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视角，微观叙事，财经逻辑并不复杂
作者：苏文、张若
编辑：苏文
来源：苏说财经
1986年11月10-1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在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邀请下，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率团参会。
按照级别对等的外交原则，陈慕华以国务委员的身份接待凡尔霖，已经显得足够隆重了。但令人意外的是，邓小平临时起意要见见他。
研讨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邓小平与凡尔霖正式会面。交谈之中，邓小平半开玩笑半正式说道：“你们有个纽约证券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会谈行将结束之时，凡尔霖将一枚纽交所正式会员的证章赠送给了邓小平，并说：戴上它就可以在纽交所大厦里通行无阻了。作为回赠，邓小平则把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送给了凡尔霖。邓小平告诉他，这只股票的资本金是165万元，发行了3.3万股，凡尔霖是唯一的外国股东。
如今，这张股票作为文物保存在了纽交所的展览室里。
32年前，邓小平打破常规接见约翰·凡尔霖并且赠送股票的行为，可谓非同凡响。一些敏锐的地方官员感知到了春江水暖。
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就此事撰写了一篇报道《中国初出茅庐的股票市场向美国内行取经》。国际社会几乎难以相信，社会主义中国会推出带有资本主义烙印的股票市场。要知道，1949年6月，陈云和陈毅联合下令取缔了国民党时期遗留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1、胎动：冰融前一刻
其实，在此之前，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股份公司、股票、股票交易等等带有资本色彩的事物，就已经在华夏大地悄悄孕育中。
经历十年动荡后，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抚顺红砖一厂年产量800万块红砖已不能满足市场2300万块的需求量。如果扩大生产能力，需资金1800万元。如何筹资呢？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向市建委、市人行报告，希望发行180万股股票来解决。市建委觉得此法较好，建议发行280万股股票。1979年10月20日和12月27日，市领导两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发行股票之事，达成原则上同意的决议。
1980年1月1日，抚顺红砖股票正式公开募股。截至1月28日，有200多家企业认购，280万股股票认购一空。于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票问世了。
接下来，不同城市公开募股的事例陆续涌现：
1980年4月——成都工展股票；
1983年7月——深圳宝安股票；
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票；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股票；
1985年1月——上海延中股票。
到了1986 年9 月，中国开设了第一家证券交易的营业部。这个营业部不是证券公司的营业部，而是借用了一个银行的营业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来交易的。这是一个属于场外交易的柜台市场，能交易的股票只有两只——飞乐音响、延中实业。
不过，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好几年，虽然股份制持续在萌芽、试点、孕育，但整个社会大环境依然受着左的惯性思维影响，“姓资姓社”的讨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因而，对资本主义属性的事物，依然是质疑与批判的基调。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邓小平向外国客人赠送股票的行为，可以说是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这件事的正当性。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的秋天分外阴冷，黑色阴霾笼罩了整个股市，道琼斯指数当日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刷新了1929年之后股市单日暴跌记录。随后，恐慌蔓延至全球。
“那天早上我到公司时快10:00了。到办公室一看，就像电影里一样，办公室的人一个个都那样，就像谁死了，我当时就有这个感觉。我问发生什么事了，秘书告诉我，股票市场垮了。我就揣了一个小照相机，跑到股票交易所去了。华尔街口上停了至少有七辆电视台的直播车，摄像机就对着交易所楼上。为什么对着上面？等人跳楼呢。”
