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是军事组织为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而实施的一整套思想。2500多年前中国的军事家孙子称其为兵法，著有《孙子兵法》一书。西方的战略源于希腊语的“战略”一词，在18世纪出现时，被狭义地视为“将军的艺术”，或“军队的安排艺术”。军事战略涉及战役的计划和实施，军队的移动和部署，以对敌人的谋略欺骗。
孙子(公元前544-496年)通常被认为是东方军事战略的鼻祖，对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历史和现代战争战术有很大的影响。孙子的《孙子兵法》越来越受欢迎，在西方社会也看到了实际应用。它继续影响着亚洲、欧洲和美国的许多竞争活动，包括军事、文化、政治、商业、以及现代战争。东方的军事战略不同于西方，更多地侧重于不对称战争和计谋。商那克亚(Chanakya)的《政事论(Arthashastra)》在印度和亚洲历史上也是重要的战略和政治意义。
西方现代战略研究之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将军事战略定义为“运用战斗来结束战争”。
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对战争的定义较少重视，将战略定义为“分配和应用军事手段以实现政策目标的艺术”。因此，两者都将政治目标置于军事目标之上。
战略不同于战术，战略是指通过高水平的、长期的规划、发展和采购，运用国家的全部军事力量，以确保安全或取得胜利。战术是军事科学，用于确保目标确定为军事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使用人员、装备、飞机、船只和武器来对付敌人的方法。战略侧重于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战役和战役赢得战争，战术侧重于如何使用可用的手段赢得战场。
军事战略的基本原理
军事战略是武装敌对群体之间竞争的计划和执行。战略是战争和外交政策的一门分支学科，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比军事战术的角度来看,它包括性格和机动单位特定海洋或战场上，但不如大战略广泛称为国家战略，这是最大的组织的总体战略如国家、联盟或国际联盟和涉及使用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资源。军事战略是利用人、装备、信息等军事资源对抗对手的资源，以获得优势或削弱对手的战斗意志，这是通过军事科学的准则发展起来的。
北约(NOTO)对战略的定义是“展示军事力量发展和应用的方式，以实现国家目标或国家集团的目标。”
战略可分为“大战略”、范围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将地缘政治政策目标转化为军事上可实现的目标和战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元帅子爵、帝国总参谋长和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联合主席将军事战略的艺术描述为：“从政策的目标要实现一系列的军事目标：评估这些目标他们创造的军事需求和前置条件的成就可能需要根据这些要求衡量现有和潜在的资源，并从这个过程中制订出优先次序的连贯模式和合理的行动方针。”
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总结道：“战略是分配和运用军事手段的艺术，如武装力量和补给，以实现政策的目的。”战术是指在实际战斗中对军事力量和技术的部署和控制。简言之，战略是作战的艺术，战术是作战的艺术。”
军事战略的背景
19世纪的军事战略仍被视为支配战争的“艺术”或“科学”的三门学科之一；其他分别是战术，作战中计划的执行和力量的机动，后勤，军队的维持。这种观点自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盛行，此时战略和战术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有时对决策的分类几乎是个人的意见。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卡诺认为这仅仅涉及集中军队。
战略和战术是紧密联系并存在于同一个统一体中的，现代思维把操作层面放在两者之间。所有这些都涉及到距离、时间和力量，但战略是大规模的，可以持续数年，是社会性的，而战术是小规模的，涉及到持续数小时到数周的较少元素的配置。最初，战略被理解为控制战斗的前奏，而战术控制战斗的执行。然而，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机动和战斗、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区别，随着技术和运输能力的增强而扩大。曾经属于骑兵连的战术将被应用于装甲部队。
人们常说，战略的艺术决定了军事行动所要达到的目标，而战术决定了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战略目标可以是“我们想要征服X地区”，或者“我们想要阻止Y国在商品Z世界贸易中的扩张”。战术决策包括一般的陈述，例如：“我们将通过对X国北部的海军入侵来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将封锁Y国的港口”，更具体地说，“C排进攻，D排提供火力掩护”。
从最纯粹的形式来看，战略只涉及军事问题。在早期社会，国王或政治领袖通常与军事领袖是同一个人。否则，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沟通距离就很小。但随着对专业化军队需求的增长，政客和军队之间的界限开始被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决定有分离的必要。
正如法国政治家乔治·克莱蒙梭所说：“战争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不能只留给士兵。”这就产生了大战略的概念，它包括在进行战争时管理整个国家的资源。在大战略环境下，军事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为作战战略，即对军、师等大型军事单位的计划和控制。随着军队规模和数量的增长，以及通信和控制技术的提高，“军事战略”和“大战略”之间的区别缩小了。大战略的基础是外交，通过外交，一个国家可以结成联盟，或向另一个国家施压，使其服从，从而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大战略的另一个要素是战后和平的管理。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一项成功的军事战略可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转化为长期和平、安全或安宁等目标。
军事战略的原则
许多军事战略家曾试图把一项成功的战略概括为一套原则。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定义了13条原则，拿破仑列出了115条格言。美国内战期间，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将军只有一个目标:“带着最多的人第一个到达那里”。《美国陆军军事行动外地手册》(FM3-0)中规定的基本概念是:
1）目标(每一次军事行动都指向一个明确的、决定性的、可达到的目标)
2）进攻性(抓住、保留和利用主动权)
3）群体(在决定性地点和时间集中作战力量)
4）经济的力量(分配最低的基本战斗力量到次要的努力)
5）机动(灵活运用战斗力，使敌人处于不利地位)
6）统一指挥(对于每个目标，确保在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下的努力的统一)
7）安全(绝不允许敌人获得意外的优势)
8）出其不意(在敌人没有准备的时间、地点或方式)
9）简洁(准备清晰、不复杂的计划和清晰、简洁的命令以确保理解透彻)
根据格林和阿姆斯特朗，一些规划者声称坚持基本原则就能保证胜利，而另一些人则声称战争是不可预测的，战略家必须灵活应变。另一些人认为，如果主角从冲突的另一方角度看待局势，可预测性可能会提高。陆军元帅赫尔穆斯·冯·莫尔特克伯爵表示，战略是一个“临时的权宜之计”系统，将军必须在压力下采取行动。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这些基本的战略原则相对地保存了下来。
