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中国联合代表团对疫情进行考察
在几周前，中国的医院床位还一床难求，住满了新冠肺炎患者，现在却出现了“床等人”的情况。试验性药物的测试难以招募到足够多的符合条件的患者。过去几周内，每天报告的新增病例数量都呈直线下降。
这些令人惊讶的观察结果被发布在一份2月28日的报告中，中国政府准许由世卫组织派遣的13位外籍科学家联合12名中国科学家组成联合代表团，在中国五个城市调研COVID-19新冠肺炎的传染状况以及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世界卫生组织的Bruce Aylward，2月24日在北京对记者说，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做法中获得经验
这些发现使几位来访的科学家感到惊讶。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流行病学家Tim Eckmanns也是这次代表团的一员，他说：“我曾认为这些数字是不可能真实发生的。”
但这份报告毫不含糊。报告称：“中国遏制这种新型呼吸道病原体迅速传播的大胆举措，改变了疫情迅速扩大和成为致命流行病的进程。在中国全国范围内COVID-19新冠肺炎病例数量的下降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其他国家能否从中国的成功中获得经验，由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封锁措施和电子监控措施在其他国家能否奏效。
“当你在这个行业干了二三十年的时候，你会想，说真的，你会尝试用那些策略来改变现状吗？”世卫组织加拿大流行病学家Bruce Aylward领导了该国际代表团，并于上周在北京和日内瓦向记者简要介绍了其调查结果。“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些积极的措施而没有感染新冠肺炎。”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学家Steven Riley表示：“这份报告对目前正在考虑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的所有国家提出了难题。”乔治城大学的全球卫生法律学者Lawrence Gostin补充称：“这次世卫组织和中国的联合代表团考察成效显著，对中国遏制病毒在中国大陆乃至全球蔓延的努力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是Gostin同时警告不要在世界其他地方应用这种模式。“我认为，各国有很好的理由不愿采取这种极端严格的措施。”
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取消了一些最严格的控制措施并重启经济后，新冠疫情将存在不确定性，病例很可能再次增加。
这份报告发布的时机非常关键，目前许多流行病学家都认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就在上周，受影响国家的数量从29个飙升至61个。一些国家发现，它们已经出现了病毒的社区传播——而不只是来自受感染地区的旅行者，或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身上——并且，报告的病例数量正在呈指数增长。
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2月10日，当世卫组织和中国的联合代表团先遣队开始工作时，中国当天报告了2478例新增病例。但在两周后，当外国专家打包行李准备返程时，新增病例数字降到了409例。(3月1日，中国仅报告了206例新增病例，而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新增病例几乎是这个数字的9倍。)根据这份报告，中国的新冠疫情似乎在1月底达到了顶峰。
雄心壮志、灵活和积极进取
联合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然后分成两组，他们去了深圳、广州、成都以及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他们参观考察了医院、实验室、公司、活禽市场、火车站和当地政府办公室。世卫组织加拿大流行病学家Bruce Aylward说：“无论你走到哪里，与谁交谈，都能感受到一种责任感和集体行动的精神，到处都有准备完成使命的战备状态。”
该代表团还评估了由中国科学家收集的大量数据(中国目前的病例数量仍占全球病例总数的90%以上)。他们了解到，约80%的感染者呈现轻度至中度症状，13.8%的感染者有严重症状，6.1%的感染者有危及生命的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或器官衰竭发作。病死率最高的，是80岁以上人群(占21.9%)和患有心脏病、糖尿病或高血压的人群。发烧和干咳是最常见的症状。令人惊讶的是，只有4.8%的感染者出现流鼻涕的症状。在这些病例中，儿童仅占2.4%，而且几乎没有儿童重症病例。对于轻度和中度病例，平均需要2周时间来恢复健康。
一个关键的未知谜团是有多少轻症或无症状的病例。如果大量的感染者未被发现，这将使隔离感染者的尝试更加复杂，并使病毒的传播变得缓慢。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如果这种病毒在许多感染者身上几乎没有症状，那么目前估计的病死率就太高了（报告说，病死率差别很大，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的武汉的病死率为5.8%，而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的病死率为0.7%。）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该报告指出，广东省的发热门诊对大约32万人进行了新冠肺炎病毒筛查，结果发现只有0.14%的人呈阳性。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Caitlin Rivers说：“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希望甚至是期待看到大量的轻症和无症状病例。然而这一数据表明我们期待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这意味着病死率可能或多或少与我们目前的预估相同。”但Rivers同时提醒，广东省并不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因此，目前尚不清楚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轻症和无症状病例较少）。
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了解中国如何实现许多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遏制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开展了可能是历史上最雄心壮志、最灵活、最积极进取的疾病控制工作。”
