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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哭无数人,这部纪录片还原幸福最本真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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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今年45岁。刚刚过去的2018年也许是目前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年——在北漂三十年后,这是他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最近的一年。

2018年7月,陆庆屹凭处女作《四个春天》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两个月后,《四个春天》入围金马奖,获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两项提名。

获奖之前,陆庆屹默默无闻,但他的豆瓣ID“起床,吃饭”——被网友称为“饭叔”,有近五万关注者。他拍贵州的家乡风物和家庭日常,在日志和广播里记录父母的点点滴滴、回忆亲戚和发小。

2012年到2013年,陆庆屹先后发布豆瓣日志《我妈》《我爸》,短短几天便得到了上千条留言和点赞,都表达了对他父母的极大兴趣。网友的热烈反馈使他想起曾习以为常的父母的“普通生活”。

2013年春节起,陆庆屹拿着一台带录像功能的尼康D800回到家乡黔南独山县,开始记录父母的日常生活。在独山县,陆庆屹的家庭是引人注目的——父亲陆运坤曾是全县唯一一个全国高级教师,哥哥陆庆松十岁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成为清华大学的老师。

父母对陆庆屹的期待很高,他觉得考第二就是失败的。但初二起,陆庆屹却成了县城出名的问题少年,旷课、打架更是家常便饭,因为检查写得太频繁,他干脆一口气提前写好二三十份备用。

高一没念完,陆庆屹便离家出走了,此后常居北京,不断变换志向和职业:学油画、踢足球、图书编辑、网页设计、广告公司……拍纪录片之前,他是一位平面摄影师。

家乡曾经是他想逃离的泥沼,那里有一个问题少年不堪回首的记忆。离家出走几年后,他带着画箱回家写生,发现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也终于可以正视自己曾经深陷的泥沼:“不跟它(独山)较劲了,美好的东西就浮现出来了。”

《四个春天》拍了四年,积累了近两百五十小时的素材,后期团队加入之前,纪录片的拍摄和剪辑全由陆庆屹独自完成。他在北京郊区的家中剪辑了20个月,几乎没告诉任何人。

2017年底,片子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第一次公开放映,纪录片的消息逐渐被人知晓,关注“饭叔”已久的网友才发现:原来的友邻成了导演。

2018年1月4日,《四个春天》正式在院线上映。尽管片子拿了奖,并在此前的点映和路演中积累起口碑,陆庆屹却认为并非自己拍得有多好。“只是因为他俩(片中的父母)太可爱了,太吸引人了。”

燕子又回来了

父亲陆运坤和母亲李桂贤的家中有一个燕子窝,对他们来说,家里的三个孩子就像三只小燕子,长大了就从老窝飞出去。大姐陆庆伟去沈阳求学、工作,老二陆庆松和老幺陆庆屹分别在十岁、十五岁就去了北京。

好在燕子每年春天还会再来,孩子们在春节的时候也还能回家一趟。片中,父亲高兴地说:“今年燕子又来了哦。”母亲却对陆庆屹说:“我喊你爸少高兴点,到时候这些燕子一走,心又灰几天。”

2012年过完春节,陆庆屹刚离开便收到妈妈的短信,让他明年干脆别回家过年了——“刚才想叫你下来吃面,才想起你已经走了”。自比壮如蛮牛的大老爷们儿陆庆屹,从进站口哭到了车上。

“每次我离开家的时候,只是通过电话、微信或者想象得到他们的状态,但实际上他们到底会是怎样的状态,我不知道。”陆庆屹说。

妈妈很怕送别,对离别的感觉特别深,她受不了送到车站,就只送到门口。有一次哥哥离家,妈妈站在门口看了看就进去了,不久又出来,见镜头还对着她,便挥手说:“摄他们(爸爸、哥哥)去。”陆庆屹意识到,母亲是不希望被拍到流泪,假装进屋了,发现他还在。那一刻,“其实两人都挺意外的”。

尽管子女都不在身边,父母的生活却并不缺乏生趣。有观众看完片子后说:在看似荒凉的乡村里,人的精神生活原来可以达到那样的程度。

陆庆屹认为父亲有极强的好奇心和学习欲望。“好玩”是父亲的口头禅。片中,年逾古稀的父亲前后演奏了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笛子等乐器,最新的玩具是电子琴。他还会在电脑上给自己拍的视频做剪辑、配音乐和字幕。有天,他打电话给陆庆屹,兴高采烈地汇报:“我会把那个字动起来啦,还能左右飞!”