那一天的情景，在高西庆的记忆中历历在目。当时，他还是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当天晚上七八点，高西庆突然接到了来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电话，请他前往领事馆。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在纽交所当交易员的王波明，以及中国驻纽约主要机构的负责人。讨论的议题是，来自中央的密电——全球股市暴跌可能对中国的影响。
正是因为这次会议，高西庆、王波明、刘二飞等一批30岁出头的华尔街背景海归派聚在了一起，当王波明提议“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建一个股票交易所”时，高西庆一拍即合，两人约定回国后干5年，如果干不成事，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1988年夏，高西庆、王波明等常约在北京城西的灵境胡同柿子树下，激情四溢地讨论着建立股票交易所的细节。当时高西庆开玩笑说，以后交易所建起来了，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梧桐树一样有名了。
1988年11月9日，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国务院副总理听取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其中包括《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该等文件的执笔者包括周小川、高西庆、王波明等八人。
推进似乎一切都很顺利。
1989年3月，王波明、高西庆等参与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宣告成立，在“联办”章程上签字的，包括现国家副主席、经叔平等日后如雷贯耳的大人物。
联办的成立，几乎就是在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做前期的筹备。时任联办秘书长的张晓彬回忆称：因为汇报会上领导要求我们少说多做，低调筹备，所以我们不敢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就想出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名字。
然而，即便方案递进了中央最高层，即便有元老的支持，外加有日后能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政坛黑马参与，但在那个“姓资姓社”被激烈争论的年代，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计划最终夭折在了冰融前一刻。
2、创世纪：两隔一千五百公里的速度与激情
在“联办”筹划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同时，1200公里之外的黄浦江畔，以及2200公里之外的南国小渔村，也顽强地闪烁着两盏筹划证券交易所的星星之火。他们将在1990年会师，并联袂照亮中国此后三十年的证券大时代。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灏率团访问欧洲，得到了设立证券交易所的建议。对急需建设资金的深圳特区而言，这是理想的募资渠道。为此，李灏回国过境香港时，马不停蹄去拜访了新鸿基证券主席冯永祥。
“冯先生，我请你当深圳市政府顾问，你帮我做几件事：一是协助深圳市政府制定深圳市金融证券发展的总体规划；二是请你派人到深圳帮助我培训资本市场的人才；三是当我启动筹建交易所的时候，相关的一些资料，不管英文的、中文的，你都给我们提供。”
1988年11月，深圳市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起步——禹国刚、王健（时任深圳发展银行副总经理）牵头操办。
日语专业背景出生的禹国刚，原先在深圳爱华电子公司当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但对证券知识颇有兴趣。1983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招考两人，公派去日本进修证券和证券交易。禹国刚最终从众多竞争者中胜出，成为被录取的二人之一。
五年之后，禹国刚成为了深交所筹备执行的核心成员。
禹国刚将筹建深交所的过程形容成是他的创业：“最初筹备的时候没有钱，请那些研究生帮我们翻译资料，不能不给人家钱，人家到深圳起码要吃、要住。我就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了一套房子，又借了一些桌椅、板凳、被褥等等东西。那套房既是宿舍，也是饭堂，同时还是办公室。我们就在那儿开会、写文件。我们还得到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20万元无息贷款，作为专家小组开办费用。”
经过5个月的奋战，1989年4月，一套33万余字，浓缩了国外公司法、证券法、投资保护法、会计制度的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出炉了。
相较于深交所的筹建，上海方面筹建上交所则晚了整整一年。