战略和战术必须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一个时代的成功战略，往往在军事武器和材料的新发展使其过时很久之后，仍然受到青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的美国内战，见证了拿破仑“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战术与壕沟、机枪和铁丝网的防御力量的较量。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的反应，法国带着纯粹的防御原则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体现在“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上，但却在法国陷落时被德国的闪电战完全击溃。
军事战略的发展历史
古代的军事战略
军事战略的原则至少早在公元前500年就出现在《孙子兵法》和《查那迦》(Chanakya)的著作中。亚历山大大帝的活动、旃陀罗芨多的孔雀王朝、汉尼拔、秦始皇、朱利叶斯·凯撒、诸葛亮、哈立德伊本·阿尔瓦利德、特别是、居鲁士大帝证明战略规划和运动。
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序言中描述了罗马人如何利用他们的海权有效地阻断了汉尼拔与迦太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路。因此，通过海上战略，汉尼拔离开了意大利，尽管他们的军团从未打败过汉尼拔。
这些策略之一在希腊城邦和波斯之间的战争中表现出来。希腊军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塞莫皮莱战役，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战略。希腊盟军最终输掉了这场战斗，但训练、使用盔甲和位置布阵让他们在失败前击败了许多波斯军队。最后，希腊联盟输掉了这场战役但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这一策略一直延续到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希腊人战胜了波斯人，这证明了军事战略对战胜众多敌人极为有利。
早期战略包括歼灭战略、消耗战略、消耗战战略、焦土战略、封锁战略、游击战战略、欺骗战略和佯攻战略。创造力和熟练只受到想象力、和谐和技术的限制。战略家们不断地利用不断进步的技术。“战略”这个词本身来源于希腊“στρατηγία”(strategia)，没有证据表明它在现代意义上在古希腊被使用，但我们在六世纪以后的拜占庭文献中发现了它，最明显的是在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的著作中。
中世纪的军事战略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军事战略
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欧洲在战略艺术上的发展形成对比。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的成功都建立在策略和恐怖的基础上。成吉思汗战略进攻的重点是敌对民众的心理。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通过稳步、细致地执行这一战略，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成吉思汗军队和战略的基石是他的部落弓箭手队伍，焦土风格的方法，以及同样重要的蒙古庞大的马群。
每个弓箭手至少有一匹额外的马，平均每人有五匹马，这样整个军队就能以惊人的速度移动。此外，由于马奶和马血是蒙古人饮食的主要来源，成吉思汗的马群不仅是他移动的工具，也是他后勤保障的来源。所有其他必需品都被搜刮和洗劫。可汗的掠夺者还带来了移动避难所、小妾、屠夫和厨师。通过机动和连续进攻，中国、波斯、阿拉伯和东欧的军队可以承受压力，直到他们崩溃，然后在追击和包围中被歼灭。
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相比，几乎所有其他军队都很笨重而且相对静止。直到20世纪，任何军队的部署速度都赶不上成吉思汗军队的部署速度。当面对一个设防的城市时，蒙古人机动和速度的要求要求他们迅速将其制服。在这里，由蒙古人的血腥名声所引起的恐怖有助于恐吓和征服。
原始生物战也是如此。投石机或其他类型的弩炮武器将被用来把死去的动物和尸体发射到被包围的城市，传播疾病和死亡，比如黑死病。如果某个城镇或城市惹怒了蒙古可汗，城里的每个人都会被杀死，为其他城市树立榜样。这是早期的心理战。
综上所述的九项战略原则，蒙古战略的目标是通过进攻达到的(主要焦点是敌对民族的士气和精神状态)，进攻的特点是集中力量，灵活机动，出其不意，简捷利落。
近现代早期的军事战略
1520年，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战争艺术》论述了民事和军事事务之间的关系以及大战略的形成。
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瑞典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尔弗斯展示了先进的作战策略，使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取得了胜利。
直到18世纪，欧洲才开始认真研究军事战略。这个词第一次在德语中使用是“Strategie”在1777年利奥的一部翻译作品中，不久之后在法语中翻译为“Strategie”，并在1810年首次在英语中得到证实。
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腓特烈大帝临时想出了一种“消耗战术”，以牵制他的对手，保存普鲁士军队。受到法国、奥地利、俄国和瑞典的四面围攻，腓特烈充分利用他的中心位置，使他的军队能沿着内线移动，一次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敌人。由于未能取得胜利，他得以延缓失败，直到外交解决方案出现。弗雷德里克的“胜利”使“几何战略”变得非常重要，强调机动路线、地形意识和对关键优势的掌握。
拿破仑时代的军事战略
拿破仑一世(1800-1814)时期的地图
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法国政治家、军事领袖，在法国大革命和法国革命战争期间领导了多次成功的战役，从1804年到1814年成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拿破仑统治了欧洲和全球事务十多年，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领导法国对抗一系列联盟。他赢得了许多战争和绝大多数战役，建立了一个统治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帝国。
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军事战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影响在美国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仍然存在。
随着廉价小型武器的出现和征兵平民兵的兴起，军队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集团化的阵型。这就需要先把军队分成师，然后再分成军。伴随着师而来的是师炮兵；轻型，移动加农炮具有很大的射程和火力。死板的长枪手和火枪手密集扫射的阵型让位于在前哨线上的轻装步兵。
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利用这些发展，进行了一场有效的“歼灭战”。拿破仑总是试图在战斗中做出决定，唯一的目的就是彻底摧毁他的对手，通常是通过巧妙的策略来取得胜利。作为统治者和将军，他既处理大战略，又处理作战战略，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
