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社区矫正宣传网
1
大会的筹办、组织概况
大会由日本法务省、联合国亚洲远东防止犯罪研修所、日本更生保护协会、全国保护司联盟、日本中央及地方犯罪者更生保护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社区矫正大会”，于2017年9月12至15日在日本东京都的品川王子大饭店召开。
该会议为首次在亚洲（日本）举办世界的社区矫正大会，得到日本东京都政府、日本经济联合会、全国犯罪者雇佣协会、美国缓刑和假释协会、亚洲预防非犯罪基金会、欧洲缓刑联盟、国际社区矫正协会、国际矫正与监狱协会的大力支持。参加本次大会的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400余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民间专职社工、志愿者等。
2
二、大会报告、参观及文化展示内容
日本政府为办好本次会议，做了非常用心的准备。全体大会主题围绕“是否具有确立有效且持续发展的保护观察制度的方法”、“保护观察研究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论保护观察实务社区司法价值”、“社区矫正、公共参与和激励”、“保护观察的未来——亚洲经验和社区作用”展开，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代表作了交流发言。此外，大会还举办了12节工作坊，内容包括参观和分会场报告两大类。
分会场报告主要内容：美国：保护观察的保护观察协会关于制定社区矫正政策及实践；重视“反应性指导监督”；减少监狱关押人数的革新研究方法。法国：关于“针对有特别需求罪犯”的理论与实践；防止保护观察制度中暴力（过激）冲突的对策；对社区矫正有效性的评估与矫治；电子监控防止再犯效果的实践；包含援助被害人的保护观察制度的作用。瑞典：矫正保护局运用 “RNR（风险、评估、响应）”原则的实践；针对暴力犯罪者的社区处遇规划；利用学科技术减少保护观察对象危险的改革。英国：居于证据的理论与实践；针对性犯罪者的危险性评估；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复归社会的政策援助、革新实践；针对违法少年的市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发展。荷兰：罪犯综合危险性的评估工具。智利：违法少年危险要因影响的分析；着眼于地域环境（少年居住地）的处遇复权。肯尼亚：针对不同性别保护观察和社会内处遇的实践及展望。日本：保护观察中的家庭支援现状及课题；自立准备设施的意义、价值及可能性；更生保护设施与社区的适当距离；日本更生保护设施的特征；更生保护设施两全会的新型、先进处遇；陪审员制度对社会内处遇的期待；涉毒罪犯的再犯预测因子；重大精神病性犯罪者的评估和处遇；艺术与更生保护之心。国际矫正刑事设施协会：对矫正对象就业支援的研究与实践。澳大利亚：社区司法制度；在罪犯更生及预防再犯罪的作用。泰国：减少高度危险年轻人再犯罪的方法研究。
分报告内容丰富多彩，与会者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领域或内容自由选择。参观内容包括：访问12名保护司家庭、府中刑务所（监狱）、多摩少年院、东京保护观察所（司法所）、两全会（1918年初立）大田援助中心、大田区更生保护援助中心等。
为表达对各国参会代表的欢迎，法务大臣上川阳子亲赴高轮格兰王子大饭店招待宴会发表演讲，艺术团体表演了著名的太鼓和阿波舞。太鼓在日本文化中意义重大。古代日本人，既敲击太鼓迎接神灵，也用于驱赶病魔。不论宫廷、战争、歌舞剧中都有太鼓的影子。在宗教中，太鼓则是佛的音乐。阿波舞是日本关西地区德岛县举办庆祝活动中跳的一种舞蹈。阿波舞已有400年的历史，这种由10名男女组成一组，踏着2拍节奏跳的热情舞蹈，也属于世界阿波舞蹈的一种。这些体现日本传统文化的节目，将大会的文化氛围推至高潮，获得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赏。
3
东南亚等国社会内处遇基本概况
