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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学习华文的动力是自尊心，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当年我安排长子显龙到华文幼稚园上课并在华校完成中学教育，另外两个孩子也接受华文教育，当时的中国还未崛起，因此这与经济利益无关。
——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译林出版社出版），充分展示了李光耀的治国理念———精英主义、贤能制度、实用主义和亚洲价值，生动表现了他的一些治国之道。李光耀在书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自述五十年来如何投注心力，制定和实施双语政策，把新加坡从一个语言复杂的前英国殖民地打造成一个多数人都通晓英文，同时懂得自己母语的团结国家，从而造就了新加坡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好形势。李光耀自豪地将双语政策称为“建国基石之一”。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前左）在新加坡机场迎接到访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资料图）
双语政策兼顾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
我在1946年到英国念书，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后深有感触，那些拥有华文之文化根底的华人，给我留下了好印象，而那些来自西印度洋地区的华人则完全被本土化，不会说华语，行为举止不像华人，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学好华文，决意一定要保留华族文化。
当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许多家长把孩子从华校转送到英校，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如果华族学生全部念英校，只学习单一语言，那他们会失去自己的根，所以我下决心要推行双语政策。
如果没有华文、没有双语教学，今天新加坡的华人就会很不一样，会丢了根。
作为华人，你英语说得再好，在西方人眼里，你还是华人。要是你没有华文文化和华语，那是很可悲的。当年我们倘若没有改变制度，推行双语政策，那我们的英校生只学英文，就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我推行双语教育的决心并不为讨好群众，这并不是为了拉票讨好选民。我自己学习华文的动力是自尊心，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利益。当年我安排长子显龙到华文幼稚园上课并在华校完成中学教育，另外两个孩子也接受华文教育，当时的中国还未崛起，因此这与经济利益无关。
邓小平（左）与李光耀（资料图）
学习华文，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我们的双语教育，实现了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兼顾。在极力追求工具语言与文化语言的平衡的过程中，基于不可能让所有学生都具备高水平的双语能力的事实，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和工作语言的基础上，坚持让不同的族群学习自己的民族语言，让母语文化承担社会教化、塑造民族历史和文化认同意识的功能。对语言不同功能的分工和认定，也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政策，确立了文化传承和延续传统的基础。
以新加坡的经验看，要求学生学习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确实是件难事，几十年下来很多家长和学生甚至将第二语文视为包袱，但为了配合升学制度而不得不接受。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学习华语有了经济动机，家长的心态也改变了。推广工具语言时，在潜移默化之间也促进了文化语言的提升。
制度化保证让学生经历长期学习过程
我们的双语教育是得到强制性的制度保证的，从娃娃抓起。双语政策是我国的基石，政府肯定会继续贯彻实行，家长们也普遍认可双语教育能够为孩子带来额外的竞争力，因此，双语教育制度化的过程并不困难，虽然具体来说，如何推行华英双语是个非常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语文。
新加坡双语教育的实践证明，越早开始实施双语教育，未来对语言的掌握就越可能更为精通。所有新加坡的学生除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外，第二语文成为必修课，必须修读所属族群的母语课程。以华族学生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将修读十年到十二年的华语课程。这些制度性的强制规定，确保双语教育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制度化的保证之下，让学生在幼年时期就开始学习双语，即便第二语文缺乏家庭环境、属于非母语源流，也能够成功地实施广泛的教育，并最终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这些成果能否在其他背景不一的国家推广复制，要视其国情而定。
我们在建国之初所经历的那些坎坷和重重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民更容易接受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当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承诺得以实现之后，更加支持政府的语言政策。他们会看清楚，当时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这么做。