最引发关注和最有争议性的措施，是对武汉市和其周边城市的封锁。从1月23日以来，至少有5000万人被封锁隔离。报告总结说，“这有效地防止了受感染的个人进一步向中国其他省份输出”。在中国大陆的其他省份，民众自愿居家隔离，并由社区指定负责人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政府还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在武汉修建了两所新冠疫情专用医院（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驰援疫情爆发中心武汉。政府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来追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仅在武汉，就有1800多支由5人及以上的队伍来追踪数以万计的密切接触者。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积极的“社交隔离”措施包括取消体育赛事，关闭电影院，学校延长了从一月中旬开始的新年寒假，许多商店暂时关闭，以及任何人外出都必须佩戴口罩。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被广泛使用，近年来已经取代了现金支付。电子支付也帮助落实了这些限制措施，因为它们允许政府了解人们的活动，甚至阻止确诊病例出行。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梁卓伟(Gabriel Leung)表示：“每个人都有类似红绿灯的系统。”手机上的颜色代码——绿色、黄色或红色代表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让火车站和其他检查站的工作人员知道该让谁通行。
报告指出：“所有这些措施的结果使公众生活大大减少。”但这些措施的确奏效了。梁卓伟说，最终，确诊病例很少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只传染给自己的家人。一旦公寓或家中的所有人都暴露在病毒中了，病毒就无处可去，传播链也就终止了。他表示这才是真正能控制疫情的方法。梁还表示，总而言之，“由于有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推动，社区层面的实地机制使得社交距离和隔离措施很有成效。”
对集体行动的坚定承诺
这些严格措施在其他国家是否可行还有待商榷。“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可以让公众遵守严格的措施”，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律学者Lawrence Gostin说。但对社交隔离和监督措施的使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全球发展中心高级政策研究员Jeremy Konyndyk说：“中国在快速完成劳动密集型、大规模项目方面也有非凡的能力。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真正做到中国目前做的事情。”
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科学健康与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律师Alexandra Phelan表示，他们不应该这么做。“有效并不是衡量一个措施是否是良好的公共卫生控制措施的唯一标准。”Phelan说：“在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里，我们认为有许多阻止疫情爆发的措施是令人讨厌的。”
报告确实提到了中国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包括需要“在国际上更清楚地传达关键数据和相关进展”，但它对强制控制措施和其造成的代价保持沉默。爱丁堡大学全球公共卫生专家Devi Sridhar说：“有一件事被完全忽略了，那就是整个人权层面。”但相反，报告赞扬了“中国人民在面对这一共同威胁时采取集体行动的坚定承诺”。
Alexandra Phelan说：“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的人，这给人一种非常天真的感觉——如果不是天真，那就是对一些正在采取的措施故意视而不见。”Jeremy Konyndyk表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可能可以效仿这些措施，因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有着类似的严谨性和纪律性，但适用的措施会温和得多。”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说，这份报告没有提到中国战略的其他不利之处。她想知道这对癌症或艾滋病患者的治疗等方面有什么影响。“我认为，在评估这些措施的影响时，考虑二级、三级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中国的努力甚至可能只是暂时减缓了疫情。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Mike Osterholm说：“毫无疑问，他们（中国）抑制了疫情的爆发。但这就像抑制一场森林大火，却没有把它完全扑灭，大火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学家Steven Riley说，这也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经验。他表示：“我们现在有机会看到，中国将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冠疫情复苏。”
世卫组织加拿大流行病学家Bruce Aylward强调，中国迄今取得的成功应该给其他国家信心，让它们相信自己能够抢跑在新冠疫情的前面。Aylward表示：“我们每天都收到新地区出现新病例的报告，人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噢！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无能为力！’，人们也在争论这到底是不是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但对不起，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来让自己有能力应对这场疫情，这才是重点所在。”
转载自ScienceAA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