虽然不是他所使用的方法的鼻祖，拿破仑有效地将相对优越的机动和战斗阶段结合成一个事件。在此之前，将军们认为这种作战方式是独立的。然而，拿破仑用这一战术来指挥战斗的进行方式和地点。奥斯特里茨战役就是这种策略的一个完美例子。拿破仑从一个优势位置撤退，吸引他的对手向前进攻，诱使他从侧翼进攻，削弱了他的中心。这使得法国军队得以分裂盟军并取得胜利。
拿破仑使用了两种主要的战略来接近战争。他的“后方机动”旨在让法国军队越过敌人的交通线。这迫使敌人要么进军与拿破仑作战，要么试图寻找一条绕过军队的逃跑路线。把他的军队调到后方，敌人的给养和通讯就会被切断。这对敌人的士气有消极的影响。一旦加入战斗，他的对手将无法承受失败。这也允许拿破仑选择多个战斗角度进入一个战场。起初，部队不集中有助于寻找食物，并试图混淆敌人的真正位置和意图。
这种“间接”进入战斗的方法也使拿破仑能够破坏盟军使用的直线阵形。随着战斗的进行，敌军动用后备力量来稳定局势，拿破仑会突然释放侧翼编队来攻击敌人。他的对手突然面临一个新的威胁，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不得不削弱最接近侧翼队形的区域，并画出一条直角的战线，试图阻止这个新的威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拿破仑就会在这个直角的转角处集结他的后备部队，发动猛烈的进攻，以突破防线。敌军战线的破裂使得拿破仑的骑兵从两侧包抄并将其包抄起来，这使得他的对手要么投降，要么逃跑。
法国拿破仑一世在面对两支或两支以上敌军时所采用的第二种战略是利用中央阵地。这使拿破仑能够劈开楔子，把敌军分开。然后，他会用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来掩护一支部队，而另一支部队则会迅速击溃并击败第二支部队。然后，他将向第二集团军前进，留下一部分去追击第一集团军，重复这一行动。这是为了在主要战斗中获得最集中的兵力，同时限制敌人加强关键战斗的能力。中央阵地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不能全力追击敌人，因为第二军需要集中兵力。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使用了中心阵地战略。
滑铁卢战役
拿破仑蒙住威灵顿的面具，集结兵力对抗普鲁士军队，在利尼战役胜利后，拿破仑企图对滑铁卢以南的盟军和英军采取同样的行动。他的部下无法打败普鲁士军队，因为普鲁士及时增援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结束了他对欧洲的统治。
可以说，在布吕歇尔的指挥下，普鲁士军队对付突然处于对新的敌人威胁作出反应的拿破仑，采用了“后面策略”。
拿破仑在实际战略上的胜利，多次带领小部队打败大部队，激发了军事战略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特别是，他的对手热衷于在这个领域发展一套知识体系，以便他们能够用一群非常能干的军官，也就是总参谋部，来对抗一个专横的人。他战略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位学生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一个有哲学背景的普鲁士人，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后者曾是拿破仑的一名参谋。
拿破仑的歼灭战略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也是堑壕战的先驱，那就是半岛战争期间托雷斯·维特拉斯的战线。法国军队以陆地为生，当他们遇到他们无法从侧翼进攻的防御工事时，他们无法继续推进，一旦他们耗尽了战线前面地区的所有给养，他们就被迫撤退。
半岛战役因另一种战争方式的发展而引人注目，这种战争方式在当时几乎被忽视，但在20世纪变得更加普遍。这就是英国人对西班牙人的援助和鼓励，让西班牙人在他们的战线后面骚扰法国人，这导致他们浪费了伊比利亚军队的大部分资产，以保护军队的交通线。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举措，因为援助西班牙叛乱分子的成本远远低于装备和支付英国常规部队与同等数量的法国军队作战的成本。
由于英国军队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它能够通过海路和陆路向军队提供补给，而不必像当时的常规那样依靠陆地生活。此外，由于他们不需要寻找粮草，所以不会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因此也不需要像法国人那样在交通线上设防。因此，帮助西班牙平民盟友进行游击战或“小规模战争”的策略在很多方面都对英国有利，但这些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和乔米尼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已经成为受人尊敬的战略参考，涉及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领导。他最著名的论断是: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通过其他手段执行的政策的继续。”
对于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所有战略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寻求实现的政治目标。因此，克劳塞维茨提出了著名的观点，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因此，他认为国家使用武力的数量应该与国家通过战争寻求实现的政治目标成比例。克劳塞维茨进一步驳斥了“几何”在战略中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相反，他认为理想的所有战争都应该遵循拿破仑的胜利理念，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歼灭和摧毁敌方力量的战斗来取得胜利。然而，他也认识到，他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理想在现实中并不总是可行的，有限的战争可以通过一种“消耗战略”削弱对手，从而影响政策。
安东尼·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Baron Jomini，1779年3月6日–1869年3月24日)。法籍瑞士军官，曾在法国和后来的俄国军队中担任将军，也是拿破仑战争艺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与克劳塞维茨相反，安东尼·亨利·约米尼主要讨论的是行动战略、计划和情报、战役的指挥以及“将帅”，而不是“政治家才能”。他建议占领敌人的领土而不是摧毁敌人的军队就可以取得胜利。
因此，几何考虑在他的战略理论中是突出的。约米尼战略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一次集中力量对付一小部分敌军，并向最具有决定性的目标出击。克劳塞维茨和乔米尼是当今军事职业军官的必读书目。
工业时代的军事战略
军事战略的演变在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中继续。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和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等将军推动了战略实践，他们都受到了拿破仑功绩的影响(据说托马斯·斯通沃尔·杰克逊(Thomas Stonewall Jackson)随身带着一本拿破仑格言的册子)。
然而，在面对诸如远程步兵后膛装弹枪和米涅弹枪等技术进步时，坚持拿破仑原则通常会给联邦和邦联部队和民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发动战争的时间和空间也发生了变化。铁路使大规模部队能够迅速移动，但演习仅限于狭窄、易受攻击的走廊。蒸汽动力和装甲舰改变了海上运输和战斗。新发明的电报使军队和总部之间的通讯更加迅速。战斗通常仍然是由敌对师进行的，他们在农村战场上设置小规模战线，使用大炮武装船只或蒸汽动力船只进行激烈的海上交战，并攻击保卫城镇的军事力量。