1990年春夏之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率团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访问的最后一站——中国香港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即将成立的消息，在国际上立刻引发巨大反响，而在国内却是一片诧异，因为此前几乎从未听说上海在筹建证券交易所。
在此之前的1989年12月2日，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上海市委扩大会议召开。在此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对朱镕基负责。
在北京“联办”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偃旗息鼓的背景下，当时上海筹备组成员不仅心里没谱，甚至感到巨大政治压力。“主要是担心政治上有风险。”为了给三人小组打气，朱镕基对他们表态：你们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
1990年年初，三人小组向朱镕基提交上交所的筹备方案，建议1990年实现试运行，正式开业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雷厉风行的朱镕基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外访回国听取进展汇报时，朱镕基发现交易所筹建推进远不及预期，面前是一筹莫展的汇报三人小组。“没有先例的事情，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朱镕基急了，真急了。他要求派一个不墨守成规、敢闯敢干的年轻干部来干活。于是，贺镐圣退出三人小组，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处长的尉文渊接替上任，他也成了日后上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
当时年仅35岁的尉文渊受命扛起重担，成为执行者。尉文渊选了两个助手，其中一个就是日后出任南方证券董事长的刘波。
仓促起步筹备的上海，在制度建设、上市规则、交易规则这块几乎是空白，这个文件可不是两三天能整出来的。此时，深交所筹备组的“蓝皮书”早已定稿。
当时刘波就带了六人到深圳，找到深交所筹备组的禹国刚，希望要一套深圳的蓝皮书。在禹国刚看来，那可是自己筹备组花了近半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才整出来的宝贝，哪能随便给。但后来他想了想，给就给吧，让他们看看。结果禹国刚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把这份文件拿回去以后，据称“只改了两个字，深圳改成上海，全套照搬”。
很快，在尉文渊的拼命带领下，上交所的筹备工作进展神速。
1990年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10月8日，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批示同意；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成立大会，并决定12月19日正式开业。
此时的深圳，感觉好像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迟迟没能拿到中央准许深交所成立的批文。最着急的，莫过于市委书记李灏了。为了此事，李灏专程进京当面请示中央领导，并陈情：让我试试，出了问题我担责任。
得到默许之后，1990年11月22日，李灏与当时的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以及市人民银行负责人王喜义等，直奔筹建小组的办公室。
李灏到达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不是来讨论的，是来拍板的，因为这事讨论没完呀，我们就下决心，什么时候开？结果一问，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拍板开业。
上交所定于12月19日正式开业，李灏决定让未获“准生证”的深交所抢先试营业，把时间定在了12月1日，“手续由市里申请补办”（1991年4月16日，深交所正式拿到获准成立的批文）。
就这样，在1990年的最后一个月，新中国的两家证券交易所以近乎赛跑的方式先后开业了。此时，两大交易所一共仅13只股票，戏称“十三太保”，上海8家，深圳5家。
交易所成立的一小步，却是改革开放迈出的一大步。之后，这个新生的资本市场，无数次地吸引了上自庙堂下至江湖的关注。
3、成长的代价：野蛮生长，弊端初显
1992年的春天，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启了南巡之旅。
该年5月21日，为了刺激股市的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放开了涨跌停板制度，当天上证指数就翻了一倍，涨幅105%。7月，深圳计划发行新股。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手机上简单便捷地申购新股，很难体会股市发展之初的1992年需要排几千人的长队，费尽周折用身份证买抽签表，再用中签的抽签表去申购股票的繁琐程序。
