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与东南亚各国往来，有史可查始于唐朝，当时的“通夷海道”潮州是其港口之一，宋、元两朝有所发展。明初仍沿袭对外贸易政策，有较多潮人移居海外。据马来亚潮州会馆出版的会刊载：“明洪武七年至十年（1374～1377），国人泛海侨居于婆罗洲之勃泥、巨港者达数千之众”，其中不乏潮阳人。1949年新加坡人在义顺村附近密林山岗上发现一座古墓，碑文为“义叙明考朝元程公之墓，达濠赤港乡（时属潮阳招收都，今属汕头市）”证明，明代潮阳人已涉足新加坡。
明代中期以后，潮汕沿海有几股被朝廷视为“海寇”的海上武装势力，因被追剿而流亡海外。这几股海上武装势力的主要首领张琏、林凤、林道乾皆为潮汕人，其部属也多为生活困苦的潮汕人，当中就有不少潮阳籍的无业者和贫苦农、渔民。以后跟随他们南逃而定居海外。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郑成功踞台湾反清复明，还曾于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即公元1650）三月带兵入潮阳筹集粮饷。为断绝沿海人民接济郑成功反清，康熙元年（1662），清廷勒令滨海居民内迁50里，并筑堤为界，严禁越界下海，违者处死。康熙三年（1664）又令续迁30里，时潮阳先后有直浦、竹山、招收、砂浦、隆井五都和附廓、峡山、举练三都之半共186个图里（乡村）被迫内迁，造成大片地区田园荒芜，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生活陷入绝境，一些人被迫铤而走险，向海外偷渡。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为了平息东南沿海人民的不满，才下令“开海”，准许商民出海贸易。此后，乘商船之便，移居海外的潮人日益增多。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清政府忙于向西北、西南地区用兵，镇压少数民族，东南沿海海防相对较为松弛。在国外，暹罗吞武里王朝为鼓励中暹通商贸易、互通有无，对移民实行优惠政策，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促使本县大批破产手工业者、小商、贫困农渔民相率到暹罗、越南、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槟榔屿、马来亚东岸的吉兰丹、加里曼丹西岸的坤甸至山口洋、三发等地谋业，寻找生活出路，形成了第一次移民高潮。当时海上交通工具主要是一种高桅的大型木帆船，因船头油饰朱红色，称“红头船”，也叫“大八桨”。时县民泛海的主要线路：一是经由海门或神泉、甲子等港口乘红头船沿海岸内线南进；一是从达濠港乘大帆船到香港转红头船直航暹罗，在北榄港口或宋卡、北大年上岸。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佣工黄悟空（直浦都堂后人）创立“双刀会”，会众数以万计，遍及潮州九县，一度围攻揭阳县城，遭到潮州、揭阳、潮阳府县官兵联合“围剿”，后黄悟空及主要骨干相继被捕杀，余众为逃避官府追杀而逃亡海外。清咸丰四年（1854），本县大长陇乡（今属普宁市）人陈娘康响应太平天国起义，与梅花（今属金浦街道）人郑油春在陈店圩聚集农民起义，举“忠义安良”旗号，相继围攻潮阳县城、攻克惠来县城，重创官兵，斩杀知县、教谕、外委、游击、千总、把总多名，起义军坚持斗争到咸丰六年（1856），由于陈娘康卒于军中，群龙无首，郑油春率众逃亡海外。咸丰末至同治初年（1862），沙陇乡与石坑乡（时属惠来县）因争龙溪水灌田而发生纠纷，积怨日深，最后引发械斗，至同治二年（1863）已形成北洋、江山围、神山、简朴、西沟（后废）、新厝仔（后废）、叶洋（后废）、西湖上寨、乌石、陇尾及惠来县的石坑、桥仔头（桥观）、下清、四石、望前等十五乡为一方；沙陇、大布洋、茆港、溪尾、黄竹岐、西湖、下寨、田心等八乡被另一方的对峙局面，联乡结帮的形成，使械斗日益加剧和升级。以沙陇为首的八乡被土豪郑熙森及其家族把持，强迫乡民出钱出力，拥有钢枪、土炮，势力强大，连官府都惧怕三分，因而八乡在械斗中屡屡获胜，十五乡伤亡惨重，被八乡逐个征服、剿平的村寨，乡民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种，许多家庭妻离子散，不得不离乡背井，到东南亚谋求生路。而胜方以沙陇为首的八乡乡众，因长期械斗，不能正常生产生活，很多人也不忍心乡里乡亲自相残杀，更不情愿为地主土豪卖命，于是也冲破阻力，远涉重洋。据《泰国潮州会馆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特刊》载：“有史可资查考的为1782～1868年（清乾隆四十七年至同治七年），潮州一带乘红头船移入暹罗者人数甚众。此一段约一百年，华侨人数达150万人。”又据《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载：“由坤甸而上东万律（曼名），开金湖者多潮阳、揭阳人。由东万律上十里许，亦潮、揭二阳人居多。由东万律下数里许为山心，开金湖者是大埔人，惠、潮属人亦多杂处其间。”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英国、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增开潮州（后改汕头）为通商口岸。清咸丰十年（1860）汕头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海运贸易的兴起促进了县民向海外拓展，大批城乡破产的小商业小手工业者、游民无产者和生活艰苦的农民、渔民也相率向海外寻求生活出路，形成潮汕历史上另一次移民高潮。