建立语言基础为将来未雨绸缪
制度化是一个保证，但是学习语言，越早开始就越可能建立有利的基础。年轻时候学语言与年纪大才学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两种语文要一样好，就像左手和右手要一样好，是不可能的。
语言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能够在脑海中确立记忆的基因，根深蒂固。
我的三个孩子现在在工作上全用英文，老三显扬在国内的工作上完全没有用华文。他去中国公干，我问他用什么语言。他说，谈公事一定用英语，中间有翻译员。其他时间用华语交谈，并没有问题。他们从小学习华文，华文永远留在他们脑海里。
在小学甚至幼稚园就开始实施的双语教育，不可能让所有学生都成为双语的精英。但是，这些基础会深植于他们的内心，当他们进入社会，如果因为职业或发展需要而重新接触，少时建立起的语言基础，会让他们更容易地赶上、消除不足。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政策，语言基础比掌握好语文更重要。基础的部分，标准发音、能听和说最为重要，要是到了成年才学语文，一般都是写和读的水平还可以，听和讲相对较弱，这是需要在小时候掌握才会扎实的部分。
以我的经验来说，我现在会看《联合早报》《亚洲周刊》等，但是要讲、要听就不容易了。中央电视台说得太快，我跟不上。它的字幕也很快，我没有办法叫它慢下来。
所以，小时候要重视孩子学习听和说的能力，不要硬逼他们听写、默写，让他们讨厌。写的能力以后可以用电脑、电子词典、英汉汉英翻译软件等工具帮忙。
对一门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它的实用性。我要求教育部着重让学生学习汉语拼音及认字，因为写字这个学习环节未来的实用性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学生能通过电脑的帮助进行简单的中英翻译，即表示他们了解这两种语言，这该是未来的教学方向。
家长和孩子其实都了解，在未来的世界，懂得华文就等于有了额外的市场价值。
因此，重要的是要在学生身上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让他们日后如果到了中国等需要使用华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时生疏，也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能够确立对建立语言基础的认知，才能让我们务实地执行双语教育政策，并且对语文能力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让他们保持对华文华语的兴趣，为未来的需要奠定基础。
量体裁衣因材施教
双语教育必须兼顾精英化与普及化。天分和学习能力各有差异的学生，他们的双语水平也会不同，应该实行不同的教育方式。
自双语政策实施以来，我们一直期望在双语教育制度下，能培养华族学生成为华英双语同等优异的双语人才，但多年来的语言教育实践却证明，不可能对所有学生实行划一的标准，同一代的学生之中，存在水平的差异是现实，不应人为地强制划一，而应区别对待，在确保一定水准的基础之上，灵活实施政策。
如今，经历过多次的改革和检讨之后，我们的双语教育可以“量体裁衣”，对天分和学习能力各有差异的学生，双语水平实行不同的教育方式。
既有特选学校中将英文和华文都作为第一语文的水平、以培育双语精英和双文化精英，也有高级华文、华文、华文B等细化分类的不同等级课程，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
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并且更重要的，应该用单元的方式教。我们以第二语文水平教华文，有四十年的经验，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办法教完全不会讲华语的人学华语。
双语政策已经使新加坡拥有庞大的以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实验场，华文教研中心要是成功发展，还可成为外国双语教学的典范。
用双语教华文，曾经有不少华文教师反对。我认为语言问题跟种族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在美国的华人很多就不要讲华语，这是受周围的环境影响。我们的优点是让孩子从小学习，打好基础，以后要到中国，再在这个基础上加强。
只有一个主导语言
双语甚至多语能够为新加坡人创造特殊的优势，在和西方世界以及中国的联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必须意识到，无论双语的水平有多高，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导语言———
或许会有极少数的例外，但这些例外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往往是在语言研究的领域。基于人脑的构造，语言掌握能力的空间是有限的，我经过很多年，才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
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对于语言的使用，也直接影响到主导语言的地位。
我们的双语教育曾经试图追求两种语文都作为第一语文，但是实践却证明，有点不切实际。这跟学生的智慧无关，也跟教学方法无关，我们尝试不断地修改第二语文的教学法，以解决为数不少的学生无法将第二语文的水准提高到和第一语文一致的问题，可是学生们的大脑是有限的，环境也是有限的。
必须确立双语中主导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关系，才可以继续引导新加坡的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