1992年8月初，深交所发布了发行新股的公告，计划发行5亿股，预计发售500万张认购抽签表，中签比例10%。股民凭借每张身份证可买10张认购抽签表，每张抽签表100元，按10%的中签率，一张中签表可以申购1000股新股，一旦中签则可获利万元以上。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赚钱买卖，于是乎深圳邮局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成箱成捆的身份证。
股民甘爱军怀揣着四处借来的身份证，和司机朋友老高，从广州开车到了深圳福田，开始了与股市的第一次接触。甘爱军说，为了防止别人插队，“我们只能搂住前面那位排队者的腰或是扶着肩膀，而后面一位也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幸好老高站在我前面，熟人，搂起来不尴尬，后面那位也是搂着我的腰，还好后面那一位也是男的。当时排队的也有女人，同样紧紧搂着前面一位的腰，没有办法，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去，炒股，赚钱呗。”8月的深圳，酷暑难耐，周围散发着一阵阵馊味，他分不清楚到底是自己身上的，还是来自别人。
像甘爱军和老高这样怀揣着发财梦想的人多达120万人，在分布全市的300个银行、证券营业网点，排了2天2夜的队。8月9日，抽签表正式发售，然而，仅仅过了半天即告售罄，这120万的排队大军大部分落空而归。紧接着，队伍里开始风传有不少内部权力部门借用职务之便，把大量的表偷偷买走。
群众的愤怒开始传染，人们集结掉头前往市政府门口，要求惩治腐败。事态扩大并持续至第二日凌晨，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汽车被烧毁数辆，并且有声音扬言要烧毁市政府对面的加油站。震惊全国的“810风波”就此发生。
事后查明，一共有超过4000人私分了超过10万多张抽签表，包括某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副总，一人独吞了整整一箱5000张的抽签表。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打击了股民的信心，在之后的4天里，沪深股市大幅下跌，上证指数跌幅高达45%。
新生的中国股票市场必然会面临诸多成长的烦恼，深交所810风波的伤疤还没好完全，上交所327事件又接踵而至。
1992年，国债（国库券）开始发行，但交投惨淡。为了活跃当时的国债市场，曾前往美国考察的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提出，可以在上交所尝试推出国债期货。1992年12月28日，中国国债期货交易首次出现在了交易所系统中。在初期期货交易头寸管理比较严格，但由于期货市场不活跃，头寸逐渐放开，同时随着股票市场热情散去，国债期货市场交易愈发活跃，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1992年发行的总规模240亿元的三年期国库券（327国债）将在1995年6月到期，复利9.5%，面值100元的国库券到期本应兑付100*（1+9.5%）^3=132元。在兑付前夕，市场传闻财政部会提高兑付利率，以148元兑付。也就是说，该国库券的保值补贴率达到460BP（4.6%），加上9.5%的利率，该国债的总回报达到14%。
彼时，“上海证券市场三猛人”之一的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对此颇不以为然，毕竟按美联储的贴息经验，一般为25个BP，远不能达到460BP之多，简直天方夜谭。再加上管金生判断当时国家紧收银根、高层狠抓宏观调控的时候不会出太多的补贴。双重逻辑驱动下，他认为看到了套利的空间，拼命做空327国债。尽管当时的金融背景是连银行储蓄率都有10%的利率，国债保值补贴率通常为7-8%。
而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经开）则认为国内通胀居高不下，保值补贴率大概率会涨，自然成为327国债的多头主力。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将按148.5元兑付327国债。当天开盘，中经开一度将327国债价格拉到150元，管金生彻底慌了，这意味着万国证券将面临60亿元的巨额亏损。
面对如此惨景，管金生只能背水一战，他利用国债期货的交易漏洞，透支卖出327国债，在最后8分钟，空方用780万口卖单将价格从151.3元打到147.4元，多方还未来得及反应，这场价值上千亿元的厮杀即以空方胜利告终，以中经开为主的多方，亏损达40亿元。
然而，证券市场绝无仅有的戏剧性一幕出现了。在当天晚上十点，上交所紧急宣布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交易作废，“327”收盘价调整为151.3元。
1995年，327国债期货协议平仓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员工食堂进行
将中国券商带到世界目光下的管金生尾盘获利化为泡影，并因贪污、挪用公款40万元罪名被捕入狱，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他出狱后再谈“327事件”时，认为自己错在缺少政治智慧，但在行动上绝对尊重和遵守法律的判决。
被美股、英国权威机构评为中国第一大证券公司的万国证券账面有56亿元亏损，濒临破产。
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出现40亿元的严重亏损，其创始人和灵魂人物尉文渊引咎辞职。
