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0日，上海报道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就正式进入“应急状态”，这里是上海集中收治确诊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被誉为上海“战疫堡垒”。
从1月27日开始，中心收治的病例数激增，而这一周正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教授带队进驻的那段时间。作为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胡必杰从进驻中心起，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过。
在这座“战疫堡垒”中，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胡必杰和驻守于此的沪上最强医学“大脑”们都在为患者的治疗出谋划策。除了每天视频查房，设法遏制肺炎重症化、指导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治疗、判断外，胡必杰还参与“上海方案”的撰写。
在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之下，公卫临床中心的治愈出院率不断攀升，交出了一份份令人振奋的“生命成绩单”。如今，这里的战疫仍在继续，形势依然不容松懈。不过，胡必杰表示，经过几个月与病毒的正面抗衡，大家都有了充足的信心。
“新冠疫情防控是场持久战，作为医生，守护好人民的生命健康是我们的天职。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坚守着。”胡必杰说道。
”
01 上海方案不断完善，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
17年前，胡必杰参加了SARS的防控工作，他曾作为国家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工作组的一员，前往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每天出入SARS病例的隔离病房。这次武汉确诊首例病例以来，他就一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并研究整理这些信息，在公卫临床中心，胡必杰继续带领团队奋战在救治患者的第一线。
Q
1月27日，您做为第二批医学专家带队进驻公卫临床中心，刚到中心时面临的状况如何？
胡必杰：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天24小时呆在中心里。当时的设想是不同医院的团队每个星期轮岗，第一周是张文宏带领的华山医院团队，第二周我带领中山医院团队进驻。但是在我们进驻的那一周，病人的数量一下子上升了，从起初的每天几例上升到了一二十例。
刚进驻中心的时候，工作的强度非常大，早晨一早就起来，晚上还要不断查找资料、翻阅文献。有时半夜十二点多，病人情况不好，我又马上进入指挥中心，去看病情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的医疗队尽管对肺部感染有较多的诊治经验，但是新冠肺炎可以用“狡猾”来形容，它和之前的病毒性肺炎有太多的“不一样”，我们查房的时候，一开始觉得有些病人症状很轻，胸部CT上病灶也不多，像流感或是轻症肺炎，但是几天后，一下子就病情加重。我是在进驻公卫临床中心3-5天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的，所以，那段时间，只要有机会，我就在各个场合呼吁增加医疗护理力量支援中心。那两周，我几乎每晚都睡不着觉。后来，上海各医院的专家团队陆续前来增援，为抗疫增添力量。
现场指挥中心
Q
之前大家开玩笑说公卫临床中心内专家们“每天都在吵架”，前线抗疫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胡必杰：我们“吵架”其实就是学术争论。在公卫临床中心，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争论治疗方案，还有一些病例的研究总结。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真着急，比如说痰液化验结果，我觉得应该在最快的时间拿到。一些病人抵抗力差，除了新冠病毒，也会有合并细菌性、真菌性感染，要做痰培养，之前可能要等2-3天才能拿到报告，但对于非常时期医疗决策而言，哪怕早一天出结果也能增大救治成功的希望。于是，我们对流程做了改进：今天做的痰培养，第二天早晨先拍张照片发到工作群里，让专家组的人员全部能看到，我们可以先通过肉眼观察大概是哪类或哪种菌，从而推测耐药性、及时调整抗生素。这里还有不少流程在不断优化改变。其实不仅在公卫临床中心，我相信国内的很多医院也通过这次的救治，在优化流程，这对于病人的救治将发挥很大作用。
在前线抗疫的这段时间，医院的领导、同事都很支持。其实这段时间中山医院本部同样非常忙碌，比如发热门诊的管理、传染病的流程防控，没有医院全体同事的支持，我在前线也很难安心做好。
来自社会、学校、医院的力量也让我们感到很温暖。之前医院每个星期会送蔬菜水果到家里，学校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为我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和支持。前段时间，我通过滴滴呼叫，坐上了免费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的专车，这也是社会给医护人员的支持。我很多家人都是医务工作者，他们都了解防控知识，也能理解我们医生的职责，他们也在背后给了很大的支持。
Q
您现在仍坚守在公卫临床中心，现在这里整体氛围和最初入驻时有什么区别？未来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有何变化？
胡必杰：目前，国内本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虽然还是面临着境外疫情输入压力，但是现在和第一阶段的心境完全不一样了，至少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了。最近我已经逐步恢复了中山医院的部分工作，也有我的病人盼望我复诊。
进入公卫临床中心一个月的时候，上海方案慢慢形成雏形，我们对用药也有了经验积累，我们越来越有信心说上海方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提高，让我们的病人得到越来越好的治疗。
最近，我也陆续在参与国际交流和案例咨询，包括与美国、欧洲（英国、葡萄牙等）、东南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南非、巴拿马、哥斯达黎加、摩洛哥等海外专家进行交流，我们将成功的经验与他们分享。我也参加国内的咨询会和培训，告诉同行们我们这次对疫情的研究判断，以及对上海方案的经验总结。
我们还做了《新冠肺炎防治复旦中山方案》的全球发布，向全球传递经验，分享我们作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疫情来临后应该怎么做好防控救治工作，包括资源、人员的配备，流程的调整，以及医院行政和救治层面等多方面的架构。
Q
