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时期。这样的背景，为中华各民族与域外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特别是从北朝开始，中国与波斯萨珊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除了政治声援，还有多彩的文化交流，不论是作为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波斯与中国的两种文化在唐王朝交融产生的成果，比如唐人制作的波斯纹样、仿金银器制品，又从长安传到世界各地。
加之这一时期佛教盛行，本土道教广为传播，三夷教入华，儒学面临严峻挑战但开始吸收佛、道精华取得新发展，因此文化发展空前繁荣。同时，中国陶瓷器与世界经济文化往来进入到重要的发展阶段，瓷器的生产逐步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工艺上受到宗教与域外文化的影响而不断创新，这些技艺也被域外诸地区学习和模仿。
唐，邢窑白磁佛像贴塑缽
一、古希腊艺术、古印度犍陀罗艺术对我国佛教美术的影响
中亚是东西方文明交会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公元前190年，阿姆河流域的希腊人征服了犍陀罗地区，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犍陀罗，位于古代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之间，是古代印度十六列国之一。它自古就是印度的西北门户，也是外族入侵的必经之地。由于希腊文化的深度渗透，形成了该区域独树一帜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其雕刻的佛像不可避免带有浓郁的古希腊艺术风格，均按照高鼻梁、深目、窄额等特征来塑造，只是在外表上加上了一些佛的特征。犍陀罗佛教艺术随着中南亚地区贵霜帝国（约公元1世纪至3世纪，鼎盛时期的疆域包含今日的塔吉克斯坦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恒河流域。）的崛起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东方。
公元1世纪，亚欧非大陆上4个主要的帝国，即：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安息）、贵霜帝国和东汉王朝，标星为犍陀罗大致范围，图片来源于网络
佛教东传中国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随着佛教东传的时间及路线展开了大量建塔修庙、开窟造像工程。库车（古龟兹）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敦煌以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群、武威（古姑臧）的天梯山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著名的历史遗迹，无不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左图：约公元前800年-前146年，古希腊，宙斯雕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右图：公元1-5世纪，犍陀罗灰片岩菩萨立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早期开凿的佛像明显受到了希腊化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以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最为典型。昙曜五窟（开凿于460－465年，现16-20窟）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由北魏高僧昙曜主持开凿。鲜卑拓跋氏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缓和日益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在寻求一种符合各方利益的统治思想，最终外来佛教成为胜利者。从北魏文成帝拓跋濬（452-465年在位）开始，由皇家出资开始开凿。伴随着云冈石窟，平城（今大同市）佛教达到极致。昙曜五窟的佛像对比此后开凿的佛像，面相富有希腊人的鲜明特征：高大健硕、广眉、高鼻、眼深、宽肩；在服饰方面也是模仿希腊和西域地区，衣着厚重极富毛料质感。
左图：公元1-5世纪，犍陀罗佛像
右图：北魏昙曜五窟（460－465年），云冈石窟第20窟
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是佛教东传带来的产物，它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但是其内在精神、气魄、格调，在根本上仍然保持着中国的本质。这些佛像随着佛教的本土化，也越来越“入乡随俗”，不管是从面相还是衣着上，越来越中国化，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伴随佛教文化而来的纹饰，如莲花、忍冬、宝相花等，也在中国具有了新题材、新变化，绽放于各种装饰工艺上。
左图：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柯林斯式柱头茛苕叶装饰
右图：北魏（386年~534年），云冈石窟忍冬纹装饰
二、外来艺术在陶瓷器上的移植