“327事件”与“810风波”，在中国证券史上留下了两个深深的烙印，而且不偏不倚，沪深各占一个。于其说这是偶然，不如说是一种必然。任何时代，只要涉及改革，“探路”与“跌倒”都是孪生相伴。诚然，这便是成长的代价吧。
4、竞争：“沪强深弱”与“深强沪弱”
1992年的“810风波”，对深圳市政府而言，无疑是需要被问责的重大挫折事件。但因祸得福的是，由于此事引发中央高层乃至全国舆论的关注，使得深交所在全国的知名度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全国的影响力超越了上交所，交易的活跃度也胜过上交所。
1993年春，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分别听取了两大交易所专项汇报，之后得出了与市场呈现一致的判断——深强沪弱，遂要求上海向深圳学习。
尉文渊本来还觉得自己干得不错，突然发现搞了半天还不如深圳。
于是，他着手推出系列措施。之一就是，在全国范围邀请与国民经济有较大关联的企业在上交所上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川长虹、哈医药。这不仅使得上交所的上市公司规模和股本规模迅速增加，而且有效提升了上交所对其他经济区域的吸引力。那个年代，哪个省市只要出现上市公司，立刻就能把当地的经济与知名度带动起来。
于是，竞争态势逆转，沪强深弱的格局形成。
接着，尉文渊又推出一项新的证券交易品种——国债期货。没想到的是，原本想借此进一步拉大与深交所差距的举措，最终酿成前述的“327事件”大祸，自己也引咎辞职。
不过，虽然上交所爆出“327事件”，但是在股票交易层面沪强深弱的格局并未改变。
1995年10月起，停发新股一年多后，沪深交易所重新恢复IPO。当时一批共计20家，由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结果19家选择了上海，只有一家选择了深圳。而在市场活跃度方面，到1995年年末时，沪市的成交量最高时是深市的6倍。
冰冷的数据将沪深的强弱势反差衬托得格外扎眼，深交所的危机感空前强烈。
同在1995年10月，适逢庄心一从建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任上调任深交所总经理，而深圳市政府方面分管金融的副市长为武捷思。
为了激活深市，深圳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最显诚意的就是对上市公司的服务态度。
当时深圳内部形成一套规矩，包括什么级别的客人由谁接待，上市仪式敲钟由谁出席，等等。当时规定，小盘公司上市，交易所副总经理、市证管办副主任出席；中型公司上市，交易所总经理、市证管办主任、分管副市长出席；如果是大型国有企业、有影响的大盘股，除了这些人以外，市委书记或者市长也得出席。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就没少出席这类仪式。
“这个态度不知比上海端正多少倍了，上海连人都找不着。”至少，这份服务的诚意，提升了对拟上市公司的吸引力。据称，陕西省证管办一位主任某次出差到深圳，因为航班问题，飞机降落在了广州。深交所总经理庄心一带上司机亲自到白云机场去接。
此外，副市长武捷思又推出了一项“增值服务”：给所有来深交所上市的公司老总派发深港免检通行证，一家给两张。此举又强化了对拟上市公司的吸引力，上世纪90年代，能去香港犹如出国一样。
经过1995年的低潮，1996年开始，深交所逐渐扭转颓势。6 月份，深市的成交量开始超越沪市，全年下来深市总成交量以55:45高于沪市。此外，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总量也大幅提高。1996年年末集中有5家公司要在深交所挂牌，如果一并上市的话总数将超越上交所。
客观而言，那个阶段，在沪深交易所没有差异定位的情况下，不管各自采取怎样的策略，本质上都是同质化竞争。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金融领域，同质化的竞争，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显然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解。
这一点，处江湖之远看得清楚，居庙堂之高同样明了。几年之后的改革措施，就此埋下伏笔。
5、收权：地方自治的终结
1997年之前，无论是深圳的810风波还是上海的327事件，或许都可以用交易所在地方自治下的“好心办坏事”来形容——建设心切却决策失误。810风波的发生，失误在于深圳市政府低估了新股发行模式不合理带来的严重冲击；327事件的发生，失误在于尉文渊推出了超前的金融衍生品，放大了市场投机风潮。
这恰恰说明，在两大交易所还处于“试一试”的阶段时，保驾护航的力量主要来源于上海、深圳两地政府甚至是个人影响力。
比如，尉文渊之于创建初期的上交所，在他担任总经理时期，影响力之大甚至可以改变投资者信心。有资深股民举例说，在当时有型的交易所市场里，如果某一天股市连续多天阴跌，只要尉文渊冲到市场里，双手叉腰，大声说“你们不要慌，马上就涨上去了”，指数则会应声而起。
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评判他的行为，妥妥要被批判干扰市场。但在制度有待完善的时期，大家都相信他，他说涨，大家都会跟着买进，他说不行，大家都纷纷抛售。
