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薛静，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9月17日法国突然宣布立即同时召回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两国大使，以回应前两天美国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AUKUS同盟，及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超过600亿美元的潜艇合同以换取美国为其建造6艘核潜艇。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法国冷战后采取的强烈外交手段，针对的对象竟然是同盟国家。这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震惊和热烈讨论。
拜登政府处理国际事务急躁和粗糙的手法背后体现的是战略焦虑。8月底喀布尔大撤退所造成的冲击尚未平息，美国国内对布林肯和拜登的撤军表现议论纷纷。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要求布林肯立即辞职，不少美国的亲密盟国都对美国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暴露出的慌乱表示不满和批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隔不过短短两个星期，美国上述政策又在盟国之间制造出更加明显的裂痕。按照拜登政府所言，阿富汗撤军是为了将力量更加集中以应对中俄特别是中国的战略挑战，而此次的AUKUS联盟也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给中国造成未知的麻烦之前却已严重伤害了美国与其重要盟国的关系。在法国宣布召回驻美和驻澳大使之时，中国的表现淡定从容云淡风轻。相比前些天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而言，很明显中国认为这个所谓的同盟无非是个经不起检验的纸老虎。从这几天忙不迭地系列灭火来看，美国此次鲁莽外交行动又一次失算了。不仅如此，在3月19日中美安克雷奇会谈以及7月25日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和8月31日环保特使克里的天津之行中，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的数次外交争锋当中皆未能表现出符合全世界预期的所谓“美国回来了”的成熟风范。这表明，美国领导人及外交团队未能精确地评估当前世界的局势并制订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
这次事件也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华战略所遭遇的挫折。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继续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企图通过建立广泛的反华联盟变本加厉地遏制中国的发展，维系美国欲说还休的霸权地位。美国高级外交人员冒着疫情风险在全世界密切穿梭，一方面巩固欧洲传统盟友，一方面力争在亚洲建立新的反华联盟。但是，华盛顿的努力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实质性回应。美印日澳四国的所谓合作动静大雨点小，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上合组织和RCEP稳步推动务实合作，新加坡对中国提出加入CPTTP之议表示欢迎。美国费尽心机营造的安全威胁论无法阻碍中国一带一路经贸纽带的延展，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被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称为“背后捅刀”的下策。原本“五眼联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小圈子，已让其他盟友心中不满，但毕竟只是个情报联盟，但如今的AUKUS则是小圈子当中的小圈子，甚至还涉及高度敏感的军用核技术的扩散。在盟国当中区分三六九等的做法，令不那么牢固的联盟更加脆弱。不仅法国表现出极大愤慨，“五眼联盟”当中被摒除在外的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同样口出怨言。
更加明显地表明，美国和欧洲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存在着战略主导和战略自主的内在矛盾。即使是在对华态度上，二者的立场也有差别。作为欧盟两大核心之一的法国，自二战之后一直谋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而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驱逐中华民国代表的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法国要求运回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引起他国跟从，导致布林顿森林体系的破产，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今次事件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与伊朗新任总统莱西通电话，矛头直指美国，明确地表达了在伊朗核问题上美法双方存在的重大分歧。欧盟的另外一个核心国家德国，不仅其北溪项目受到了美国百般干涉阻挠甚至破坏威胁，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也与美国存在不同意见。德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加强，在对华态度上也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欧盟成立以来就一直强调建立独立防务力量，谋求扩大制订安全政策的空间，力图摆脱美国的束缚。此外，欧元与美元的竞争实际上一刻也不曾停歇。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实行极端宽松政策产生了不断上升的巨额赤字，但通过美元霸权向全世界转嫁了负担。相对而言，欧盟国家存在着赤字上限的限制，不能像美国一样大开印钞机，只能被迫接受美国的铸币税。
欧盟与美国对华立场存在差别的更深刻原因是欧洲国家和美国的立国基础不同。欧洲国家经历了十四至十六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经过数百年的争斗特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基本上形成单一民族国家，国家的民族基础相对牢固。美国建国之初是多个具有主权的政治实体构成的邦联，在制宪会议之后才变成联邦国家。虽然经过两百多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联邦权力不断渗透，各州权力被明显削弱，但自治传统仍深入人心。美国还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缺乏主体民族，多元文化汇集而不交融，各移民群体之间的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殊异。美国的立国基础是其军事和经济扩张的不断成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之后被神化的意识形态“美国梦”。这个基础看上去似乎非常稳固，但一旦遭遇重大挫折，民众集体信心的丧失和国家身份的解体也未可知。从历史考察而言，美国还没有通过这种重大危机的考验。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参与大国竞争时的危机感要远远超过欧洲，表现出更加焦虑和缺乏耐心。一旦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失去世界第一的宝座，哪怕只是失去了明显的领先优势，被神话的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必然遭受冲击，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得以立国的根本所在。从技术层面而言，美国一旦在大国竞争中失利，美元金融霸权将不复存在，依靠美元霸权而运行的金融帝国必然陷入困顿，高达将近30万亿美元的国债定然成为灭顶之灾。当前美国极力将大国竞争引入意识形态领域，正是认识到这个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不同，即意识形态的斗争很难形成妥协，很容易造成根本对立而形成敌人意向。尽管欧洲政府和议会经常以所谓西方价值观对中国发难，欧洲国家的心理负担实际上要比美国轻得多。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大力拉拢盟友的行动说明，美国对与中国单打独斗来遏制中国发展之路已失去了自信。但是，在建立联盟的过程当中，拜登政府又无法真正摒弃特朗普宣示的“美国优先”原则，这让更多国家更加看清了美国霸权的本质。美国对澳大利亚扩散军用核技术，构成了国际核不扩散的机制的冲击和破坏，凸显了对国际规则的蔑视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双重标准，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领导国际事务的可信度和软实力。
原文标题《拜登政府“背后捅刀”的盟友外交说明了什么？》，文章来源于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官方公众号“27号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