1990年联合国制定的“关于非拘禁措施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东京规则）”，展示出以社会内处遇为核心的非拘禁措施的国际标准。亚洲东南亚国家中，有六个国家已经建立“非拘禁措施制度”，有4个国家尚未建立“非拘禁措施制度”。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引进建立与日本的保护司相类似的制度，但不同国家，对于犯罪者的监督指导、支援、社会调查、夜间外出禁止令遵守的确认、团体处遇等，在社会处遇（社区矫正）过程中，除了辅助司法官员之外，还活跃在与相关机构的联系、经济援助、预防犯罪、提高市民意识等非常广泛的领域。具体讲，新加坡：在官员与社工的作用与担当方面，比较重视家庭对社会内处遇对象的指导监督、门禁的遵守确认、与双亲的相互协作以及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在队伍人才培育方面，注重研修基础培训和高级培训、对案件的研讨。对于切实遵守门禁的对象予以表彰。菲律宾：在官员与社工的作用与担当方面，注重对社会内处遇对象的指导监督、对象心理咨询矫治、恢复性司法及团体治疗活动；在队伍人才培育方面，注重基础培训、团体队伍提升和专题研修。泰国：1986年引进了日本的保护司制度，在官员与社工的作用与担当方面，注重专职社工对政府官员大的协助、参与罪犯更生及防止再犯的活动；在队伍人才培育方面，研修培训中注重犯罪学基础、社会福利、社会处遇管理局的使命，医疗制度、案件补贴、对突出更显者的表彰。
4
日本保护观察制度的根基——无私奉献的保护司
不同的国家，创建“社会内处遇”制度的渊源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其制度建设及实践的模式。日本、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社会内处遇）最初都起源于民间慈善家的自愿奉献。即便在今天，这种民间的奉献精神仍然是日本保护观察制度的文化根基，大约有48000“保护司”，和保护观察官共同深入协作，使得个人为核心的“近身处遇”模式成功。一百多年来，社会内处遇实践发展到今天，保护司的无私贡献是不可欠缺的。
日本的社区矫正体制是“官民结合，以民为主”。具体承担社区矫正职责政府官员（保护观察官）和专职社工（称之为：保护司）所发挥的作用、技能、资格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培养一名保护观察官通常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除了具备公务员资格之外，还需要具有社会学、教育学或心理学等专门知识），两者之间形成互补的合作模式。
日本的保护观察官可以称之为“案件管理者”，承担初次会见（中国大陆称之为“区县司法局报到”）、制定保护观察实施计划、与相关结构联系、实施处遇计划、行使处罚措施等，而保护司则是发挥地域性和民间型的特点，与对象本人近身接触——“会见指导”（通常是在保护司家里见面，保护司也到对象家里访问，了解实际生活状况。若感到一定的风险，便在保护观察所或公开场所会见），持续性关注其改善更生情况。保护司通过与对象之间建立信赖关系， 指导对象用实际行动证明其自尊心及作为守法公民的愿望，帮助对象远离犯罪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刑务所（监狱）的官员，也没有任何人因为罪犯自杀、脱逃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是根据当事人的过错大小，被处以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薪、降职、开除处分。
日本也没有设置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后，对承担社区矫正职责的司法官员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战斗在一线工作的都是保护司（48000余名），是法务大臣任命的专职社工。保护司不领取工资，仅依照每一案件一个月4千日元（高难度案件7千日元）的标准领取补贴。无论是在大会交流，还是到保护司家里访问，总是听见他们说：只要获得了对象的信任，能够进行交流，就感到很愉快、感到成功乃至幸福。而一旦有对象再次违法或犯罪，保护司就感到极其难过、郁闷，感到自己很失败，没有尽到身为保护司的职责。
通过大会交流，和保护司家里访问，感受最深的是，无论是在该岗位上工作40多年的老人，还是仅仅才参加5年左右的中年人，对自己能够被法务大臣任命参与国家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工作，都感到无限荣光，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工作。日本政府面对这样一个近5万人的群体，如此具有使命感、责任心，仅仅奉献却不领取工资的保护司队伍，充满了感激之情，不可能设置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
鲁兰，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