还有取得胜利的空间，比如1864年谢尔曼向大海进军的战略，但这取决于敌人是否愿意固守阵地。对战争的结束，尤其是在国防的静态目标冷港和维克斯堡战役，堑壕网络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美国内战被遗忘的教训，在像奥匈-普鲁士战争或普法战争，战争策略赢得了胜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最具影响力的两位战略家是普鲁士将军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Helmuth von Moltke)和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在摩尔特克的领导下，普鲁士军队在奥普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71年)中取得了胜利，普法战争被广泛认为是军事战略构想和执行的经典例子。
除了利用铁路和高速公路进行调动外，莫尔特克还利用电报控制大批军队。他认识到有必要将控制权下放给下级指挥官，发布指令而不是具体的命令。作为战略家，莫尔特克最为人所铭记，因为他相信灵活性的必要性，而且任何计划，无论准备得多么充分，都不能保证在第一次遭遇敌人之后就能生存下去。
施里芬元帅接替莫尔特克领导德国制定计划，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提倡“歼灭战略”，但面对的是两线作战，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对手。他制定的战略是施里芬计划，在东线防守的同时集中力量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德国人将继续在东线进攻。施里芬受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中的成功影响，计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包围战，从而歼灭他的敌人。
另一个时期的德国策略师汉斯·德尔布吕克扩大在克劳塞维茨的“有限战争”的概念产生的理论“疲惫”战略。他的理论与当时的流行军事思想背道而驰，当时的流行军事思想强烈支持打赢战争，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暴露出一种盲目的“歼灭战略”的缺陷。
当时，工业化正在迅速改变海军技术，一位美国战略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将海军战略领域带到了现代。受约米尼战略原则的影响，他看到，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经济战略可能与军事战略一样重要，对海洋的控制赋予了控制贸易和发动战争所需资源的权力。马汉提出了“大海军”的概念和扩张主义的观点，即通过控制海上通道而不是加强海岸防御来实现防御。他的理论促成了1898年至1914年间的海军军备竞赛。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地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进攻性思维占据了战略的主导地位，这种思维自1870年以来一直很流行，尽管最近经历了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和日俄战争(1904-05)，在战争中，机枪展示了它的防御能力。到1914年底，西线陷入僵局，丧失了一切战略行动能力。战斗人员采取了一种“消耗战术”。德国凡尔登战役、英国索姆河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是首批旨在拖垮敌人的大规模战役。消耗战是非常耗时的，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持续时间常常长达几周甚至几个月。消耗战的问题在于，深度防御的使用通常需要10个攻击者与1个防御者的比例，或者在1917年后期才可行的火炮支援水平，以获得合理的胜利机会。防御者利用内线移动部队的能力阻止了充分利用当时技术水平的任何突破的可能性。
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中最具争议的方面是英国人对“西方”观点(由陆军元帅黑格提出)和“东方”观点的不同看法;前者要求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对准德国军队，后者则要求进攻德国的盟国可以做更有用的工作。“打掉支柱”这个词被使用，也许是由于德国所有的盟国都在德国南部(即美国南部)这一事实的不幸后果。“在下面”)她在地图上。辩护者和捍卫者的西方观点的有效点,德国的盟友们不止一次从灾难或者使之能够救出持有自己的或提供的德国军队,取得实质性的武器及军事顾问,而这些盟友没有在任何时候为德国提供类似的功能。也就是说，德国充当了后盾，她的盟友(尤其是保加利亚和奥匈帝国)直到德国的援助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后才遭受重大挫折。
在其他方面，仍有运用机动战略的余地。德国人在坦嫩堡战役中对俄国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歼灭战。1915年，英国和法国联合海军力量和两栖登陆，发动了一场意图良好但考虑不周且最终无果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目的是帮助他们的俄罗斯盟友并将奥斯曼帝国赶出战争。在巴勒斯坦战役中，骑兵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当地地形上非常活跃，英国人在加沙(1917年)和米吉多(1918年)取得了两次突破性的胜利。上校T·E·劳伦斯和其他英国军官领导阿拉伯非正规军使用布尔战争时期制定的战略和战术，发动了一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游击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队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一向依赖强大海军和小规模正规军的英国人，被迫迅速扩大军队规模。这种训练速度超过了能够应付如此庞大部队的将军和参谋人员的训练速度，并压倒了英国工业为其配备必要武器和足够高质量弹药的能力，直到战争后期。技术进步也对战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空中侦察、火炮技术、毒气、汽车和坦克(尽管坦克在战争结束时仍处于起步阶段)、电话和无线电电报。
与以往的战争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战略更加由国家联盟的大战略指导;协约国在一方，同盟国在另一方。全面战争动员了社会和经济。对敌人经济的攻击包括英国使用海上封锁和德国对商船使用潜艇战。
当各个民族国家开始协调进攻和防御时，统一指挥就成了一个问题。在1918年3月21日开始的德国可怕的毁灭性攻击的压力下，协约国最终在陆军元帅费迪南德·福赫的领导下达成协议。虽然德国的权威在战争结束后逐渐削弱，指挥体系也变得混乱，但德国人总体上领导着同盟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以“进攻精神”为主导，将军们为了打破僵局几乎诉诸于士兵的个人“态度”的神秘主义，这只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军队在密集的队伍中用机枪扫射。双方都提出了各自的论点。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人发展了坦克战，并最终赢得了战争。德国人发展了一种“自治原则”，即闪电战和现代步兵战术的先驱，使用冲锋队员组成小队，以“自治”的方式从一个掩体前进到另一个掩体，利用他们在敌人防御中发现的任何弱点。几乎所有二战中的闪电战指挥官，尤其是埃尔温·隆美尔，都是一战中的冲锋队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订后，德国发动了最后的进攻，几乎成功了。但是，自治的新策略在整体协调和指导方面暴露出弱点。三月进攻，意在挑拨法英军队之间的楔子，反过来摧毁法英军队，失去了方向，被占领的领土所驱使，忽略了最初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以至于德国要求和平条件。德国军队在三月进攻的努力下疲惫不堪，又因失败而灰心丧气，在亚明战役(1918年8月8日至11日)首次被严重击败，德国后方因缺乏食物和经济遭到破坏而进入全面叛乱。协约国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而在随后的百日里，德国的军事无能为力的事实也被充分地证明了。在此期间，协约国逆转了德国在上半年取得的成果，英国军队(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首)最终攻破了兴登堡防御体系。
