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但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社会和人民影响比较深远的，仍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事件。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其影响及效应在数百年后仍不断扩散，对于我们了解东南亚华人的历史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和七下西洋，在东南亚留下大量的传说，甚至被神化和塑造为华人开拓东南亚的先驱，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记忆成了东南亚华人精神寄托的象征。另马来亚重要史籍《马来纪年》记载了有关明朝公主汉丽宝远嫁马六甲和番的故事，也成了当地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的证据。本文剖释东南亚华人历史传说的真实性，从而探讨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
历史中的郑和下西洋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往往要靠时人或后人的记述和追忆，但这对认识历史事实却不一定有帮助，有些时候甚至使我们更加迷惑。
明清史籍记载，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约于洪武四年（1371）出生于伊斯兰教家庭，幼年时已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的教义。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
详参明永乐三年郑和为其父亲马哈只立的《故马公墓志铭》。郑和七下西洋的年份为：
①1405年（永乐三年六月） 34岁：奉成祖命从南京龙江港起航，经太仓出海，偕王景弘率27800人第一次下西洋，永乐五年九月回国。
②1407年（永乐五年九月） 36岁：回国后，立即与王景弘、侯显等率船队第二次下西洋，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
③1409年（永乐七年） 38岁：九月又偕王景弘、费信等第三次下西洋。
④1413年（永乐十一年）42岁：偕马欢等人率船队第四次下西洋。
⑤1417年（永乐十五年）46岁：率船队第五次下西洋。
⑥1421年（永乐十九年）50岁：偕王景弘、马欢等人率船队第六次下西洋。
⑦1431年（宣德六年）60岁：偕王景弘、马欢、费信、巩珍等率船队27550人第七次下西洋。参考李焯然主编《郑和与海洋亚洲》，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5年，第8—15页。
宣德八年（1433）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时年62岁。七月船队回国，宣宗赐葬南京牛首山南麓。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政治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郑和七次率领28000多人、300多艘船的船队远航西洋，经过东南亚、印度洋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于郑和的远航活动，不少史家都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明史·郑和传》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0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6页。成祖得以登大统，是篡位而来。虽然《明史》又记载成祖攻陷南京都城，"出帝后尸于火中"，但显然在明朝时已经有人不相信，建文出走之说已经不胫而走。此所以明人朱国桢在《皇明大政纪》卷九提出反驳："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中，其何能为？文皇岂见不及此，乃摇于声影，有此举动？"其后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更有建文流亡云南行程的记载，详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1—285页。而今日北京西郊尚有建文帝衣冠冢，可见传说在明清两代一直未有中止。成祖疑心重，派郑和下西洋以确定事实，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明清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详参李焯然《迷失于历史记忆之中——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见李焯然、熊秉真编《转变中的文化记忆——中国与周边》，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8年，第2—19页。
近代史家的评价与联想
近代学者对郑和的研究，首推新史学大师梁启超。1904年梁氏在《新民丛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为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的一篇代表作。梁氏在文中说：