青瓷是我国最早的瓷器，古代青瓷窑址都集中于江南地带。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年在位）统一中国北方后，南方的制瓷工艺传入北方。北齐（550-577年）前后，北方在烧制青瓷的基础上诞生了白瓷。白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瓷业一次质的飞跃，是陶瓷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随着白瓷的产生，瓷器的装饰手法变得全新，这让瓷上彩绘获得无穷发展的可能。到了唐代，窑场遍布，各窑口渐见特色，形成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河北邢窑白瓷与浙江越窑青瓷，并由此发展出黑瓷、花釉瓷、绞胎瓷等许多品种，为宋瓷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青瓷莲花尊：虔诚信仰的奢侈品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南北朝时兴盛，隋唐时进入鼎盛阶段。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佛国文化深入到许多领域，各种工艺品上的佛教题材应运而生。
北朝，青瓷莲花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陶瓷器上的佛教装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雕像外，最具特点还属青瓷莲花尊。在佛教艺术中，莲花是圣洁之花，代表“净土”，寓意吉祥，象征自性清净。因此，莲瓣纹成为南北朝瓷器上最重要、最具时代特征的标志。莲瓣的形态丰富，变化多端；造型有仰莲或覆莲、单瓣或复瓣；装饰手法有堆塑、刻划、模印、贴塑多种；图案或简洁明快，或精美繁缛；装饰效果令人赏心悦目。莲花尊的出现很可能是替代了魏晋时期就已流行的陪葬品谷仓罐。
西晋，越窑青釉堆塑楼阁魂瓶
谷仓罐，又称魂瓶、堆塑罐，从东汉时的五联罐演化而来，是储藏死者灵魂的栖息物或寄托物。随着佛教文化的盛行，莲花尊不仅可以替代谷仓罐安放灵魂，又因加入了佛教因素，具有超度死者亡魂的作用，使其免于轮回之苦。可以说，莲花尊是佛教与中国古代灵魂观念结合的产物。
汉，越窑青釉五联罐
萨珊金银器在唐代陶瓷器上的完美复刻
中国与伊朗（古称波斯）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两国人民很早便友好往来。贸易方面，互通有无；文化方面，互相交流。从西汉张骞一行出使西域时，就与当时的安息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建立了交往。到了波斯萨珊王朝（224年-651年）时期，双方之间的友好交流更为频繁。在这一时期内，萨珊的文化以一股精细、柔美，且带有强烈政治意味和奢华贵族气息的独特艺术之风，随着丝绸之路抵达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
上图：6-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银碗，湛江市遂溪县博物馆藏
下图：唐（618-907年），银制飞鹅莲叶花瓣形葵口碗
中国在汉代及汉以前，精美的青铜器和丝织品举世罕匹。但是由于矿产资源的限制，金银容器却不多见，直到唐代才开始发达，这种发展极有可能是原材料的输入以及受到了草原和萨珊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唐代生产的金银器明显具有波斯和草原文化的色彩，就连陶瓷器中也出现了很多与西方文明以及草原游牧民族联系颇多的造型，如双峰骆驼、胡人俑、双耳扁壶、把杯、皮囊壶等。
上图：北魏，鎏金银高足杯（波斯萨珊王朝的舶来品），山西博物院藏
中图：唐，镀金狩猎纹脚杯
下图：唐，绿釉高足杯
左图：唐，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右图：唐，三彩舞马含杯浮雕皮囊壶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初时期烧制的青釉凤首龙柄壶，其原型就来自于萨珊金银器。当时波斯萨珊的一种鸟首壶瓶传到我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以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工匠们把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凤的嘴下啄，凤头扣住壶的口沿，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在凤头的后侧，从口沿顺肩而下至底部，壶柄塑成一条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整体壶形保留了南北朝时期莲花尊的形状，壶体以塑贴和刻画技法进行装饰。腹部塑贴的主体纹饰分为两层：上层为六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圈内有胡人舞蹈纹；下层为六朵宝相花；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纹、卷叶纹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其装饰纹样繁复，层次清晰，疏密有致，富有美感。
上左：北周（557-581年），波斯萨珊王朝鎏金银壶，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上中：7世纪伊朗，猫形柄执壶
上右：唐（618-907年），金银镀龙首水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下图：唐（618-907年），青釉凤首龙柄壶，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凤首壶既吸取了波斯萨珊金银器造型的特点，又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还将佛国文化也加入其中，它不仅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也成为中西文化融合最具代表性的物品。
从唐三彩到异域三彩
唐王朝的色彩妖冶艳丽，空前绚丽，既洋溢着生命的丰沛，又分明浸染着异域的气息。与南青北白基调不同的唐三彩，似乎更能代表盛世王朝的色彩。唐三彩其实不止三种颜色，古代汉语的数词常是虚指，因其颜色比较多，故称三彩。在唐代，它其实不叫这个名字。上世纪初，在洛阳邙山一带的显贵唐墓中出土了这类器物，由当时的收藏者和文物贩子称为三彩。它多是殉葬的明器，但这些明器再现的却是环绕墓主人生前的大唐彩色世界，也展现了他们对身后多彩生活的向往。
唐，三彩印花扁壶