尽管他的方法受到质疑，但英国陆军元帅黑格的宏大战略构想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击败德国军队之前，我们无法指望胜利。”到战争结束，最好的德国军队死亡，其余是西线在持续的压力下的所有部分，因此在几乎源源不断的新鲜的一部分，美国援军(德国人无法匹配)，最后在部分行业提供协约削弱军队的火力取代男性他们缺乏(虽然德国通缉各种材料由于海上封锁)。内线因此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德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盟国的了。支柱最终倒下了，但这只是因为它们自己不再支撑。
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往往知之甚少。它的支持者将其视为胜利的武器，许多观察家指责高级指挥官(尤其是英国)在这件事上目光短浅，特别是考虑到坦克在此之后所取得的成就。然而，由于现代工程技术的局限性，一战坦克的局限性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跑得慢(男人跑得快，经常走得也快)；由于它们的体型、笨拙以及除了步枪和机关枪弹药外不能携带盔甲，(在炮兵面前)易受攻击；极其不舒服(机舱内的条件通常会导致引擎烟雾和热量使机组人员无法工作，一些人还会因为噪音而发疯)；而且通常是不可靠的(注:经常因为引擎或轨迹故障而无法达到目标)。这就是大量骑兵看似漫不经心地保留下来的原因，即使在1918年，由于军队没有完全机械化，骑兵仍然是唯一能够比步兵走得快得多的武装力量。直到相关技术(工程和通信)在战争期间成熟，坦克和飞机才能锻造成真正恢复战争机动性所需的协调力量。
国际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在那场冲突中引入的两项技术，飞机和坦克，成为了战略研究的主题。
空中力量的主要理论家是意大利将军朱利欧·杜赫，他认为未来战争的胜负将取决于空中力量。空军将负责进攻，而地面部队的作用将只是防御。杜赫的战略轰炸理论意味着打击敌人的心脏地带，敌人的城市、工业和通讯。空中力量将因此降低他作战的意愿和能力。在这个时候，航空母舰的概念和它的能力也开始改变那些拥有大型舰队的国家的想法，但没有一个地方比日本更大。英国和美国似乎将航母视为一种防御性武器，他们的设计也反映了这一点;日本帝国海军似乎已经开发了一种新的进攻战略，基于这些可能的力量投送。
英国将军J. F. C.富勒·坎布雷第一次坦克大战的设计者，和他的同时代人B. H.利德尔·哈特，是英国军队机械化和机动化的最杰出的倡导者之一。在德国，防卫军兵务局(Reichswehr Truppenamt)指挥官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成立了57个战略和战术领域的研究小组，以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并调整战略以避免陷入僵局，然后遭受失败。所有人似乎都看到了机动性的战略冲击价值，以及机动部队带来的新可能性。双方都看到了装甲战车展示了火力、机动性和防护性。德国人似乎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使这一战略的效果最大化，军队的各个分支都必须尽可能地移动。它将消除战壕和机枪的静态防御，恢复机动和进攻的战略原则。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军队是唯一一个真正机械化的军队，德国仍然依赖于马牵引来完成大部分火炮。
德国创新主要(后来)海因茨古德里安发达的机动部分这一策略的一个兵务局团体和可能包含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的想法扩大使用的开创性的闪电战效应被认为德国对波兰1939年，后来在1940年对法国。法国，仍然致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静止战略，完全被德国的机动联合兵种学说和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团所震惊。
技术变革对战略有巨大影响，但对领导力影响甚微。电报和后来的无线电的使用，以及运输的改进，使大量的人能够快速移动。德国在运动战中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是无线电的使用，在每辆坦克上都安装了无线电。然而，一名军官能够有效控制的男性人数，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减少了。军队规模的扩大导致军官人数的增加。虽然美国陆军的军官队伍确实膨胀了，但德国陆军军官与士兵的比例保持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二战中的德国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重新建立德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和彻底废除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在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于1933年掌权后，德国的政治目标还包括为日耳曼“种族”积累生存空间，以及消灭作为纳粹政治对手的共产主义。摧毁欧洲犹太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目标，但却是纳粹政权的政治目标，与德国统治欧洲的愿景有关，特别是与人口稀少的东部的总体计划有关，德国可以殖民东部。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还受到其军事和经济地位削弱的限制。希特勒的战略包括通过重整军备来增强德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寻求通过与法国、英国和(后来)苏联的外交接触来避免早期战争(1939年8月签订的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希特勒运用高超的外交手腕，成功地一个接一个地否定了凡尔赛条约中的条款，避免了引发战争。1935年开始重新开放军备，1936年重新占领莱茵兰，1938年和1939年外交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这一冒险的政治战略最初被证明是成功的，巩固了纳粹政权的内部支持，大大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
但残余的1939年3月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违反了慕尼黑，仅仅几个月前签署的协议,迫使英政策的变化从一个强调避免战争(缓和)强调战争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英的波兰独立担保的声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宣战(1939年9月3日)。
二战中德国的战争策略
希特勒的战争战略在《我的奋斗》(1925/1926)一书中提出。希特勒究竟是有意征服全球，还是仅仅想征服欧洲，甚至他是否有预先的战争计划，都有待商榷。参见纳粹外交政策(史学辩论)。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希特勒设想了一场对抗法国的短暂战争，然后征服苏联。他错误地认为英国会成为德国在西方对抗法国的盟友，因此他没有预见到在西方会有一场持久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国和英国为盟友开始后，德国的战略目标是在法国赢得一场短暂的战争，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上。1940年5月至6月征服法国后，丘吉尔拒绝投降，也拒绝就对德国有利的条件进行谈判，这使德国的赌博处于危险之中。德国在公海上无法与英国匹敌，也没有做好穿越英吉利海峡作战的准备。相反，德国国防军希望通过大西洋海战(1939-1945)和不列颠海战(1940)的成功扼杀英国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地图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行动)，执行希特勒战略的第二部分。战役计划设想仅在夏季/秋季战役中就击败苏联，但巴巴罗萨未能实现任何主要目标。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美国，不久之后，德国对美国宣战。1942年夏秋两季，德国赢得战争的战略仍然以击败苏联为基础。
