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面对蔓延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何适应所处情况并解决问题,成为孩子必不可少的核心能力。为此,外滩君请教研究PISA十余年,聚焦“问题解决”主题的朱小虎博士。在他看来,现行的教育,缺乏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教育中要让孩子接触更多基于真实情景的问题,同时,家长要给孩子创造更多接触社会、自然、他人的非正式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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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享耳 编丨Zemira
2021年倒计时。
回顾这一年,用“不确定”这个关键词总结,非常贴切。
人口问题,疫情肆虐,经济下行,裁员失业……所有人都觉得,未来变得越来越朦胧,越来越不可控。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近日在该组织第41届大会上表示:“如果有什么东西将我们聚集起来的话,那就是我们当下的脆弱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如何让孩子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生活呢?如何判断孩子,是否具有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呢?
基于这样的目的,旨在评价学生应用知识与技能,适应未来生活能力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应运而生。
而“问题解决”,是PISA当中关键评估的核心能力,也是朱小虎博士10多年来的研究方向。
朱小虎,是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研究人员,他曾以数据主管的身份,参与了上海两个周期的PISA研究,目前致力于上海TALIS(教师教学国际调查)的实施和研究。
朱小虎博士
经过多年对“问题解决”的研究和观察,朱小虎发现令人担忧的现象:我国目前的教育,缺乏对孩子真实世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真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大多基于陌生而复杂的情景,需借助多种领域知识和经验,不断调整并探索出解决方案。而这一过程是否顺利,反映了问题解决能力的高低。
在未来,可以预想到孩子将会面对更加频发的不确定性。因此,现如今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更应从学校和家庭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家校如何提升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为此,12月上旬,外滩君与朱小虎进行了一次面谈。
中国教育:
亟需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2016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公布了《面向未来: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的报告,将“创造性与问题解决能力”列为通用素养中的高阶认知。
为什么要重视问题解决能力?对此,朱小虎有自己的见解。
学校教育很多时候过分强调知识积累、技能练习,反倒把教育初衷忘记了,本该是手段,最后却成为了目标。“教育的本质是教人解决问题,让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提升。”
所以,更应强调个体创造性地问题解决,而不是反复操练同一类问题。
与此同时,学校课堂多采用“教师主导”的教学模式,老师把控了课堂的个个环节:
课前:制定清晰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
课中:设想每个提问,学生可能会有哪些反应;
课后:如何进行总结引导。
朱小虎认为,这种教学模式适合大班制,使绝大部分孩子高效地学习知识、掌握技能。从这点上讲,我们的教师很专业。
但是,人才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教学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才的培养方向。
“工业化强调的是标准化、高效率,而如今社会所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具有优秀分析能力、人际交互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在未来更是如此,问题情境根本无法预知,更需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因此,培养适应现在与未来的人才,亟需提升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
那么,在学校教学中,如何培养问题解决能力?
作为资深比较教育学学者,朱小虎认为新加坡是值得借鉴学习的对象。
先来看下新加坡近年的PISA结果:
2018年,学科素养排名仅次于中国(B-S-J-Z),均位居第二,全球胜任力排名第一;
2015年,学科素养及合作问题解决能力,均为第一名;
2012年,学科素养排名仅次于中国(B-S-J-G),均位居第二;基于计算机的问题解决排名第一。
如此稳定的优异,缘于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
在教育理念上,新加坡受西方影响较大。新加坡政府倡导“少教多学”(Teach Less,Learn More)的教育理念,引导教师认识到学生是学习主体,而老师更多充当“学习支持者”的角色。这一点与建构主义理论,不谋而合。
建构主义理念:是一种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常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成的。
另一方面,从PISA的各国数学成绩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东亚数学普遍靠前。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在中国、日本、韩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要接触的是纯数学任务,但新加坡不仅有纯数学任务,还有与现实相接触的应用型数学任务。其将东西方的教学优势进行了课程融合,做到了既兼顾应试,又兼顾应用。
与此同时,新加坡很早就实现了电子化教材,计算机应用能力很强,这对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新加坡对教学的启发,很重要的一点,是增加与现实相接触的应用型数学任务,从教学角度来说,就是重视题目的真实情境。”朱小虎说。
作业不能仅停留“纸面”,
更应基于“地面”的真实情境
日前,教育部要求暂时下架“拍照搜题”类App,引起刷屏。
暂且抛开其他视角,为什么“搜题”能找到正确答案呢?因为重复。
朱小虎观察到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不少作业都是重复性的,这与他的研究结果相符,作业中多是结构良好,答案相对明确的题目。
另外,他发现作业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很多题目脱离真实情境,是编造出来的假情境。比如:
实验小学要把200名少先队员平均分成5个分队,每个分队分成8个小组进行活动,平均每个小组有多少名少先队员?
小明有40元钱,比小强多5元,小强的钱比小红的钱多7元,三个人一共有多少元钱?
“这类日常做的数学应用题,在PISA里叫文字题(Word problem),用文字组成的纯数学题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基于真实情境的应用题。”
PISA问题解决样题:“车票”问题
这两处症结,实际上局限了孩子创造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
那么,如何改变作业内容的现状?