唐三彩初现于唐高宗时代（649-683年在位），到玄宗（712-756年在位）开元年间，臻于极盛，最精彩的器物收获于长安、洛阳一带的显贵墓葬中。但在开元末，玄宗皇帝认为丧葬太奢侈，下令明器以“素瓦为之”，所以在天宝年间，唐三彩逐渐消失。唐三彩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雕塑类，包括俑马、骆驼、建筑模型；还有一类则是器皿。唐三彩流行的时候，正值中外方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所以它的很多造型特征都打上了中外交流的印记。很多人认为金色是唐三彩里面最珍贵的颜色，但是从工艺角度来看，最珍贵的应该是蓝色。这种蓝色用的钴料经过检测，证明来自波斯，和以后的青花材料一样。
左图：唐（618-907年），三彩鱼纹盘
右图：14-17世纪，波斯三彩人面兽身大盘
当唐三彩淡出唐王朝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却将其带回西亚，波斯陶工们在锡釉陶器上装饰蓝、绿、紫、黄等颜料，正是模仿回流的唐三彩。唐三彩在伊斯兰大地开花结果，以唐三彩为原型的波斯三彩成为流行于两河流域、伊朗一带的时尚品。
左图：唐（618-907年），三彩万年壶
右图：8世纪，奈良三彩有盖壶，日本奈良正仓院藏
除此以外，还有辽三彩、金三彩、埃及三彩、新罗三彩、奈良三彩（前文已述）等异域三彩应运而生，即便盛极一时的唐三彩早已淡出，但依仗大唐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也奇迹般传送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制瓷技术对外传播的品种之一，为世界陶瓷文化交流史谱写了华彩乐章。
三、唐王朝对外影响：小小的驮鞍 大大的世界
驼铃悠悠，丝路漫漫，唱不尽盛世繁华。一行昂首挺拔的骆驼商队缓慢前行，来到世界上最繁华的长安城西市。其中一只骆驼也许是因为旅途的劳顿，也许是货物的沉重，也许是来到长安让它兴奋不已。它四脚蜷曲，头部扬起，状若嘶鸣。在它的驮鞍上，我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货物和商品。
驮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商品；横插在驮鞍两侧的白色物品，从外观形状上，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产自东南亚或非洲地区的象牙。象牙在中国商周时期就被当做贵重商品进行买卖雕刻，是中国当时制作饰品和用具的奢华原料。包袱侧面用绳悬挂着一把白色单柄凤首壶，凤首造型清晰可见。这样造型的器具是典型的西亚波斯萨珊金银器风格的器具。驮鞍的另一侧悬挂着一件白色花口盘以及蓝色皮囊壶。白色花口盘是唐宋时较为流行的一种瓷器，皮囊壶是游牧民族出行常见的盛水容器。骆驼驮鞍上所载货物，就包含了代表东亚、东南亚、西亚以及欧亚草原等特点类型的独特器具。
唐，三彩载物卧驼俑，西安博物院藏
另一只骆驼昂首挺拔，伫立于闹市之中。它的驼背上铺着一张花毯，上面驮载着5个训练有素的成年胡人男子，他们此刻正在进行“音乐巡演”。驼背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人，神情专注地演奏胡乐。左面一人弹奏琵琶，一人吹觱篥；右面两人击鼓，四人戴着襆头，身着翻领半袖大衣，脚蹬皮靴。站立在四人中间的是一个髯须浓密、眼睛圆睁、穿翻领绿袍的胡人歌唱者。他右手前抬，右臂舞袖低垂，嘴正张开，似在合乐而舞并伴以歌唱。他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长安人民的喝彩。
唐，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样的画面，是我们对一千多年前，西方驼队来到长安的一份遐想。今时今日，我们虽已无法再见这样的盛况，但它们却被保留在了历史文物中。凭借这小小驮鞍，我们看到了东西文明的交汇，也看到了大唐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万邦来朝的盛世辉煌。
富强繁荣的唐王朝，社会开放，文化多元，吸引了邻近民族和各国人士的蜂拥而至，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国家。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登基时，就曾昭告天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并在不同场合宣扬“四海一家”“混汉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歧视偏见和民族界限，建立了中原皇帝与草原“天可汗”的双重崇高地位。
在唐朝，外国人允许参政做官，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改汉名为晁衡，曾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波斯人后代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长安宿卫任官等等。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眼光的表现。而且外国人也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通商贸易受到保护，允许异国或异族之间通婚，允许与汉人衣食住行混杂。在宗教方面，唐朝对宗教传播并不严厉限制，外国诸多宗教的僧侣都可以进入唐境，特别是对佛教僧侣开放最大。仅次于佛教的是史称“三夷教”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唐朝对这三个外来宗教僧侣，早期颇为宽容优待，它们一度在长安等地广为流行。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陕西历史博物院藏
