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民营经济大省江苏调研发现，近年民营企业在大规模及先进技术型国际并购领域实力增强，成为对外投资绝对主力。然而，融资难及资质“玻璃门”政策歧视、核准备案程序复杂等问题仍存在，制约民企“走出去”，业内人士建议放宽民企对外投资管制，加强金融保险政策支持。
民企贡献江苏近七成境外投资
2017年1至9月，江苏新增对外投资项目472个，中方协议投资额70.2亿美元，其中民企为投资主体的项目321个，中方协议投资额47.3亿美元，分别占全省总量的68％和67.3％。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由国企主导向国企、民企双轮驱动转变，且民企担当绝对主力。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并购成为江苏企业主要投资方式。1至9月，江苏民企并购类项目29.6亿美元，同比增长51％，占全省同期并购类项目总量的73.1％和民企对外投资总额的62.6％。其中，三胞集团收购美国丹德里昂医药公司100％股权，中方协议投资额9.12亿美元，是我国企业首次收购国外原研药，亦是收购美国原药研发生产企业最大交易记录。苏州安洁科技全资收购跨国精密金属零件制造企业新加坡超新集团，接收其在中国大陆、泰国、新加坡的资产和业务。公司副总裁李棱说：“通过接管以来近两年的运营管理，我们已经扭转了收购时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如今净利润已远超过去。”
江苏省商务厅厅长马明龙告诉记者，民企在对外投资中拥有诸多国企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体现在对高新技术、能源资源、军工等敏感行业投资及重大项目海外并购上。
境外产业园是江苏推动民企“走出去”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平台。由江苏其元集团投资建设的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预计今年收入可达1.5亿元人民币，2018年有望超过2亿元。红豆集团在柬埔寨打造的西港特区，已入驻100多家国际化企业。
“工业园提供了稳固可靠的海外发展基地，利于形成融入当地市场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成本；同时改变企业各自为政的松散局面，实现抱团出海，有助于发挥投资规模效益，共同抵御风险。”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彪说。
当前，优秀的跨国企业正在壮大崛起。全国最大的民营钢企江苏沙钢集团通过合营、参股境外矿产公司等方式，获得稳定铁矿石供应；亨通集团借国外技术壮大自身，现已开设超30家海外营销技术服务分公司，业务覆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三年海外营收增速超80％。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新加坡封测厂商“星科金朋”。长电科技与星科金朋同属集成电路封测行业，分列全球第六和第四位。长电科技副总裁朱正义说，并购是看中了对方的技术和客户。星科金朋拥有的eWLB和SiP封测技术全球领先，代表了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完成并购后，预计长电科技可进入全球第四，下一步有望跻身前三。
“从产品‘走出去’到企业‘走出去’，从尝试性、探索性到规模化‘走出去’，江苏民企实现了从大到强的转变，涌现出一批优秀跨国企业，‘苏商’亦成为我国民企‘走出去’的重要标志。”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津说。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近年（境内）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数量、质效同步提升，特别是在高端制造、能源环保等领域加快海外布局，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拓宽交流渠道。江苏省商务厅数据显示，该省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数量从2013年的2个增加到2017年前三季度的18个，涉及金额从2013年的0.61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前三季度的25.7亿美元，并购标的集中于高端制造、能源环保、基建、批发零售等领域，涌现出扬州科派股份出资3.6亿元兼并美国办公家具生产商等一批海外并购大项目，仅三胞集团就在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完成多起产业并购项目，涉及百货、玩具、生物医药、时尚生活电子产品、健康照护等行业。
融资受限政策阻滞犹存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江苏民企境外投资取得可喜进展，仍面临诸多难题。据多家有境外投资经历的民企反映，目前对外投资中，融资受限、政策“偏见”、备案复杂等问题突出。
一是民企对外投资并购融资难。眼下，对大多海外投资民营企业而言，建设资金短缺、融资难是突出瓶颈。一些企业表示，民企融资渠道狭窄，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且担保体系不健全，境外资产无法抵押，导致并购项目难以实施。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公司以6.1亿美元现金对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美国MFLEX公司的收购，2016年中完成股权交割。东山精密财务总监王旭说，上市公司海外并购必须通过证监会审核，但国外上市公司股东不可能等境内上市公司完成证监会审批后再交割股权，而是要求先以现金支付完成股权交易，这对中方企业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来讲压力很大。