朱小虎深知教育是慢的艺术,因此改变也绝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慢慢来。
“题目的设计本身对老师要求很高,因此特别讲究灵感,只有在生活中时刻思考,才会有灵感火花的迸发的可能。”朱小虎向外滩君分享了自己最近的一个灵感:
他看到女儿同学过生日时,点燃了两个不同形状的烟花棒来庆祝,一个是心形,一个是五角星形。
他脑海闪现出基于此情境的题目:同时点燃心形和五角星形的一端,哪个先燃烧完?
这道题涉及周长的理解与计算过程。不仅如此,情境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更多的问题:
为什么先燃烧完的烟花棒,就表示其周长短呢?如何测量出,两个烟花棒的实际周长?等等
从真实情境的事件中,发现其背后的教育价值,引导孩子作为学习的主体,更深层次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这也提醒着我们,要给学生创造更多机会,让其把脑子里构想的设计方案付诸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只有真正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才能在摸索中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
除了作业需要增加真实情景下的命题之外,朱小虎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一系列从微观到宏观,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教学尝试:
1. 项目学习课程
它聚焦的是学生在问题情境下,综合利用各个学科知识和技能去解决问题,从而不断优化问题解决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说,项目学习是对我国传统重视分科的教学模式很重要的补充手段,甚至是矫正手段。
2. 主题综合活动
学校举行的月度、学期性主题教育活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学校层面的大型项目学习,把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和课程内容(如班会)结合起来。
3. 特色学校建设
比如,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创建了金融教育特色高中。
学校不仅在基本课程中融合金融素养教育,而且每学年还要策划金融主题活动,纵深综合地提升学生的金融素养。
以上分层次落地的教学模式,在朱小虎看来,既是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新尝试,也是对现有教学模式的强有力补充。
舍弃精细化养育,
“深度参与”孩子成长
“城市里的孩子,被家长养育得过分精细了。”
回想下,孩子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日常所做事情、所处环境有哪些?
仔细分析会发现,孩子的生活其实非常单调:周一至周五去学校上学、回家写作业;周末父母接送去兴趣班。
“孩子实际上和被‘圈养’没什么区别,生活范围就那么大”朱小虎感叹道。
更何况,孩子所接受的信息,还都是“二手”的,比如:有的孩子从小一直由爸爸开车接送,问公交怎么运行,有多少条地铁,地铁票价多少,他只能是听说,并没有真实体验。
而在PISA中,就涉及类似真实场景的题目:坐地铁、看公交站牌,判断被试问题解决能力的高低。
倘若缺乏鲜活体验,谈何提升问题解决能力?
虽然,绝大多数家长做到了“浅层参与”——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日常起居等。
但培养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需要家长的“深度参与”——给孩子创造更多接触社会、自然、他人的非正式学习机会,并和孩子一起探索、交流、成长。
家长如何创造非正式学习机会?朱小虎举了自己和一双儿女的例子:
夜跑途中,他发现附近的河边经常有刺猬出没,出现时间一般在晚上10点左右,路灯全部熄灭之后。
想到自家俩孩子对自然现象很感兴趣,他便萌生了他们寻找刺猬,体验自然探索的念头。
于是,某周六晚10点多,朱小虎在装备好两个孩子后,三人就一起出门寻找刺猬。
面对黑漆漆的环境,第一次深夜外出的孩子们,紧张得不行。女儿两手攥成小拳头,脚步声稍微大一点,儿子就凑过来耳语:“小声一点,不然吵到刺猬,它就跑了。”
期间,三人听到了河边水鸟嘎嘎叫、虫儿鸣,看到了猫打架,还有很多白天被各种视听噪声掩盖,注意不到的新奇体验。
两个孩子也越来越起劲,叽叽喳喳地议论,猜测刺猬究竟会在哪里出现。
女儿说:“刺猬应该在比较高的地方,这样才躲得住。”
儿子说:“爸爸说刺猬晚上出来,是为了找吃的,我们去放猫粮的地方找找。”
最终,虽然没能找到刺猬,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俩孩子都特别开心,回去以后还说“爸爸,改天我们再去找。”
在正规学习之外,孩子需要的就是这种非正式学习,有新刺激、新体验,同时能感受到乐趣。
而过程中的讨论、交流、推断环节,都是在培养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
“只有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创设非正式学习机会,‘深度参与’陪伴成长,孩子的问题解决能力,才会更上一层楼。”
结语
最后,外滩君抛出一个问题:作为比较教育研究学者,您希望孩子出国留学吗?
“就我个人而言,希望他们大学毕业后,再斟酌是否出国留学。”
之所以这样考量,朱小虎一方面认为,大学阶段的个体还没有“定型”。
比如,诸多孩子在国外上初高中、大学,毕业后归来,结果父母发现孩子似乎是一个“崭新”的人,跟自己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让孩子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这一点很关键”。
另一方面,他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人们对“置身其中”的教育,更容易看到问题与不足。
尤其比较西方教育后,批判自己国家的教育一无是处。事实上,以客观公允的态度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依然具有显著优势,历年PISA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孩子留学的决定权,最终还是握在他们自己手里。”朱小虎说道,“与此同时,对中国的教育现状,以及未来的教育发展,我个人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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