旧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于是有命和航海之举。但其动机安属，勿具论，吾征诸史文，于郑君首途之前，有深当注意者二事。一曰其目的在通欧西也。《本传》云："命和及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又云："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据此则此本行志非南渡而西征也。盖自马可·波罗入仕以来，欧人读其书而知中国有文明，始汲汲谋东航，此印度新航路之所由发见也。彼此皆未克达最终之目的地，而今东西通道之键钥，实胎孕于是。二曰航海利器之发达也。《本传》云："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吾读此文，而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及也。
梁启超认为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志在西征，通欧西。但他并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所以未引起后人的太多关注。然而，这篇文章对传统史学有着突破性的意义，梁启超主张新史学的作用在于启蒙国民意识，所以他对郑和的研究就不可以视为纯粹的历史探讨。梁氏充分肯定郑和是中国伟大的航海家，他对郑和的关注绝非偶然，这是他对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空间位置的定位思考。
对于几百年前中国人郑和七下西洋，吴晗于1936年在《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发表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是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吴晗认为明初对南洋诸国的态度，从明太祖的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突转为成祖的积极经营海外政策，有其内在的原因。明初连年征战，分封诸王，使国帑空虚，民生凋瘁。他说:
到成祖继位后，国家财政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不难不改变政策，掉转头来向南洋发展，从国际贸易的收入上来解救当前的难关。
吴晗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通过贸易增加政府收入，尽管他没有否定随之而来的其他成就。他对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结果，有如下的看法：
成宣间（1402—1435），努力向南洋发展之结果，第一为经济上之收获，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第二是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第三是文化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第四是华侨移植之增加及势力之发展，因航路之开辟及航海技术之进步，加以郑和一行使人在南洋之成功，使中国人在南洋之地位徒然提高，在各方面均得便利；因之渡海博易及居留之人数顿增，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渐得当地人之信仰。华商遂取得南洋经济上领袖之地位，同时参与当地政治，有为当地执政者，甚至有为国王者。
吴文发表后不久，许道龄便在《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期的通讯栏致函顾颉刚，批评吴文所说"经营国际贸易"为最大使命，并认为成祖命郑和下西洋之主因实为"巩固帝位"。当时加入论争的尚有李晋华，讨论颇为热闹。1937年童书业在《禹贡》半月刊第7卷1—3期发表《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指出郑和下西洋有"国际贸易"的成分，但并未主张郑和下西洋之主要使命为"经营贸易"。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究竟是政治还是贸易，跟我们这次的讨论没有关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过去的学者论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时，往往慨叹当时的明朝政府没有把握良机以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对外关系。
如梁启超便说：
天下之事失败者不必说，其成功者亦不必与其所希望之性质相缘，或过或不及，而总不离本希望之性质近是，此佛说所谓造业也。哥氏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也。维氏之航海，为觅支那也，支那不得达，而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者也。要之其希望之性质，咸以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定点虽不达，而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固已达。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以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呜呼！此我族之所以久为人下也。
梁氏认为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满足君主个人的私欲和怀柔远人的虚誉，虽然出使在当时有一定的成就，但对中国的发展则未见有何裨益。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更认为：
从成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以后，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可是政府放弃了这责任，且不愿继承前人的伟绩，退隐自守，听其自然。