二战中英国的战争策略
自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以来，英国的大陆战争战略是建立在与法国结盟的基础上，后来又试图通过与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结盟来遏制德国，但均以失败告终。1933年，面对希特勒势力在欧洲大陆的崛起，经济因大萧条而衰弱，英国最初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绥靖政策)避免或推迟战争，同时重新武装(内维尔·张伯伦的欧洲政策)。空军重新装备武器的重点在于，他们认为在未来与德国的任何战争中，这将是最有用的。
到1939年，盟军避免战争的努力失败了，德国与意大利(签订了《钢铁条约》)和苏联(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都结成了联盟。1939年8月，为了遏制德国，英国和法国保证波兰独立(英波军事同盟)。
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英国还没有完成军备的重整，尽管皇家空军已经大大扩充，新飞机和新设备的计划，如雷达防御，刚刚取得成果。除了战略轰炸，英国仍然没有能力发动进攻行动，这在战争初期相对来说是无效的。
1940年中期法国沦陷，意大利加入轴心国战争后，英国和它的英联邦盟国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只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对抗。英国的战略是生存，在不列颠之战中直接保卫不列颠群岛，在北非战役中在大西洋之战和轴心国联合战役中间接击败德国。在此期间，直到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英国是不可能独自赢得战争的，因此英国的大战略目标是把美国拉到同盟国的一边。邱吉尔首相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大量外交努力。1941年8月，在大西洋会议上，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了第一次战时会议，共同决定了盟军的战争战略。
1941年12月，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参战了。当时英国还与日本帝国交战，日本军队在亚洲迅速击败了英国军队，占领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尽管如此，丘吉尔表示，随着美国加入战争，盟军的最终胜利已得到保证。“其余的一切不过是压倒性力量的恰当运用”。从这一点出发，除了苏联以外的盟国的战略，最好被称为联合盟国战略。
二战中欧洲盟友的战争策略
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盟国领导人同意了“德国优先”的原则，即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然而，即使约瑟夫·斯大林向西方盟国施压，要求它们减轻东线的压力，盟军的陆地部队在未来数年内也无法入侵欧洲大陆。支持苏联的战争努力是盟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租借计划向苏联运送了大量援助。
战略战争，特别是战略轰炸，是盟军战略的辅助组成部分。从1942年到1943年，盟军逐渐赢得了海空战争的胜利，封锁了德国，并在二战期间对德国进行了战略轰炸，其效果不断提高。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同盟国同意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这一战争目标意味着德国将被陆地部队实际占领。在为入侵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的同时，协约国采取了从南部入侵欧洲的间接战略。在击败了轴心国在北非的势力(法属北非入侵)后，入侵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导致了法西斯意大利的失败。丘吉尔尤其推崇南部战略，旨在通过意大利、希腊和巴尔干半岛攻击轴心国欧洲的“软肋”，这一战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垮支持者”战略相似。罗斯福倾向于通过北欧采取更直接的方式，随着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盟军的重点转向了直接征服德国。
从1944年起，随着德国战败越来越不可避免，战后欧洲格局在盟军战略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1944年9月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盟军同意对战败的德国进行分治和去工业化，以使其永远无法发动摩根索战争计划。战后，这个计划因行不通而被放弃了。在德黑兰会议上，盟国战略采纳了其最后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即接受苏联提出的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的条件，包括东德和柏林。
二战中苏联的战争策略
苏联早期的战略旨在避免或推迟战争，同时发展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和扩大工业基地。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薄弱，但在激烈的工业化进程中迅速扩张。苏联在战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纳粹德国持公开的敌对态度，但绥靖政策的失败使斯大林确信，同盟国正在积极寻求一场纳粹-苏联战争。苏联政府怀疑对德战争能否避免。然而，谈判仍在继续，至少是为了争取时间，允许苏联通过扩张和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施加压力，以确保苏德边境的安全，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未来战争中可能的德国盟友。在苏联看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签署给予了苏联在其西部边境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之前先发制人的自由。
1941年巴巴罗萨战役的入侵比苏联领导层预期的要早，造成了400多万苏联士兵被杀或被俘的灾难性损失。尽管如此，苏联还是成功地阻止了德军在莫斯科郊区和列宁格勒的进攻。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确定日本军队在远东西伯利亚不会攻击，苏联能够从远东地区转移大量有经验的部队，并在1941-1942以前的冬天反击在莫斯科面前的德国军队集团中心。
当军队在最初的进攻中被击败并放弃阵地时，一场巨大的行动被启动，以将经济能力从即将被占领的西部地区转移到乌拉尔和中亚的东部地区，这些地区德国人无法企及。整个工厂，包括他们的劳动力，都被简单地转移了，不能拿走的就被摧毁了(“焦土战略”)。结果，尽管德国占领了大片领土，但苏联经济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损害，工厂迅速转向大规模生产军事装备。甚至在二战前，苏联的工业化已经使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与德国大致相当的水平。尽管有很大一部分城市人口在1941年的战役中被德国占领，但苏联经济立即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很快在战争物资方面超过了德国经济。
