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人民日报》22版刊发《社会公德是如何“管”出来的?》一文，张家口市长马宇骏对此作出批示：“文明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社会公德是城市形象，更是幸福水平的体现。为举办好冬奥会，今后六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社会治理，是文明社会的创建。此篇文章极具指导作用。”
为贯彻落实好马宇骏批示精神，同时将本报“一张照片，感动一座城市……”宣传活动继续引向深入，现予以摘登《社会公德是如何“管”出来的?》一文，在全社会进一步掀起“加强城市管理，争当文明市民活动”热潮，呼吁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营造全社会参与，人人文明、时时文明、事事文明的良好氛围。
井然的交通秩序、和谐的邻里关系、干净清洁的环境、文明礼貌的举止，这些令人称赞的公德与秩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们的背后都离不开严格的法规和监督。
新加坡“软硬兼施”改变陋习
人们对新加坡的印象一般离不开“美丽整洁、社会和谐、有序礼貌”几个关键词，但这些美好的词汇集于新加坡一身绝非一蹴而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乱扔垃圾、随地吐痰、排队插队等现象在新加坡也屡见不鲜。为改善社会风貌，新加坡政府几十年来通过制定和执行各项法规，孜孜不倦开展社会运动，使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彻底改变了新加坡人的形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迅速城镇化，原先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一夜之间成为居住在人口密度颇大的组屋区的市民。但他们依然保留着一些农村生活的习惯，比如在公共区域堆放私人物品，随意抛掷垃圾，随地吐痰等。为了帮助国民适应城市生活、学会和睦相处，加上当时新加坡准备大力发展旅游业，覆盖全国的“全民礼貌运动”在1979年6月应运而生。
“全民礼貌运动”鼓励人们采取更加礼貌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除了在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进行大量宣传外，运动组织者还通过纪录片、歌谣、歌曲等新颖形式，反复强调礼貌的重要性，让运动深入人心。1982年，新加坡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配合社会运动的吉祥物---小狮子“新雅”，这位“礼貌大使”伴随了几代新加坡人成长。
严刑峻法是新加坡政府制止反社会行为的最后一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说，西方媒体有时会称新加坡为“finecountry”，表面上是“优美国家”之意，其实是用“fine”的另一个意义“罚款”，比喻新加坡政府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来阻止不文明行为。
但是，顾清扬认为，新加坡执法规范、专业，才使得法律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政府的一般做法是，首先进行教育和规劝，经多次劝阻无效，才会动用法律。2015年1月，新加坡法院向一名屡教不改的高空抛物者开出史上最大罚单：1.98万新元(约合9万元人民币)罚款，外加5小时社会服务。原来，在2013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曾5次收到该男子居住单位对其高空抛物行为的投诉。经过他所在的镇议会及民间组织多次教育，国家环境局官员也多次对该单位进行监视，高空抛物问题仍屡禁不止，最终才导致了这个“天价”罚单。
韩国交警稀少执法很严
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
韩国车少?绝对不是。韩国人口5150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万辆。首都首尔更是车多、人多，交通压力尤其大。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杂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
这样的管控，一是规则定得细，二是惩罚力度大。细的方面，如普通车辆如何进出停车场、如何超车、该走什么道、该谁优先甚至面对临时施工障碍时该如何通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罚的力度，的确前所未有。2013年8月，韩国中部高速公路服务区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轿车司机因口角忽然在车道中停车，尾随在后的一辆5吨卡车没刹住，造成5车接连相撞，卡车司机当场死亡。法院一审判定，轿车司机过失比例75%，货车司机过失比例为25%，但轿车司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轿车司机过失占整个事故的90%，应该给予更重的刑罚，因为其行为是报复性驾驶，是直接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被处以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韩国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规范交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物业严管扰民现象
在德国，记者目睹过一件小事。一对父子各拿一个甜筒冰激凌，走在繁华的老城街头。突然小男孩摔了一跤，冰激凌球落到地上。父亲望着泪水汪汪的儿子，掏出一包纸巾。记者本以为父亲要帮忙拭去孩子身上的尘土，没想到父亲把纸巾递给小男孩，说“快去把地上的冰激凌擦掉”。小男孩竟也收回了要哭的表情，拿着纸巾小心包裹起冰激凌球，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那位父亲不是第一时间安慰摔倒的孩子，而是让他清理弄脏的马路地面，而且说话语气不容置疑。
“外国人经常问我，为什么德国人如此遵守社会秩序。”德国柏林博爱与市民社会研究所科学联席主任艾克哈德·普利勒打趣地表示，“父母教育子女、老师教育学生时，都把遵守纪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一个父亲严格的言传身教，一定能培养儿子的公德心。而整个德国社会的公德心，正是由众多这样的‘父亲’培养出来的。”
历史上，德国的土地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普利勒强调。
日本扔错垃圾可能获刑
对初到日本的外国人来说，倒垃圾也许是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日本的垃圾分可燃、不可燃、资源垃圾三大类，其中资源垃圾又分纸张、塑料、玻璃、金属等。虽然各地对垃圾分类的规定有细微差异，但基本分类都在10种以上。
在日本，垃圾分类是幼儿园就要学习的常识。在日本办理居留手续时，会收到一本《生活指南》，其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述如何扔垃圾。日本政府通过立法，明确了垃圾从产生到回收利用各个环节主体的责任。商品生产者要减少过度包装，零售商要负责家电等大件物品的回收。法律对乱扔垃圾行为有明确制裁规定，例如《废弃物处理法》规定，胡乱丢弃废弃物者最多可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约合51.9万人民币);如果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3亿日元。
对于倒垃圾这类日常公共行为，关键要靠自觉以及居民自治团体的监督。町委会是日本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治团体，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记者在日本安顿下来不久，有一位自称町委会委员的邻居大妈找到记者，说是按町内规矩，记者应该参加小区公共垃圾收集站的轮值，不然就必须自行向环卫部门申请一套垃圾收集箱放在家门口。小区里有些单身汉因为出差赶不上轮值，甚至出钱请人代为值班。
垃圾箱平时是不开的，只有在收垃圾那天才打开。值班的人需要把垃圾箱打开，把平时折叠着的垃圾箱摆好，并且负责清洁垃圾站。记者值班那天一大早，这位邻居大妈手把手地教记者怎样打开垃圾站的密码锁，怎么摆放七八个不同用途的垃圾箱。为了防止乌鸦和野猫拨弄，还要在垃圾箱上盖好网兜。最后叮嘱记者，等清扫车收完垃圾，要用水冲洗垃圾站，把被拒收的垃圾送还原主或带回家，并把值班表送到下次值班的那家人。果然，我有几次值班就发现了被环卫工人贴上黄标签的拒收垃圾，基本上是搞错了扔垃圾日期或者分类错误所致。但作为外国人，我上哪里去找垃圾原主?因此只能带回家等下次再扔。有一次，邻居大妈神色严肃地拎着一袋垃圾来敲门，指着里面的中文印刷品问记者为何不按规定分类。虽经查实并非记者所扔，但也被惊出一身汗来，从此更加小心地给瓶瓶罐罐“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