开放的民族政策与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让中华文明在那个时代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加上物质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权威、军事实力的强大、宗教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的发达、科学技术的领先，甚至包括服饰发型的新潮等原因，向唐朝称臣、朝贡的国家与地区达300多个，用“万邦来朝”的说法是毫不夸张的。
四、海路开启：从杨良瑶聘使黑衣大食到外销瓷贸易
唐贞元元年（785年），唐德宗特命全权大使杨良瑶率领大唐代表团出使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750-1258年）。这是中国官方船队第一次远达西亚的阿拉伯世界，是比明朝郑和下西洋首航还要早620年的海上丝路之旅。
当然，杨良瑶率团出使阿拉伯地区不单只是为了通商贸易，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联盟共同对抗吐蕃。751年，唐将高仙芝攻打中亚国家石国，激起了西域国家的反抗，在怛逻斯城被东进的阿拉伯军队击败。这次战争在人类科学史上意义非凡。唐军失败后，黑衣大食掳走了数万唐朝俘虏，其中有织匠、金银匠、画匠、造纸匠等，这些中国的工艺技术因此纷纷西传，成为别样的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尤其是纸的应用对促进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起了巨大作用。
怛逻斯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于地缘看世界
怛逻斯之战几年以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朝陷入内乱。黑衣大食也陷入内部将领叛乱，两国的外交就此停滞。为了平定内乱，唐政府抽调西域镇守军队，由此大大收缩了对于西域地区的控制行为。吐蕃趁机侵占了河西领地，阻断了唐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唐蕃关系就此破裂。而吐蕃的西进也与黑衣大食冲突不断。为了对抗吐蕃解决危机，也为了恢复与阿拉伯地区的外交关系，于是有了杨良瑶一行南下，从广州出海下西洋的壮举。
广州是唐朝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路的中国起点之一。早在唐开元二年（714年）之前就已经在此设立了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这里不仅是海外奇器异巧进入唐朝的口岸，也是当时远洋航行船舶的集结地。通过杨良瑶走海路出使黑衣大食，大大促进了通过海路的中外文化交流，从贞元初年开始，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兴盛起来。
杨良瑶出使大食线路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勿里洞岛以北4海里处，发现了一艘震动世界的海底沉船，后经打捞以及考古学家的认定，这是一艘来自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阿拉伯商船，而船上载着的60000多件文物，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唐朝，后来这艘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专家们根据沉船上物品留下的线索，最终将“黑石号”的年限定在了唐宝历二年（826年）或更晚一些，即唐代中晚期。
勿里洞岛位置示意图
在这60000多件文物里，98%都是瓷器，还有香料、漆器、金银器等。据统计，瓷器中以长沙窑为最大宗，有约55000件，大部分是碗，各类壶约有700件；越窑的青瓷约250件；还有白瓷约300件，绿彩瓷器约200件以及其他瓷器约500件。最引人瞩目的是在沉船中还发现了3件唐代的青花瓷器。
唐，“黑石号”沉船青花盘，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众所周知，青花瓷盛行于明清时期。过去人们认为青花瓷创烧于元代，直到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中发现了唐代青花瓷的残片。“黑石号”上的这3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瓷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片的纹样风格十分相似，都是以棕榈叶纹、菱形纹、梅花点纹、竖条纹等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纹饰为装饰，这种纹样在唐代陶瓷器中比较罕见。它们与大量无可争议的唐代中晚期瓷器同处于一艘船上，说明其来自中国，证实在唐代已经用钴料作釉下彩烧制青花瓷，并且根据输入地区的要求进行生产输出海外。
唐，“黑石号”沉船长沙窑碗
“黑石号”的第二个亮点在于大量的长沙窑瓷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地点发现数量如此之巨的长沙窑瓷器。长沙窑与同时代的越窑、邢窑相比，并不是名贵的窑口，而是纯粹的唐代民窑，所面向的群体为普通百姓。但它却是以低价参与市场竞争，盛销于国内市场，并很快成为外销日用瓷的大宗。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陆上丝路逐渐衰落，位于湘江岸边的长沙窑通过水运能与扬州、广州、安南等地连接起来，使沉重易碎、不适合大规模长途陆运的陶瓷器找到新的出口方式。据考古发现，在朝鲜、日本、印尼、伊朗、埃及等地，都有长沙窑瓷器的出土。“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的大量发现，也说明了当时这类瓷器外销的事实。
唐，“黑石号”沉船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纹双系罐，扬州博物馆藏
这些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文化特征鲜明，釉下彩绘题材丰富，充分体现出了专供出口海外定制的特点。碗类日用品除了常见的简笔花卉与树叶、云气纹、山水纹、漩涡纹及市井流行诗文、俗语等，还有佛教题材的卍字佛塔、摩羯鱼、莲花纹等。一些过去认为是简笔写意山水画、云气纹和一些隐藏在图案中的简笔纹饰已被专家破译，认为是阿拉伯文；壶通常采用模印贴花装饰，贴花的内容以域外文化为主，如狮子、椰枣树、婆罗树、波罗蜜树、葡萄、寺庙以及胡人舞乐等。