很明显，在东部的战争将是残酷和全面的。因此，苏联的战略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国家，最终击败并征服德国。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到1943年，苏联有信心取得最后的胜利，苏联战略的新目标成为确保一个战后有利的欧洲。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从他的西方盟友那里获得了苏联势力范围的默许。
二战中日本的战争策略
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是由两个因素驱动的：扩张他们在亚洲大陆(中国和满洲)领土的渴望，以及确保他们自己没有的原始资源供应的需要，尤其是石油。由于日本对前者(征服中国省份)的追求危及后者(美国及其盟友的石油抵制)，日本政府除了征服东南亚的石油资源外，没有其他选择。由于这些地区受到美国盟友的控制，与美国的战争被视为不可避免。因此，日本领导人决定，最好是先给美国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在珍珠港袭击中被执行，削弱了美国战斗舰队。
日本希望美国花很长时间来重建，等到她能够在太平洋地区以武力返回时，她会认为新的力量平衡是“既成事实”，并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然而，对珍珠港的袭击并没有摧毁关键目标(航空母舰，最重要的是日本控制岛屿基地的能力，潜艇)，也忽视了其他目标(油库，发电站)，因此美国海军没有被削弱到迫使撤军的程度。这种心理效应也使美国民众和武装力量充分动员起来准备战争。东南亚很快被征服(菲律宾、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在日本至关重要的航空母舰部队在中途岛海战中被摧毁后，日本人不得不恢复到他们在战争剩余时间一直保持的僵硬的防御体系。
二战中美国的战争策略
由于日本和美国都在打两条战线的战争(在太平洋战场上相互作战，在欧洲战场上与美国作战，在中国战场上与日本作战)，美国强大得多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军队能够以相当快的速度弥补损失，并最终在军事上战胜日本。在几次航空母舰战役中，主动权被日本人夺去，中途岛之战之后，日本海军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境地，实际上给了美国人巨大的海上优势。
1942年下半年，日军被迫进入守势后，美军在小岛上遇到了戒备森严的驻军。他们决定采取“跳岛战略”，不去管最强大的驻军，通过海上封锁和轰炸切断他们的供给，转而在防御薄弱的岛屿上保卫行动基地。这些岛屿之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硫磺岛之战，美国的胜利为对日本本土的空中轰炸铺平了道路，最终以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以及迫使日本投降的东京轰炸而达到顶峰。
二战中澳大利亚的战争策略
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历史关系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澳大利亚的军队被派往海外参加欧洲的战斗。来自北方的恐惧是如此轻描淡写，以至于在与日本的公开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本身就非常容易受到入侵(可能的入侵计划由日本最高司令部考虑，尽管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偷袭珍珠港和英国在南太平洋的资产后，澳大利亚的政策完全建立在国内防御的基础上。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从欧洲冲突中召回了大部分军队，以保卫国家。
澳大利亚的防御原则在新几内亚的科科达跑道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场战役试图进一步延伸日本的补给线，防止日本入侵澳大利亚大陆，直到新的美国军队到来，经验丰富的澳大利亚士兵从欧洲回来。这可以看作是消耗战策略的变体，在消耗战策略中，出于必要，防御者必须将侵略者控制在半静止的防线上，而不是在面对优势数量时后退。这种方法与1812年俄国对抗拿破仑的焦土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为了避免公开的战争，防御者放弃了自己的领土。在这两起事件中，由于缺乏补给，在竭尽全力的防御努力后，成功地挫败了攻击。
二战中中国的战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制定了一项军事战略，称为人民战争。它的目的是创造和维持当地居民的支持，并把敌人拉到内陆深处，在那里采取这种战略的军队将通过游击战和常规战争的混合来耗尽敌人的力量。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战中，共产党首先使用这一策略来对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势力。在艰苦的长征期间和长征之后，共产党军队由于体力的衰竭、疾病和战争而大大衰弱，在追赶的民族主义部队的毁灭中处于危险之中。毛然后说服其他高级政治官员在党内获得人民的支持而战斗向陕北转移。此后不久，他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承诺对当地人民实行土地改革，并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处决当地地主。这一策略不仅防止了共产党领导层的垮台，而且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最终使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大陆。
人民战争不仅是军事战略，而且是政治战略。毛泽东最初提出的人民战争是利用小规模革命运动对抗政府权力(包括一支庞大而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少数优势。人民战争战略上避免了决战，因为他们的小军队在与政府军队的全面对抗中很容易溃败。相反，它倾向于持久战的三阶段战略，只参与精心选择的、实际能够获胜的战斗。依靠当地人民和使用小型军事单位，确保后勤和供应方面很少出现问题。
第一阶段，革命力量在敌人力量薄弱、多山或地形困难的边远地区集结，在当地建立根据地，称为革命根据地。随着政权的发展，它进入第二阶段，建立其他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行使统治权力，通过土地改革等政治方案获得人民的支持。最终，在第三阶段，运动有足够的力量包围和占领越来越大的城市，直到最终获得整个国家的权力。
在中国红军(后来被称为人民解放军)内部，人民战争的概念是对抗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基础，也是对抗假想中的俄罗斯入侵中国的战略基础。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人民战争的概念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期间，仓促组建的人民志愿军利用这一战略，争取当地朝鲜民众的支持，将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半岛，从而赢得战争。在崇川、长津之战中，军队充分运用游击战术，遵循人民战争的原则。然而，在毛泽东获得朝鲜北部的决定性的胜利后，向朝鲜半岛南部进军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冷漠，有时是敌对南部朝鲜人。尽管恐吓，但是不愿意帮助他们，这使他们无法在朝鲜全境击败联合国部队，在经过艰苦战斗取得第三次首尔战役胜利后，在第三阶段战役结束时，他们在公开场合被联合国部队击退。后来，这场战争演变成了敌对势力之间长达两年的僵持对抗。因此，战后数年，中国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军队现代化和专业化，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战略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民战争的概念被改变，包括发展更多的高科技武器。
