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1978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占全球1.8%，而到了2018年，这个比例直线飙升。
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简单来说，就是咱有钱。
如果说中国的富有要找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开始，一定是1978年。
1978年5月。
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报刊一经发出，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句话、这篇文章，成为撬动整个中国的一根哲学杠杆。
在此之前，中国百废待兴，混沌初开，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计划经济体——一切物资的生产和调配都由国家掌控。
比如说要在某地建一座桥，哪些人去建、需要多少材料、在哪儿买材料、一共多少钱、谁负责运输、计划多久建好...
事无巨细，全部由计划委员会测算决定。
看似井井有条，但实际操作起来效率非常低下，往往一个计划大会都要开上个把月。
若是把彼时的中国比喻成一辆行驶途中的列车，那么这辆车从1949年走到1978年，已然不能继续负重前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了人们新的思路，让中国人发掘了另一条可通行的路。
虽然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条路，也不知道踏上这条路后会发生什么，但正如该文所言，实践才能知道是否可行不是吗？
于是，激荡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了。
“分田到户，自负盈亏”，这短短的八个字，率先拉开了改革的幕布。
假如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政策是一切听从中央的指令，那么改革开放，就是让人们不再依赖于此，顺应市场的潮流，发挥自己的智慧。
这些在如今的我们看来，甚是简单；但对于1978年的中国人而言，这小小的一步，却是步履维艰。
在吴晓波《激荡四十年》系列书册中，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你坐时光机回到70年代的中国，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其乐融融。
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穷。
但1978是一个历史节点，此后，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
而在行驶的这辆列车里，有的旅客没听到变轨时的碰撞声，有的旅客却意识到了其中不同。
这些意识到不同的人，就是改革开放开始后，率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他们的富，无关出生、无关背景、无关智商，甚至无关学历与地区种种，只因为他们有想要富起来的欲望。
举个例子，70年代，养猪被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活动，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可某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如何通过养猪增加收益的文章，普通人只看得懂这篇文章的内容，哦，是教人如何养猪呀...
但有些人却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意义，养猪被刊登在报大肆宣扬，这是否说明，国家气候将变？
1978年的大事儿很多，其中还有全面恢复高考。
虽说1977年就已经部分恢复，但当时因为时间紧凑，弄得手忙脚乱，直到次年才全面恢复。
高考的恢复也给改革开放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多划时代人物都是在那时选择了往前拼。
当时还在辽宁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后来成了招商银行总行长；
考入华南理工大学的黄宏生、陈伟荣、李东生关系非常好，谁都想不到，此后他们三人会分别创办康佳、创维、TCL，占据中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
彼时的深圳，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完全吹到这里，一名叫王石的青年还在每日忍着污水的恶臭，拿着42元的工资，后来他建造了昂贵的房子。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而这些人的成功，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政策。
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当时的中国想要崛起、想要腾飞，与其他诸国比起来，仍旧落后得让人不敢置信。
当时所有的工厂都是国有，工人们犯了错、偷了懒不会被惩罚也不会被辞退，所以工人们的态度非常懒散。
并且中国工厂的设备全都是老古董，最低使用几十年，最高的甚至使用了上百年。
可以预见，之前那条路走得并不成功，所以得思变。
那一年，中国停止援助越南等小国，转而与昔日的敌人美日交好，各大领导人开始广泛的走出国门。
比起小国，我们显然更需要大国的帮助。
其中，尤属邓小平访日的影响最为深远。
日本，这个在二战时战毁，却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并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俨然很有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新加坡，弹丸之地却可以引来多国投资，如何“招商”，也是中国急需的经验。
中国，就这样靠着领导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出国访问，慢慢发育。
时间来到1979年，在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里，中国交了一个强大的“好朋友”——美国。
那时候还没有特朗普这个“搅屎棍”，邓公亲自访美，为中美关系迎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
北岛写过一首诗，名为《岗位》，“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用来形容这国门大开的一年，再贴切不过。
霍英东带着钱来到广东，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皮尔卡丹来到中国，唤醒了中国人的爱美意识，让只穿蓝色工装的人们理解了时尚一词的意义；
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他的交响乐团，为中国人演奏了第一支交响乐，激发了群众的音乐细胞；
这一年，中国正式下场博弈。
广告业、旅游业，还有之前被当成四旧废弃了的老牌餐饮品牌们，纷纷复活起航。
此时的中国虽然与其他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但没关系，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国际上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未来，只因为我们有人口、土地与资源，我们的生产力毋庸置疑。
当中国逐渐学习完其他国家的经验，当中国人知道了该生产什么东西，未来全世界都将被中国制造所包围。
不得不说，这个人很有预言家的风范，毕竟现在这点已经是事实了。
完全醒来的东方雄狮，其发展速度让全世界都为之恐惧。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去世前的最后四年里著作了一本书，名为《变革中国》。
他在书中提出了三个结论。
①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②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③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法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曾经也对中国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对不起，我理解错了”。
这些名人们的话，无疑是对中国改革的变相肯定。
此时，就不得不提另一个故事。
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领导人就提出过企业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放权自主经营。
这一点，在1979年正式施行，国务院宣布了八个国企改革试点企业，其中最亮眼的就是周冠五带领的首都钢铁公司。
前面说过，彼时的中国企业，工人态度尤其散漫。
周冠五对此提出了三个“百分百”方法，说来也简单，就是每个职工百分百遵守规章制度；发现问题百分百上报；违规者百分百扣除当月奖金。
这个方法，我们现在都在用，看起来并不新鲜，但在当时，却是极具震撼力，之后他又提出了国企承包制。
周冠五提出来的这些改革，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也成了日后国企改革的标准。
从这些就看出来，要搞改革，并不是一声令下就可以畅通无阻。
在任由人们自己推动经济发展时，政策就显得很重要，要不断根据现实情况去权衡利弊。
就好像蛋雕一样，要一针一针的细细雕琢。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闲不住，要搞一件更大的事，他就是袁庚。
他向中央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其中就有一个构想，能否在蛇口建立一个工业区，既方便国际先进技术与原料的引入，也能充分利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
他很大胆，直接去北京向老首长说明自己这个构想。
老首长拿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把一块半岛给了他，这个地方就是此后著名的蛇口工业区，也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区。
此后数年，蛇口发展得越来越好，而这，也是中国的资本。
不过后来，中国遇到一件事儿，扰乱了很多行业发展的步伐。
那一年，曾经下乡的知青们终于回城了。
这些人回到城里之后，终日无所事事，反而引发了些许骚乱。
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闸放水”，让他们发展个体经济，说起来，与如今的地摊经济很是相似。
年广九就是其中名列前茅之人。
他先是搞个人经济，卖得越来越好，就思索着能不能雇人扩大规模，这便有了后来的傻子瓜子。
关于他的故事，柴妹之前写过，此处就不赘述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彼时的中国，种子已经破土而出，只待长成参天大树。
这是一个开始。
四十年里，每一年中央都推出多个政策来一点点雕琢这个国家，直到如今。
偶尔会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弊端如何如何，的确，弊端很明显，前段时间写过的贫富差距就是其一。
但现在回头看，这四十年里，中国能发展到如今这个模样，改革开放与邓公功不可没。
历史已经证明一切。
主笔 | 小陆
编辑 | 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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