清同治七年（1868）起，暹罗正是朱拉隆功大帝开始执政，对华人移殖暹罗实行友好鼓励政策，为潮籍人移居暹罗提供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英、法、荷、美、德等西方殖民主义者为开发殖民地急需大量劳力，他们便以“过番发财”为诱饵，招募“契约华工”（俗称“猪仔”）。时英国在汕头设德记洋行，荷兰设元兴洋行（俗称“客头行”）。至清光绪二年（1876）汕头已有招工馆所二三十家（直至民国元年〈1912〉仍有22家），时潮阳县城也曾设分行。招工馆所雇用的“客头”多为潮汕人，他们深入农村，在同乡、同族人中进行诱招，“乡镇村落之茶寮轿馆，均为若辈活动场所”（民国18年温雄飞：《猪仔之惨酷经过》）。不少县民轻信他们的鼓吹，上当受骗，与客头订立了卖身契约（卖身年限），由买方发给1张绿色船票，称“青单客”。在美国外交部和国会文件中，就有关于华工李通、姚阿押、林阿二（均为潮阳人）等6人被骗卖身为契约工的自述。另一种称“赊单制”，由买方赊旅费给契约工，到达彼地之后，付清赊款可自由谋生，否则买方有权处置发卖。时荷兰人就以“赊单制”的办法，在赤寮（谷饶）收买张来合等5人到日里转卖。此外还有人贩子（拐匪）诱骗良民私行贩卖。这些卖身或被贩卖的县民象“猪仔”一般被装上船卖到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当苦力，开矿山、垦农场，种橡胶、烟草等经济作物。清光绪二年至二十四年（1876～1898）这23年中，从汕头港运往南北美洲、澳洲、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华工共计151.2万余人（《汕头方志资料专辑》第九期），其中有来自潮阳者。这些卖身华工，被殖民主义者当作牲畜、奴隶，做苦力，缺衣缺食，受欺挨打，生病得不到医治，有的被虐待致死，被抛入大海。
清末民国初，战乱频仍，自然灾害、瘟疫接连不断，城乡经济进一步衰竭，移民浪潮高涨。这期间，县民只要海外有亲友以至同乡，便千方百计攀亲靠友，结伴到海外谋生。田心的张河洲，铜盂的李可吾，和平的吴碧岩、黄仕元、马实秋、马银遂，成田的马娘平、李泰初、马元利、马松轩、马雪岩，谷饶的张明理，棉城的林亚相、郑则士，贵屿的陈耀衢、郭永木，沙陇的陈美堂、郑子彬，关埠的黄谅初，河浦的陈星阁，井都的郑景云，司马浦的李明初，峡山的萧介珊等就是在这动荡的年代先后飘洋过海到暹罗、马来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寻找生活出路的。民国14～24年（1925～1935）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立的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屡遭国民党军“围剿”，一批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者被捕杀，革命力量处于劣势，被迫转入隐蔽斗争，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保存实力，部分革命者和同情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士不得不暂时到海外，积蓄力量，伺机再起。民国26年（1937）“七·七”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不少人为生活所迫和逃避战祸而出洋。民国28年（1939）6月21日，汕头沦陷，潮阳近在咫尺，县民惶惶不可终日，一些条件较好的人士，为避战祸而远走高飞。紧接着是民国32年（1943）潮阳发生史所罕见的大旱，田地龟裂，赤地千里，物价飞涨，加上霍乱流行，每天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在这人祸天灾的非常时期，一些县民在绝望中只好投亲靠友，互相提携到海外。民国34年（1945）“八·一五”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经历8年抗战的煎熬，有的县民为摆脱生活困境或与海外亲人团聚而出境、出国，出现了再一次移民高潮。据《泰国华侨志》（1959）披露：“民国35～38年（1946～1949），由中国赴暹人数为26万人。”其中潮人不在少数，贵屿的郭丰源、马裕麟、陈兴勤、庄郭鸣，棉城的陈荣金、王大立、陈世贤、姚宗伟、姚宗侠，沙陇的郑良得、王学厚、郑国荣，和平的马松深、司马浦的林炳南、林怀初，铜盂的陈纯、许炳财，成田的郑炳林，仙城的刘文，谷饶的张镇平，峡山的胡荣堦，田心的陈玉泉等，都是在这期间往暹罗、马来亚、越南、菲律宾、美国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移民限制日益严格。国家对申请出境出国移民也实行严格管理，因此获准移民者很少。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放宽出境出国移民政策，人民政府对有直系亲属在海外的县民，允许办理申请出国出境手续，经公安部门审批后，准予移民，因此，县民申请移民的明显增多，但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入境移民仍不放松，获准移民的人数有限。1972～1985年，全县获准出境出国人数2705人，其中，有重返侨居地的，有与亲人团聚的，有继承产业的，有发展实业的，还有婚嫁的，等等。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开始施行，标志着出入境管理工作从此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公民出境出国难的问题。从1986年起，申请出境出国探亲、旅游和定居倍增。1986～2002年，出境出国探亲旅游达到3.37万人次，批准出国定居或前往港澳台定居的共计4408人。
（选自《潮阳市华侨港澳台同胞志》，仅做交流学习，如原作者不同意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