人民战争战略也被用于世界各地的国家，如古巴、尼加拉瓜、尼泊尔、菲律宾、英国(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尔兰叛乱，并将这一战略应用于城市战争)和其他地方。前面提到的三个国家的人民战争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标志着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人心。而在其他地方，如秘鲁，人民战争则不成功。然而，菲律宾的人民战争(很久以前就被叛乱的新人民军利用)，使那里的共产主义叛乱成为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印度和土耳其，叛乱分子仍在使用这一策略，叛乱仍在继续。
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
冷战时期美-苏阵营地图
冷战的战略是遏制，这一代人受到通过使用核武器而彻底毁灭世界的威胁所支配。威慑是遏制的一部分，通过相互确保毁灭的风险，采取报复恐吓的方式。结果，这也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对手之间没有相互攻击。相反，这场战争是通过代理人进行的。整个世界不再局限于欧洲或太平洋地区，而是成了战场，国家而不是军队扮演着主要角色。唯一不变的规则是，苏联和美国的军队不能公开地相互作战。军事战略涉及两极大国和全球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可以在几分钟内从陆地、空中和海上打击对手，使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随着能够自行决定战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战略从注重常规武器的应用转向更加注重间谍和情报评估，特别是在原子战间谍暴露之后。
在冷战期间，随着指挥和通信技术在第一世界武装力量中得到更大程度的改进，战术、战略和大战略之间的差异开始融化。由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第三世界武装力量发现，随着军队的指挥权落入超级大国领导人的手中，大战略、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像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乔治·C·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这样的冷战分子很快就认识到，胜利的关键是苏联在经济上的失败。二战结束后，苏联采取了共产主义扩张的侵略姿态，美国及其强大的海军很快发现，它必须积极地保卫世界大部分地区，防止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蔓延。
冷战期间的战略也涉及核攻击和报复。在冷战期间，美国一直保持着有限的先发制人的政策。一旦苏联对西线发动进攻，造成突破，美国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阻止进攻。
因此，如果华约使用常规武器攻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苏联将以全面的核攻击作为回应，导致美国发动类似的攻击，并承担交换核武器所带来的所有后果。
相比之下，苏联在冷战时期的战略主要是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再次入侵俄罗斯领土。苏联在名义上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一有预警就发射”的姿态。除此之外，苏联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北约战略政策的现行变化，这些变化按时期划分为:
俄罗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1950年代)、灵活反应战略(1960年代)、现实的威胁和控制策略(1970年代)、直接对抗的策略(1980年代)，一个元素，成为了新的高效高精度瞄准武器。
战略防御计划(也称为“星球大战”)在其198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核心战略学说基于国防容器的一部分。
对各方来说，幸运的是，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第三次全面核战争并没有发生。美国最近(2010年4月)承认其核政策的一种新方法，将核武器的目的描述为“主要”或“根本”阻止或回应核攻击。
后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
后冷战的战略是由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所塑造的:多极阵列中的几个强国，可以说已经被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所支配，越来越依赖先进的技术来减少伤亡和提高效率。数字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对美国战略至关重要。
今天军事战略上的差距(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在于美国人所说的“非对称战争”：传统的国家武装力量与游击队作战。在爱尔兰共和军、真主党、埃塔、库尔德工人党(PKK)和基地组织等准军事力量的长期战争中，传统的战略三巨头政治/军事/民众是非常脆弱的。常规部队从其强大的部队中发挥效用(效果)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区分和区分战斗人员与平民的困难所削弱。政客们使用军队对被视为这些游击队基地的地区进行攻击，导致了他们最终会削弱他们所来自的民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他们的支持。
冲突各方如果认为自己处于劣势或暂时处于劣势，可能会采取“蹲伏”的策略，例如1991年的伊拉克、或1999年的南斯拉夫。
叛乱分子对常规部队战略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对军事行动固有暴力的双重利用上。常规军队每采取行动都会面临政治摩擦。起义军可以造成伤害并制造混乱(常规军因此丧失信心和尊严);或者，他们可以迫使常规部队发动攻击，使平民状况进一步恶化。
今天的主要军队大部分拥有庞大的装甲部队和常规配置的步兵编队，以空军和海军为后盾，旨在支持或准备这些部队。很多都被部署在游击战风格的对手身上，因为游击战风格的对手的力量无法发挥作用。工业战争的群众性构成力量与现代军队可能拥有的非常规力量相比，他们的效率要低得多。新对手在地方一级行动，而工业化武装部队则在更高的“战区”级别行动。这些新对手的神经系统主要是政治等级制度，而不是军事等级制度，并适应了隐藏他们在当地支持民众之中。该中心提供政治理念和推动逻辑，或许还提供总体方向和一些资金。当地的团体自己决定计划，自己筹集资金，或多或少与中心的目标保持一致。游击队的失败(当被揭露时)并不会使这种类型的组织失效，许多现代攻击策略将倾向于增加他们想要削弱的组织的力量。在这里，一种更具政治性的新策略或许更合适，有军事支持。这样的策略已经在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战争中得到说明，尽管采用和法典编纂还不清晰。
世界非对称的网络战争
非对称战争的一个要点是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如基地组织，他们参与游击军事行动，但他们不是传统的组织，有一个中央权威来定义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像基地组织这样的组织可能以缺乏中央协调的稀疏网络的形式存在，这使得他们更难按照标准的战略方法来对抗。这一新的战略思维领域被现在所定义的网络战争所解决。
下回预告：
《世界大国军事战略-2: 中国的军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