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很可能经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将急剧收缩3%，其影响程度将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同日，IMF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称，疫情的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全球金融体系受到显著影响，金融市场波动性大幅上升，加强国际协调以应对疫情和稳定金融市场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受疫情冲击如何，各国所受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2021年及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如何？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有何影响？应如何应对？就上述问题，本文特将部分IMI专家的观点整理如下。
以下为文章全文：
1 当前各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及政策应对
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指出，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20世纪以来各国积累的丰富的反经济危机、反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生效机制是刺激市场主体的行为。然而，在疫情蔓延、人们暂停经济活动面前，这些措施却难以施展拳脚，收效甚微。如果疫情不能在今年第2季度前得到有效控制，世界性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衰退幅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实际上，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不同，防控效果差异明显，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大相径庭。较为有效的防控、扎扎实实的复工复产，为中国今年稳经济、稳预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望继续经济发展领先，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疫情，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同时被疫情冲击，需要各个国家协同来抵御危机，防御疫情扩散，防御经济衰退转变成经济大萧条，但主要问题在于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和央行政策空间有限。除了中国、德国、新加坡等基本面较好的经济体，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财政已相当吃力。金融海啸以来，由于使用财政刺激，大部分国家的财政负担已经很重，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2008年的水平。在目前的状况下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空间不是很大。
对于各国的政策应对，孙明春认为，要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要防止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都需要财政的支持，但这些都是纾困措施，本身花费就极其昂贵。疫情控制住以后，如果需要财政再刺激经济，其空间非常有限。如果必须做的话，实际上需要央行来支持。例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央行大量购买国债，为政府融资。而英国政府最近竟选择了向央行直接透支的做法。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就增加了两万亿美元。而上一次量化宽松花了四年时间（2008-2012年）才增加了两万亿美元。可见货币政策已不再讲货币纪律了。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疫情结束以后刺激经济，估计效果都会很差。如果过度刺激，反而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或高通胀。因此，虽然各个国家的央行、政府在振兴经济、应对危机方面有合作、协调的愿望，但在实际执行能力上是非常有限的。
IMI特约研究员、中国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钟红表示，相较于今年3月份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巨幅震荡，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引发新的“二次冲击”，该冲击的影响范围将更加广泛、影响时间将更加长久、影响程度将更加剧烈。在此过程中，全球经济的分化仍将继续存在，其中阿根廷、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风险尤其需要高度重视。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原本长期存在基本面脆弱、产业结构单一、地缘政治风险突出，以及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双赤字”等问题，金融脆弱性十分突出。在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不断的情况下，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金融形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极易形成各类风险叠加放大的局面，需严加防范潜在金融风险转变为事实上的金融危机。
具体分析，这些风险主要包括：一是债务违约风险。阿根廷政府4月初已宣布推迟偿还总额约100亿美元的公共债务到2021年，未来发生更大规模债务违约的风险仍然存在。当前，新兴市场总债务规模约为72.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221.9%，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新兴市场外币债务规模8.3万亿美元，较十年前增长逾1倍，美元计价债务占比高达85%，预计2020年末将有3.9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债券和银团贷款即将到期。在当前美元升值、美元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债务压力将急剧上升。二是受供应链断裂冲击和国际原油、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影响，短期资本大规模外流的风险。疫情爆发以来，流出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已超过900亿美元，未来出现经济衰退与资本外流恶性循环的风险可能会增加。三是全球经济衰退和新的油价暴跌，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新一轮震荡，在此情况下，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股票市场震荡、国债遭赎回抛售、货币快速贬值的多重不利局面，各类风险叠加放大的可能性定会增加。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指出，今年全球将出现一次普遍的经济大衰退，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IMF170多个成员经济将负增长。因为疫情应对出手较早、措施果断，亚洲新兴体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是为数不多的经济可以录得正增长的地区，但其经济复苏仍将受制于海外疫情扩散及控制。
对于各国的国际协调，管涛认为，一是减少相互指责和推诿，加强国际公共卫生政策协调，控制疫情更大范围的传播和蔓延；二是实施协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护企业和家庭，维护金融市场正常运行；三是避免出台新的贸易投资保护举措，打击市场信心；四是给国际经济组织增资，加强对低收入、重债务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支持和援助力度。
2 关于未来全球经济走势
IMI学术委员、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表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三大系统性风险因素无序叠加。
一是全球经济由此消彼长进入同步收缩状态，面临系统性经济下行压力。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低位徘徊，始终未能回到危机前的增长区间。疫情爆发前，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4%，高于2019年的3%，但其新增部分主要来自新兴市场。在疫情重创美国和中国两大经济体导致其同步减速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亦难以独善其身，无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预期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新低。
二是地缘政治峰回路转，石油危机频现，触发跨地域和跨市场的金融恐慌传染。疫情中沉重打击全球金融市场信心，导致国际市场投资者产生强烈的避险情绪，追逐美元现金，无差异抛售所有类别的风险资产，造成全球股票、外汇、债券、商品价格急剧波动。预计随着疫情导致各国经济指标下滑，还可能形成新一轮市场冲击，加剧金融市场结构分化，市场整体风险上升。