3月2日，您在公卫临床中心火线入党，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在您看来，这一经历将对您继续坚守抗疫一线以及今后职业生涯产生怎样的影响？
胡必杰：受张文宏说“党员要先上”的影响，我也想有更多机会冲锋在前。在前线抗疫的环境里，很容易受到影响。我身边党员很多，他们确实以更高标准和要求自律，这也激励我树立更高的目标。加入党组织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让我冲在前面，在重大事件面前发挥我的专业优势，今后我也会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Q
经过这次疫情，感染病科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作为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与感染管理科的主任，您如何看待这一学科的定位和未来发展？
胡必杰：中山医院感染病科是2003年SARS以后响应国家要求成立的，2015年开始设立病房，我从呼吸科调出，开始运作感染病科。科室第一批成员有潘珏教授和5个住院医师，人员规模在逐年扩大。
目前科室医生共有15位，人员虽然不多，但对国内医院的科室建制的借鉴意义很大。之前的感染病科是按照传染病科建设的，比较局限，在国际上，感染病科涉及到处理各种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包括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所以在这一背景下，我提出要成立感染病科，医院的领导很重视，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这次疫情也警示我们，感染性疾病非但没有离我们而去，而且对人类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人类与微生物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所以，感染病科要发展，但发展不是一句空话，这个学科怎么定位，更多要看到它的社会价值，要通过这个学科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其实每个科室都和感染病科有关，呼吸科、心内科、外科都是如此。感染病科水平上去了，对其他相关学科也有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作用。
对于医护人员而言，平时自身也要练好内功，时刻做好准备，同时，相关硬件软件建设都要完善，包括发热门诊、病房的建设，以及人力资源配备，政策倾斜等，多管齐下提升学科水平。
02 “从医30多年，越来越喜欢医生这个职业”
1979年，胡必杰从浙江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进入了中山医院呼吸科，做了30年的呼吸科医生，之后做了5年的感染科专家。他告诉记者，医学是一个越学越有意思的学科，从医是一项充满成就感的事业。
Q
您当时选择学医从医的初心是什么？
胡必杰：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我们胡氏家族成员中有40多位从医，我从小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开始有意识地让我背一些解剖学的知识，比如人有几块肌肉，有几块骨头，还会教我背一些抗生素的名称，可以说，我的启蒙教育就是医学知识教育。
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当时的分数还可以，不过我原本是希望去读理工科的，当时感觉考医学专业没有挑战性。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和父亲有了分歧，他希望我第一志愿填报上海第一医学院。那时候上海第一医学院是国内影响力很大的学校，最后我还是听从了父亲。
不过，当我真正进入医学院学习后，我越学越发现医学这个学科有意思。在医学领域，未知的东西比较多，可以让我们去探究，而探究后还能够救人一命，这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Q
在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对您影响深远的人和事？
胡必杰：首先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到现在为止，他还会对一些疾病继续钻研，我秉承了这个习惯，也喜欢经常思考钻研。
还有就是我的两位导师，硕士阶段的导师李锡莹教授和博士阶段的导师何礼贤教授，他们都是国内研究肺部感染很有影响力的专家，我也是中山医院专事肺部感染的第一个研究生。
两位导师的共同特点是对临床的要求特别高。在我读硕士阶段，有一次要定制一个用于肺部感染诊断的防污染毛刷，要去联系上海一家厂家，厂家路途遥远，何礼贤教授陪着我一起骑自行车几个小时往返。何礼贤教授看胸部平片和CT也很独到，他孜孜不倦地教我们从细微之处发现病灶，如今我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绩，也得益于导师对我的影响。我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如同家人，十分融洽，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经常去李锡莹教授家吃饭，教授每每盛情款待，也让我在周末改善了伙食。
Q
您对医学生、青年医生有什么寄语？
胡必杰：首先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想清楚你为什么想学医。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适合的职业也不一样。你想赚钱就不要学医。学医赚钱比较晚，也赚不了大钱。学医更多是一种信念，你为社会作出贡献是体现在救治每一个病人之上。学医也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但是你的辛苦会得到回报，学医从医能够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让人类更加健康。
此外，还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抱有更多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其实，作为感染病科医生，成就感就很强，也比较幸福。因为感染病科是能真正能治愈疾病的科室，我们把病原体搞清楚了，经过有效的治疗，相当部分的病患可以完全恢复，病人很开心，我们医务人员也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在我看来，职业和事业是分不开的，要有将事业和职业合二为一的心态。从医30多年，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医生这个职业，我是把这份职业当作事业来追求。很多人问我，做医生这么辛苦，累不累？但我其实并不感觉累，可能一位病人得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病，通过我的努力，能把他治愈，解除他的病痛，这会让我感到很开心。
组 稿
医学宣传部
文 字
付怡雪 张欣驰
编 辑
李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