再比如，深圳市政府之于创建初期的深交所。1991年4月22日，对于试营业5个月、刚拿到央行正式批文的深交所来说，是个非常尴尬的日期，因为这一天全天零成交。看着自己一手主导设立的交易所一天天萧条，深圳方面决定筹集2亿元拉升第一权重股“深发展”的股价，依靠龙头股带动其他股票上行。随着股价上行，股民们又有了信心，重新杀进股市，到10月中旬，深圳股市全面复苏。
这在当时是深圳市政府“救市”的一种表现，但同样留下了政府组织炒作股票、操纵股市的嫌疑。
此外，两大交易所在正面战场展开良性竞争的同时，在侧面战场也不乏恶性竞争。比如，1996年，眼看着深圳在成交量上要超过上海，上交所不甘心，于是采取手段刺激沪市。最典型的事例是，上交所亲自出面组织本市两家大型券商炒作沪市大盘股，并且制定了一整套方案。结果炒砸了，套住了，该等券商不干了，找交易所要赔偿损失，事情最终败露。
两大交易所竞争逐渐白热化，这时候证监会的作用开始显现。
虽然证监会早在深圳810风波之后的1992年10月即宣告成立，但并未获得两大交易所的全面管辖权。当时两大交易所的章程写的是，交易所由证监会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这个共同管理的含义是：在业务上由证监会指导，但人事权、财权归地方政府。因而，两大交易所本质上依然是地方自治。
1996年8月21日，国务院证券委修订《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将1993年版暂行办法中的“证券交易所由所在地的人民政府管理，证监会监督”的表述更改为“证券交易所由证监会监督管理”。同年10月14日，证监会正式向上海、深圳两地交易所派驻督察员。
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的任命权以及正、副理事长的提名权交由证监会，证券委于11月30日同时修订《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的人事聘任规定。
至此，沪深交易所结束了长达7年的地方自治时期，正式统一收归证监会管辖。
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撤销，中国证监会成为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并由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升格为正部级单位。同年12月29日，《证券法》获得人大常委会通过，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证券市场的地位。
从1792年《梧桐树协议》的签署标志纽交所设立，到1934年SEC的成立标志美国证券监管统一架构成型，中间是142年历程的经验与教训。中国证券市场短短七年的经历，远没有给证监会留下足够多的治理经验，这也预示着后续的路并不轻松，证监会主席注定是个“火山口”岗位。
6、深化：“失去的四年”与“多层次资本市场”
1998年，哈佛大学肄业生比尔·盖茨发布了Windows 98系统，尽管发布会上win98一度蓝屏死机，但也不妨碍科技创新的比尔·盖茨继续蝉联当年世界首富头衔。
世纪之交，互联网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短短几年内诞生了许多在未来能呼风唤雨的互联网巨头，谷歌、亚马逊、腾讯、阿里、百度……
纳斯达克的火爆，使得创业板的设立成为各国资本市场的焦点话题，同样也引发了中国总理朱镕基的思考。
2000年5月，深圳市政府接到中国证监会通知，周小川主席要到深圳市政府商量一个重大事情，但并未告知具体议题。周小川到达深圳之后，向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市长于幼军传达了一周前国务院会议的决定：上海建成一个主板市场，深圳建成一个创业板市场，并拟将深圳的主板并入上海。
按照国务院的构想，两个同质化的交易所并不是最优方案，而应该是一个差异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站在深圳市政府的角度，对创业板落地深圳肯定是高兴的，毕竟深交所在1998年就开始自发做了类似创业板的研究，并向证监会提交过《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
但是要从深圳拿走主板市场，深圳市政府却是一万个不愿意。十年前深交所获得准生证尚且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谁又能保证创业板会一帆风顺。假如创业板推进遇到不可抗力而主板又被拿走了，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深圳市政府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
心急如焚的深圳市政府上上下下都在研究解决方案，此时已是深圳市副市长的庄心一连夜准备报告。
一周之后，一份主报告、六份副报告成型。张高丽拿着报告带上庄心一即刻进京，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留住主板。深圳方面的主张是，如果抽走主板市场，对深圳的金融、证券、服务、交通以及整个城市的定位，粤港、深港合作都有一系列的影响。国务院领导终于松口，表示可以再考虑一下。
这还不够，从北京返回之后，张高丽又马不停蹄前往广州，向时任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汇报，李长春又即刻启程进京陈情。为了留住主板，张高丽还公开呼吁，“深圳不仅是深圳人的深圳，还是全国的深圳”。
