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GDP十强县出炉，晋江经济总量首次超越常熟，打破了“苏南四小龙”——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长期“霸榜”前四的格局。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南沿海小县城，到县域经济实力连续26年居福建省首位，晋江是如何发家的？
被逼出来的晋江老板
从有“晋江”之名到改革开放前，晋江的历史如果要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穷”。
历史上，晋江地区从来都是人多地少，而且地质条件恶劣，因海水浸渍，土壤盐碱化严重。迫于生计，大量晋江人不得不弃农从商。
宋代有诗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出海经商，成了晋江人的出路。
冬季是出海的时节，晋江人随着季风飘向东南亚一带，船里载着在江南采购的生丝 ,在江西采购的瓷器等。等到来年夏季风盛行时，晋江人带回的是大量的白银、香木、象牙和珠宝。如此交易，运气好的话，跑一趟够吃一辈子；运气不好的话，流落异土，甚至葬身大海。
在激烈残酷的商战中，信奉“爱拼才会赢”的晋江人，学会了权谋和机警，他们既大胆追求财富，又步步为营。由此形成的性格，也为晋江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文明晋江
上个世纪60年代，晋江原有的工业基础本就薄弱，解放后又由于地处对台前线，国家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投资，再加上计划经济时代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导致晋江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农村劳动力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土地上寻求生存。
逼仄的生存条件下，敢拼敢冒险的晋江人重拾旧日经商传统，开始合伙开办小企业，生产计划外的产品。1967年起，晋江队（村）以下工业产值就超过了集体工业。
动荡时期，意识形态的干扰难以避免。1970年代，打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运动兴起，晋江地区很多人被抓进了“学习班”，其中个体经销员就有300人。为了保护晋江民营经济能够半公开半隐蔽地存在和发展，一些群众就悄悄地凑钱替他们缴“罚款”，把他们“保释”出来 ,请他们继续跑供销 ,为农民联系业务。
在此社会氛围影响下，1978年，晋江部分党政领导开始为私有经济网开一面，并以陈埭公社为试点大胆地发动公社社员集资办企业，继而在全县推广。当年，晋江队（村）以下工业产值已达3128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34%。
由此形成的“家庭联产、手工作坊”模式，也成了“晋江模式”的雏形，它不仅为全国贡献了一个“晋江经验”，也为日后中国资本版图中的晋江身影奠定了基础。
晋江的“造牌运动”
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中国城市开始承接外来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彼时，掌握了世界80%以上品牌鞋生产和贸易的台湾鞋业，正在寻找成本更低廉的下一个着陆点。
隔海相望的福建就此成了首选，而晋江和莆田则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20世纪90年代，晋江乌边港周围有着数千家制鞋厂，河的南面是安踏和361度的发源地，河的北面则是特步、乔丹、德尔惠、美克的起始站。并且因为地缘关系，这些运动品牌的创始人有着共同的姓氏“丁”。
起初，为国际大牌运动鞋做贴牌代工，是两座城市的主要业务。但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其双双受创。因订单锐减而欠下巨额债务的鞋厂老板纷纷跑路，留下了厂房、生产线、制鞋原料，以及数以万计的制鞋工人。
危机下的两座鞋城，命运就此分岔。晋江的鞋商们开始疯狂投放广告，一场“造牌运动”在晋江拉开帷幕，而莆田则走上了生产高仿鞋的道路。
2005-2008年，安踏斥资3000万元，成为中国乒部联赛运动装备惟一指定合作伙伴/网络
晋江企业打品牌有“三板斧”，第一板斧就是起名定商标时的取巧和搭便车。譬如陷入侵权纷争的乔丹体育，早期名字撞车“别克”的361度，以及有搭“奥林匹克”便车之嫌的“匹克”。
第二板斧就是请明星代言。1999年，安踏以80万元的“天价”请孔令辉代言，第二年孔获奥运会冠军，安踏的市场占有率迅速攀升至13.4%。随后，晋江企业纷纷重金邀明星代言，德尔惠请了周杰伦，特步找了谢霆锋，喜得龙选了郭富城，贵人鸟签下了刘德华……
从此，每年的春夏和秋冬订货会成了晋江最热闹的节点，各家企业纷纷邀请明星为自己演出助兴，谁请的明星多、名头响，谁就在代理商那里“有面子”。彼时的晋江俨然成了遍地是明星的影视城，明星们在不同企业间串场走穴之争，还曾引发场面失控。
晋江品牌的第三板斧，即是不惜血本拿钱砸广告。2006年世界杯期间，CCTV-5每4个广告中就有一个是晋江品牌，以至于有人戏称CCTV-5为“晋江频道”。
这场“造牌运动”其实不仅在体育用品业声势浩大，休闲男装、食品、纸制品行业也都参与其中，晋江也由此成了中国“品牌之都”。
目前，中国的几大体育用品品牌，安踏、361度、乔丹、特步等均在晋江，还有休闲男装，如九牧王、利郎、柒牌、劲霸、七匹狼也都在晋江，还有食品，如盼盼、蜡笔小新、亲亲，还有纸制品，如恒安等等。
2019年，晋江市产业发展状况/搜狐城市制图
而它们也支撑起了晋江的经济发展。据2019年晋江市统计公报，纺织服装业、制鞋业、建材陶瓷业、食品饮料业、纸制品及包装印刷业这五大产业，占晋江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80.42%。
晋江富豪扎堆上市
除了造牌运动，“晋江模式”的另一特征就是晋江商人对上市的高度热情。
和大品牌公司首选A股、其次H股不同，晋江一众中等企业选择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德国等“偏门”市场融资。“大企业上A股H股，中等企业去海外”是晋江企业主心照不宣的共识。
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根紧缩、成本疯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了二三线品牌的溃败，急需资金的企业找到了上市这条出路。
2009年，晋江在全球的上市企业已超过40家，数量之巨在全国县级市中仅次于江苏省江阴市。其中有的企业通过上市获得转机，但也有很多企业上市之后并未扩大知名度扭转业绩颓势，比如2009年在加拿大上市的猛士达鞋业，2009年5月在韩国交易所上市的鸿星沃登卡等。
为了鼓励企业上市，晋江当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2007年，晋江市出台“对企业上市的扶持措施”，即对当地上市企业奖励330万元。
除了激励政策之外，晋江市政府为了协助企业上市，还聘请了经济学家吴晓求及国家发改委官员等人设立晋江企业上市专家顾问组，甚至请来深交所驻福建首席代表兰邦华来挂职市长助理10个月，可谓用心良苦。
2020年4月，晋江市长张文贤为“晋江制造” 直播带货
回溯晋江经济发展历程，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帮扶由来已久。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的背景下，政府以企业挂靠集体的形式，保住了刚刚萌芽的民营企业，到鼓励晋江企业建立自主品牌，出台政策推动企业上市，以及疫情之下，创新金融服务，确保有经营能力的企业不因银行抽贷、断贷陷入绝境……晋江政府始终与企业保持着良性的政企互动。
毋庸置疑，晋江民营企业在过去几十年能够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良性的“政企互动”。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民间力量的自由选择，才是晋江制造财富奇迹的永动机。
参考资料：
[1] 晋江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晋江市统计局
[2] 从“晋江模式”看地方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南京师大学报
[3] “炒鞋”高烧，“鞋都”遇冷，城市进化论
[4] 中国运动品牌十年沉浮，只有三家能与耐克、阿迪同场竞技，财经杂志
[5] 晋江造鞋往事，市界
[6] “乔丹”的晋江兄弟们，南方周末
[7] 另类晋江模式，财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