度，伊尹劝说商汤，决定停止对夏桀王的贡纳。结果夏桀大怒，“起九夷之师”攻汤。伊尹看到九夷之师还听夏桀的指挥，就献计商汤暂时恢复对夏王朝的贡纳，同时积极准备攻夏。夏朝末年，同时出现商汤，周。所以，伊尹经历三代。
大约在公元前1601年，伊尹决定再次停止对夏王的贡纳，夏桀王虽再次起兵，但“九夷之师不起”，在政治和军事上完全陷人孤立无援的困境。伊尹看到灭夏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协助商汤立即下令伐夏。夏桀战败南逃，汤在灭掉夏王朝的三个属国后，挥师西进，很快攻占了夏王朝的心腹地区——伊洛流域的斟鄩，斟鄩在洛阳附近的伊洛平原，今偃师二里头村与四角楼村、圪挡头村之间。此战是伊尹教给商汤的伐夏战略，不久夏朝灭亡。
商朝建立后，商汤便封伊挚为尹。《史记·殷本纪》皇甫谧注云：“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正天下”就是要以身作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尚书君爽》引周公语说“伊尹格于皇天”，是代天言事的。他的话就等于天意，所以，可以说伊尹是太上教师。他曾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并自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伊尹以先知先觉自居，把自己的话视为最高教义用以教育人民，大有舍我其谁的派头。可见伊尹是全国拥有最高师权的人物。
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
根据学者考证，伊尹在商的身份除了在政权为相之外，更为重要的身份他还是一个巫师。商是一个非常崇信鬼神的朝代，国家大事小情皆要通过占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巫师具有崇高的地位。伊尹是商代第一大巫师，上古巫、史、医合一，巫师本身多兼有医的功能，如蜚声远近的巫彭、巫咸等皆以擅长医术闻名，《说文》释“尹”作“治也”。古文字学家康殷就指出：尹，“象手执针之状，示以针刺疗人疾病”；官名尹“同样是医疗治调之意的引申·转化”。“伊尹”同时具有来自伊水的医和相的意思，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伊水的巫师。
伊尹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医药行业神，但大多数民众相信，汤液是由他发明的，汤液的发明提高了医药的疗效，成为中医药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伊尹由厨入宰的经历，从史料记述中可知，伊尹先是当过奴隶的，幼年的时候寄养于庖人之家，得以学习烹饪之术，长大以后成为精通烹饪的大师。并由烹饪而通治国之道，说汤以至味，成为商汤心目中的智者贤者，被任用为相，影响较大。以伊尹来比喻技艺高超的厨师的词语也不少。伊尹建树卓著，烹饪理论与实践较全面。记载伊尹烹饪实践的倒不多，只有说他去见商汤时烹调了一份鹄羹（天鹅羹）很受青睐。但从《吕氏春秋·本味篇》伊尹说汤以至味那些话来看，他的烹饪理论水平绝对是一流的。虽然他是借烹饪之事而言治国之道，但若无对烹饪理论的研究和烹饪实践的体会，是不可能说得那么在行、那么精辟的。 伊尹说，调味之事是很微妙的，要特别用心去掌握体会：“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 伊尹说，烹饪的全过程集中于鼎中的变化，而鼎中的变化更是精妙而细微，语言难以表达，心中有数也更应悉心去领悟。与此同时，伊尹又为商汤讲了当时可以制作美味的各种名特产品。在中国几千年烹饪技术发展长河中，曾经出现了许多的技艺高超的名人，如帝尧时代传说中的彭铿、周朝的太公吕望，春秋时代的易牙等。这些人都各有专长，而且在烹饪技术的发展中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伊尹在烹调技术及其烹饪理论等方面独树一帜。厨艺，只是伊尹众多本领中的一种。伊尹是中国烹饪之圣。如今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中国烹饪的同行也都奉伊尹为中国的“厨圣”、“烹调之圣”。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关于汤灭夏之战，史料欠缺，现今所知的有关记载亦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战役战斗的记载极少，难以全面详实地叙述，但关于灭夏战略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古文献中略有涉及。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对军事认识的深刻和驾驭军事的杰出才能。他对中国军事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们认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参见前文汤灭夏之战），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上智为间”的谋略。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第三，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 400 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伊尹不是通过占卜、观象来决定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战争，而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由人〈即他自己〉来把握和选择战机，实属难能可贵。
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断敌人后路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不受时代的束缚，大胆冲击天命观禁锢，较清醒地认识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和选择有利战机均得于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这对于中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军事谋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