竭尽全力的争取之后，国务院定调：深圳的创业板继续推进，深市主板保留，但是停发新股。这可以说是深圳市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2000年9月15日，中联重科在深交所网上发行后，深交所停止在主板市场新股发行，全力筹备创业板。
接下来，众所周知的是，受纳斯达克科网股泡沫破裂影响，深圳的创业板搁浅了。2000年到2004年对深圳的证券市场来说是“失去的4年”，停发新股期间，大量金融企业外迁，人才流失，深交所与上交所差距逐渐被拉大，在这四年中，有298家企业到上交所上市。
2002年11月16日，网友我为伊狂（真名：呙中校）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写下一篇长达1.8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点击相当于现在千万级阅读量），将深圳的失落氛围推向顶点。
直到2004年5月中小板的设立，深交所境遇才逐渐改善。
此后，沪深交易所开始差异化的竞争。上交所被定位成大型国企改制融资场所，深交所则成为高科技新兴公司及中小企业上市首选。
2009年10月，创业板终于呱呱坠地，首批28家实现上市。
深交所的重新崛起在创业板开启之后。随着大型国企、巨头企业纷纷IPO，上交所的上市资源不断减少。而中小板与创业板奠定了深圳战略性的地位，市场多数IPO资源逐渐聚集到深市市场。“沪强深弱”的格局逐渐被颠覆，2018年之后，深交所在上市公司数量和成交量方面双双超越上交所。
中国的沪、深交易所，可比之于美国的纽交所与纳斯达克。超过200岁的纽交所，几乎垄断了美国所有传统行业上市巨头，而晚至1971年才诞生的纳斯达克，虽然年轻，但挟着科技与互联网的浪潮，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类比之下，汇聚了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深交所，未来的成长空间也更被看好，两个板块市盈率的差异即是脚注之一。
7、尾声
竞争压力之下，上交所也在求新求变，国际板、战略新兴板都曾进入上交所的谋划范围，只是最终未能修得正果。
直到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正式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成为科创板重点支持的产业。此后，科创板从宣布设立到首批企业正式过会，时隔仅7月余，筹建速度之快堪比当初的上交所。
截至2019年2月末，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已达3606家，52.49万亿的总市值更是GDP的六成。同时，这个市场还聚集着1.48亿的个人投资者和35.42万户机构投资者。
从1986年邓小平向纽交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送出一张中国股票起，回首三十余年，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孱弱幼苗到苍天大树，经历的是风云巨变，诠释的是国运升腾。
30年的沪深风云之下，也记录着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他可能是工厂的仓库保管员，通过投资股票成为名噪一时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从此走上人生巅峰；他可能是高中辍学生，却凭借丰富的投资理论和实战经验，成为股市“神一样的存在”，最后却因内幕交易锒铛入狱；他可能是建材公司老板，梦想一夜暴富，押上全部身家加杠杆入市，欢喜不过数日便损失惨重，妻离子散；他也可能是刚毕业的95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交个学费……
参考资料
[1] 虞洽卿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剑荣
[2] 伟大的博弈，回顾中国股市风雨历程
[3] 金融监管治理——关于证券监管独立性的思考，洪艳蓉
[4] 深圳股市初创的激荡岁月——访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中国金融》
[5]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始末，龚浩成，《中国经济导报》
[6] 禹国刚口述历史：深交所从一开始就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周平希，《证券时报》
[7] 两个交易所的战争，谭楚丹，《理财周报》
[8] 朱镕基与中国股市，石文忠、余亦青，《环球人物》
[9] 百万股民“炒”深圳，吕梁，《中华工商时报》
[10] 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自爆8·10股市事件内幕，《南方都市报》
[11] 前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深交所建立的前后，苏荣才，《深圳特区报》
[12] 尉文渊：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周松林，《中国证券报》
[13] 8-10风波：我在现场 暴力事件回忆，江沂，《中国证券报》
独立视角、温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