唐，“黑石号”沉船白釉绿彩带把瓶，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也许是遭遇了风暴，致使“黑石号”偏离了原先的航线，不幸触礁沉没。古代阿拉伯的商船与中国唐朝的物产，一起被掩埋在东南亚的海底。当绝大多数沉船货品已经腐烂甚至消失以后，瓷器仍在海底长久保存，这就是窑火的作用。火的艺术造就的物质永久不灭，这就是瓷器。“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陶瓷器及其他文物，是对中华文明的礼赞和对历史文化艺术讴歌的重要实物证据。透过这些文物，我们看到的是古代中国灿烂文化的遗韵、光彩与不同文明之间日夜不停的交流。
唐，“黑石号”沉船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狮纹双系壶，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也正是因为这艘沉船的存在，用实物印证了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就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友好往来。当中国的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罗盘、火药等技艺西传时，阿拉伯先进的数学、天文历法与航海、地理知识也渐渐传入中国；伊斯兰教继佛教、三夷教后成功入华，并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完成了它的华化阶段，自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千百年来，亚欧贸易通道上穿梭的，不仅是商品和物质的贸易，还有更为广阔的人种、宗教与文化的迁徙与影响。这些影响共同塑造了不同时期的中原王朝，也同时塑造了中亚、欧洲地区的物质生活与文化。伴随着贸易行进的，是人种和文化的大迁徙。由汉及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唐朝能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一方面源于它的折中主义，即把此前四百年混乱的历史中的各种文化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源于它的世界主义，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容并蓄。
但从唐军怛逻斯之战败给阿拉伯军队，以及随后的安史之乱，唐朝便开始走向衰落。西藏吐蕃也乘机侵占了河西领地，并向西域进军。河西地区自西汉以来就是保障中原政权不受外来侵犯的军事要地，也是中国通往中亚、西亚进行商贸交易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作为河西走廊上最璀璨的明珠——敦煌，就是中外不同文化的汇聚、碰撞和交融的见证者与传播者。唐朝失去对河西的控制权，陆路上东往西去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此走向衰落，敦煌也陷入了孤军抗敌的局面，但其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却并未中断。在经过吐蕃征服和统治后，归义军政权（851-1036年）维持了敦煌地区近二百年的社会稳定【张承奉建立的金山国（906-914年）除外】，使当地的文化得以保存、发展。
西夏，榆林窟第10窟，窟顶南披狮纹边饰
唐朝失去了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从此退出了中亚，这也使得陆上丝路走向衰落。之后的宋朝也没有能力控制河西地区，直到元朝统一中国后，陆上丝路才得以恢复。而唐朝中后期北方地区战火连年使得北人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些原因都进一步促进了海上丝路的发展。海上丝路开始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参考资料：
1、杭侃：《云冈石窟何以体现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新闻社，2022年
2、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绵亘万里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3、安家瑶：《丝绸之路与玻璃器》，《文物天地》2021年第12期
4、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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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明华：《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上海博物馆特展图录，2020年
7、程庸：《瓷上世界：瓷耀世界——器以载道传扬瓷韵风华》，江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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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辛：《瓷上世界：瓷行天下——千年帝王意志下的瓷路沧桑》，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
10、张国刚：《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中信出版社，2020年魏晋隋唐·诸神入华、兼容并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