此外，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流程较长，上市公司考虑信息披露及保密要求，一般只能在小范围内与银行接触，成功难度较大。以其元集团东方工业园为例，因为资产在埃塞俄比亚，难以通过资产抵押融资，目前工业园负债率不到10％。“政府支持也有变化，现在商务部、财政部3个亿的扶持已经停掉，省、市鼓励招标工业园的奖励资金1个多亿，只到位3850万元。”其元集团副总裁刘正华说。
二是资质“玻璃门”等政策歧视多。不少民企反映，国家在投资审核方面对民企要求比较严，资源主要向国企和央企倾斜，政策红利收益民企享受较少。此外，民企在援外项目资质上遭遇“玻璃门”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施，我国援外项目规模必将扩大，但民企由于不具备援外资质而被拒之门外，这既有违市场公平原则，又不利于国家援外项目发展。
三是民企海外投资项目备案程序复杂延误商机。国家近年出台《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新规，大幅下放审批权限，加速企业境外投资步伐。但一些民企认为，虽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审批制已改为备案制，但所需报送审核的材料清单并没减少，手续复杂、时间长等问题仍未根本性解决。
苏南一位企业家说，海外并购时间紧、招标前置条件多、保密要求高，许多并购需要在短时间内支出保证金并派出专业团队，经常由于手续不完备，购汇、出入境审批不及时等错失良机，挫伤民企“走出去”积极性。
四是信息渠道缺乏致使企业“摸黑找路”。江苏恒力液压股份公司完成了对德国哈威茵莱公司100％股权收购。董秘丁浩总结并购过程感到，国内包括国际投行、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缺乏，对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极其不利。“并购涉及很多国外法律、财务等规则，聘请国外中介收费一般占到收购标的3％左右，仅律师费每小时就是两三千元，收购失败也要支付上百万元，这对中小型民营企业而言负担不小。”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眼下民企并购信息有的来自客户，有的靠朋友介绍，缺乏统一权威的查询平台。企业普遍表示，靠单个企业寻找，既不现实，风险也很大。此外，从完成并购到融合发展，也充满挑战。麦肯锡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都有近万例并购案件，只有三分之一最终成功并带来效益。不少有过海外并购经历的民企人士表示，并购国外企业后，认同中国文化、服从中方管理的外籍管理人员很难找，亟待探索建立两种文化沟通机制，以增强信任，逐步形成复合的新型企业文化。
体制机制“梗阻”亟待打通
民企在“一带一路”布局及敏感性、关键性领域境外投资中作用凸显，尤其是当前许多国家对国企身份较为敏感，更宜发挥民企作用。业内人士认为，要消除各种政策歧视和体制障碍，为民企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放宽民企对外投资管制，促进投资便利化。江苏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等受访者认为，与国企不同，民企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可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原则，只要符合东道国准入条件的都宜给予通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政府重在加强事后监管和服务。
在简化手续、促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方面，业内人士建议，一是逐步对民企境外投资项目采取登记制，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管理，研究制定《境外投资法》，促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二是简化签证手续。参与昆山埃塞俄比亚阿瓦工业园规划建设的国网昆山市供电公司总经理施晨说，境外投资项目工作人员前往落地签证国家，建议可享受绿色通道和直通放行等政策；还可设立研修人员签证，为入境参加培训人员提供便利。三是建立“非禁即入”援外准入制度，取消准入审查制度，直接向具备工程承包资质的企业放开成套项目援外资格，向具备进出口经营权企业放开物资供应商资格。
此外，须加强金融、财税、保险等政策支持。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海江说，希望国内相关政策性银行，能够给予民企更长时间授信，尤其是对入驻境外工业园的企业，能通过国开行“统贷平台”融资。施晨认为，可利用中投公司等主权基金设立境外并购基金，面向发达国家的医疗器械、航空、机器人、军工、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重大优质项目并购。崔根良建议，对民企在国外投资形成的利润，如继续在国外设立企业，可实行税收抵扣，返程投资实行股权穿透原则，穿透到自然人。
同时，鼓励民企海外并购后返程投资。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后返程投资迎来窗口期，宜以此为抓手，推动江苏迈入全球制造强省行列。马明龙说，江苏省将出台鼓励措施吸引企业将海外并购后的高端产业、高新技术、高品质服务等“引进来”，与国内母公司融合发展，促进母公司向科技研发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及跨国公司总部转型。“同时带动省内配套产业和企业优化升级，发挥内外互动、全球整合的协同效应和规模优势。”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