从吴晗惋惜明朝政府没有进一步把南洋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可以知道当时明朝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反而吴晗的"天朝上国"意识，并没有因他所处的时代而被洗刷干净。类似的想法，每当中国人在面对时代的困境、文化的危机的时候，都会重新涌现。
郑和在东南亚的传说与崇拜
关于郑和的资料，外国很少有记载，但他踏足过的国家，都有不少他的传说。他那庞大的船队和数以千计的船员，所到之处，必然引起轰动。郑和的事迹和故事，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世代相传，历史事实往往与民间传说互相混淆。
在马六甲就有许多关于郑和的传说。马六甲人民相信宝山亭是为了纪念郑和而建，宝山亭内的三宝井，被认为是郑和留下来的取水井，当地人民以三宝井作为怀念郑和的历史遗物。而实际上马六甲的宝山亭是由华社领袖甲必丹蔡士章所建，作为当地华人在华人墓地三宝山（BukitCina）祭拜祖先时歇脚的地方。
马六甲还有另一个传说，当地海里有一种鱼称为"三宝公鱼"（Ikan Talang），鱼身两侧的奇异斑纹据说源自郑和的掌印。传说当年有一条受困的鱼，郑和把它抓起来放回海中，因此在鱼的身上留下掌印。
马六甲郑和像
传说是随同人物被"神化"而来。东南亚的华人也有把郑和看作神灵供奉的。在印度尼西亚的三保垄（Semarang），数世纪以来人们都把郑和供奉为神。在位于爪哇三宝垄市中心的大觉寺内供奉了郑和的神像，两旁还有他的两位得力助手王景弘和马欢的神像。神坛上有"三保大人"字样牌匾。
在泰国（古称暹罗），华人称郑和为"三宝佛公"。泰国旧皇都大城府（Ayuthaya）的帕南车寺（Phanan Cheong Buddhist Monastery），是当地佛教信徒膜拜郑和的地方。见李焯然主编《郑和与海洋亚洲》，第82—83页。其实，早在明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中，卷二记载的暹罗的名胜古迹，部分便与郑和有关，其中也有供奉郑和的三宝庙。《形胜名迹》节记载：
三宝港（是港无鳄鱼。）
金城（在王宫。）
金塔（在殿内，其中金佛无数，高七八尺，小一二尺。）
三关（其中为程尽所辖，其二为木夷所辖，其三为佛郎机、日本所辖。）
锡门（华人出入必经之处，郑和为建卓楔，扁曰天竺国。）
礼拜寺（永乐间郑和所建寺，甚宏伟，佛高与屋齐。）
东南亚的郑和信仰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使这位伊斯兰教信徒的宗教归属和地位，更加令人难以理解。根据孔远志和郑一钧的考察，供奉郑和及其随员的寺庙可说遍布东南亚各地，包括：
印度尼西亚：
三宝垄三保庙
耶加达三保水厨庙
井里汶三保庙
泗水三保庙
泗水郑和清真寺
马来西亚：
马六甲宝山亭
登嘉楼三保公庙
槟城三保庙
砂劳越义文宫三保庙
吉隆坡三宝庙
泰国：
大城府三宝公庙
吞府三宝公庙（弥陀寺）
北柳三宝公佛寺
菲律宾：
苏禄白本头庙
柬埔寨：
磅湛市三保公庙
东南亚有众多供奉郑和的庙宇，是颇为特殊的文化和宗教现象，而且对郑和的信仰，跨越了儒、佛、道、回四教，成了文明与宗教融合的人物。
历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分析和评价受制于环境或当前的政治立场。借古知今当然是学习历史的价值，但以古为今用，便常常导致历史被误解，或甚至被歪曲。
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在"国家"观念还不是很明确的时候,中国与当时各国间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代的"朝贡"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明成祖将被动地等待外国来朝，转为积极派人下西洋去"招贡"，进行"赍赐"贸易。为了日后航行的便利，郑和船队在安南、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等地均设立"官厂"，派兵驻守,并聘用海外华裔帮助制订和实施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活动。地处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一带的忽鲁谟斯(今伊朗格什姆岛)，位于亚欧非三洲的中央地带，又是海上要冲，是郑和下西洋航线西部的贸易基地。
处于东西方贸易福地的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是郑和实施东西方贸易的另一大本营。上述这些贸易基地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呈现一片繁荣。综观历史记载，郑和下西洋期间的确曾协助一些国家加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曾严厉打击了东南亚地区的海盗活动，维护了南海交通要道的畅通；擒杀了图谋篡夺苏门答腊王位的苏干刺，稳固了王权，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稳定；调解和缓和了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使马六甲和邻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得以解决,并发展壮大，成为东南亚地区贸易繁荣、经济发达的强国。
从以上的历史事实，不难明白为何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对郑和有深厚的情感，以至民间把他的事迹神化，甚或建庙供奉，把他视为保护神，保佑家宅兴隆、出入平安。
明末清初及19世纪初，移民及华工大量南来开拓东南亚。早期海外华人缺乏中国政府的支持，面对当地政府的压迫和对家乡的思念，郑和被塑造为华人开拓东南亚的先驱，汉丽宝公主被视为马六甲土生华人的祖先，这是当时海外华人的主观意愿。郑和下西洋和汉丽宝公主和亲的历史记忆和传说，也成了人们身份认同和精神寄托的象征。本来是虚构的传说，但在当地华人的不断改造和不断肯定下，这些传说已经变成事实般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