三是债务加速积累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严重的脆弱性。为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流动性枯竭及金融市场信心的崩溃，以美国联储局为代表的全球主要央行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再度扩张，全球货币环境持续改善，但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尚待观察。全球主要央行再度加码货币宽松，将进一步加重全球债务负担。
涂永红表示，各国科研人员都在争分夺秒研发疫苗，中国和美国都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一旦疫苗能够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投产，疫情威胁就会大大降低，生产生活也将逐步恢复。被严重压抑的投资、消费将爆发式增长，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将大幅增长，甚至出现倍增。
钟红表示，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将是不争的事实。全球经济持续低增长的长期困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短期冲击，共同造成了此次经济衰退。未来全球经济走势，一方面取决于疫情的演变和防控成效，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各国自身经济基本面的健康程度，以及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效果。
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戴稳胜表示，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取决于各国公共卫生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三大政策的协同作用。其中货币政策提高市场流动性、保障资产价格的平稳以避免发生挤踏性金融危机，这在全球发达国家央行联手之下应该说问题不大。财政政策可以阻止需求过度下滑带来的经济危机。目前发达国家财政上已经做出了若干安排，但其效果存疑，美财政部两万多亿资金的耗尽指日可待，还需要更大力度的财政刺激，而且刺激能否达成目标也有待观察。特别是公共卫生政策，无论如何刺激，疫情得不到控制,其他政策最终都将被证明无效。时至今日，美欧虽然感染增长数似乎得到控制，但感染数、死亡人数依然增加，同时受经济下跌影响，多地谋求复工，感染增长数有可能反弹，而且若干发展中国家有疫情暴发的可能。特别是美欧多国政府不谋求全球合作共同抗疫，却在放任疫情发展、采取事实上的 “群体免疫”策略的同时，将疫情政治化，企图将责任推给中国和世卫组织。可惜推卸责任的意图无法阻止疫情的发展，欧美经济的大幅下挫几乎是必然的。因此虽然中国疫情得到控制，但境外环境的恶化也一定会拖累中国经济。
管涛指出，明年全球经济能否出现大反弹，取决于各国疫情控制能力及经济对冲力度。如果疫情控制不力甚至新的地区暴发疫情，其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伤害加深，各国经济救助成本将急剧上升。后一种情形将更加凸显各国政策空间的局限性，并大幅增加未来各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难度。
3 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涂永红指出，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致力于“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经济衰退给我国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外需减少导致出口下滑，增加了稳外贸难度；延缓国际产能合作，直接投资规模下降；一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被迫暂停或延期，造成较大投资损失；国际产业链中断，国内企业生存压力加大；顺周期的金融业将面临更高的不良率，金融风险增加。
中国应深化改革，立足于创新，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将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纳入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促进多个部门协调施策，发挥“1+1＞2”的政策组合效应。二是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创新政策工具，提供足够的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不仅要满足国内机构、企业、个人的流动性需求，还要重视发挥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在世界经济活动下滑、流动性吃紧的形势下，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履行大国责任，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帮助较弱的国家抵御疫情冲击。三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扩大赤字，扩大国债和地方政府债规模；大幅度削减中小企业税费，加大信贷担保支持力度，为中小企业生存营造必要的环境，从根本上稳就业。四是加大国际合作，重点领域是疫情防控、贸易和金融。中国要积极交流防控疫情的成功经验，提供更多医疗物资国际援助；在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下扩大进出口贸易，以东盟10+3为抓手，以贸易推动区域产业链重塑；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宏观政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较大，我国宏观政策对周边和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也不小，需要加强IMF、G20框架下的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相向而行，共同应对疫情，降低国际资本非理性流动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概率。
戴稳胜表示，面对这种趋势，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控制好疫情，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做好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市场主体、粮食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基层运转的六保工作，同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一定会先于其他国家得到较强劲的恢复，2021年完全可能达成《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经济增长9.2%的目标。
管涛指出，海外疫情扩散将通过信心、贸易和金融渠道，影响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我们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工作准备。但总的来讲，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经济有望率先走出疫情冲击。下一步，一是在防止疫情反弹的前提下，灵活调整疫情防控力度，有序推动企业复工达产；二是调动企业、政府、社会多方面的积极性，有效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对冲外需下滑的影响，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三是加大对困难企业、行业、地区和家庭的财政救助力度，实行就业优先政策，稳住中小企业和就业民生的基本盘；四是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工具、总量和结构性手段，加大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信贷支持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下，中国经济恢复面临三道关卡。随着中国进入疫情防控“下半场”，复工复产加速推进，3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员工复岗率接近100%和90%，第一道关卡——国内供给侧压力已经明显缓解。然而，疫情大流行下，海外经济二季度必然面临更大程度的下滑，海外经济恶化造成的外需大幅萎缩反馈至国内。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占比高达25%左右，一季度出口下降13.3%，中国经济恢复面临的第二道关卡——外部供需冲击不断凸显。特别是，外贸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商务部2018年《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测算，2018年货物出口拉动的就业达到9988.3万人次，估计占全部就业的12.87%。此外，疫情期间，欧美国家保证自身产业链完整性、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市场依赖的呼声愈来愈强，中国经济恢复面临的第三道关卡——产业链转移可能加快。应对第二道关卡，需要以积极的宏观政策调控对冲疫情影响，充分激发内部市场活力。而应对产业链转移的风险，关键在于坚定改革、扩大开放，以不变应万变，借助体制改革和制度开放的力量创造后疫情时代的新机遇。
观点整理 李昂
编辑 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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