母亲则有唱不完的山歌和花灯戏,她记得的歌词已经写了十多个日记本。有一次看电视剧,母亲说到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张口说道:“哥你脸上有块疤,我讲它是玫瑰花。”陆庆屹还注意到,母亲在做针线活时,脚会不自觉地打拍子,“她没有在唱,但你知道她心里有歌。”

拍摄期间,与父母的朝夕相处,让陆庆屹觉得自己的生活技能和心性也在提升。“我特别喜欢我爸妈,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我看来特别可爱,觉得应该全部记录下来。”

有一次吃饭,陆庆屹发现蘸水里没有葱,妈妈说吃完了,要吃只能上屋顶掐,他立即冒雨上楼去了,妈妈笑他为了一张嘴不怕麻烦。陆庆屹在日志里写,其实不是因为贪吃,只是“想成为他们那样言出即行的人”。

陆庆屹又写道:“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趋近父母,越来越期望活在他们的路上,我跟他们越来越像。开始对自己有一些要求和期许,随时会约束自己。”

生活要继续的

拍到第二年,意外出现了,姐姐被诊断为肺癌。在片子内外,这都是一个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转折点。

姐姐在贵阳住院,疼痛中的哀叫锥心裂肺。哥哥凑上去听她干枯的嘴唇间发出的低声嗫嚅:“我觉得好恐怖”。姐姐为自己不能回报父母而愧疚,妈妈摸着姐姐的头,柔声安慰:“你不要觉得对不起妈妈,你压力大了嘛。”

病情稍平缓的时刻,守在床尾的妈妈叫镜头后的陆庆屹:“给佟畅(姐姐的儿子)和他妈妈一起拍一个”。于是镜头转向病床,姐姐靠在枕头上,指挥陆庆屹:“从佟畅的角度”,陆庆屹让外甥“靠里一点”,姐姐在镜头前搞怪: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姐姐还是走了。家乡独山举行葬礼,两位歌师在灵前敲鼓,唱了很久的丧歌。妈妈守着夜,在椅子上仰着头睡着了。

拍起棺时,陆庆屹昏了过去。哥哥把他拍醒,妈妈看着他,问:你是拿花圈还是继续拍?他说:我拍。

背着鼓走山路来唱丧歌的老歌师、有力而小心的抬棺人、挑了三十多斤糯米饭走二十里路赶来姐姐坟上的人,他们打动了陆庆屹,“在那个时候,心里特别柔软,觉得他们好极了”。

“我妈说,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要继续的。你的生活也要继续,你在做的事情也应该继续下去。”

生活继续,但姐姐并未被遗忘。每次吃饭,爸妈总要在桌上留一个位置和一份饭菜给姐姐。每天或每两天,他们就会到姐姐坟前,陪她一下午。妈妈对姐姐说:“庆伟,我们又来了”。

姐姐去世后的第一年,爸爸坐在电脑前找出以前拍的家庭录像来看。最早的录像是1997年拍的——那年,姐姐工作挣钱了,花几万块买了一个DV送给爸爸。用这台DV,爸爸记录下春节全家人团聚的时刻,妈妈帮爸爸拍下了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

更早以前,父母就有拍照的习惯。1963年,两人结婚,穷得连一口锅都没有,却要花钱拍照留念。在陆庆屹记忆中,父母每年都会请县城照相馆的人来拍照,为他留下了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和一岁的照片。

1999年,家里发生火灾,妈妈回到家第一句话就问:照片呢?照片和录像烧毁了八成,留下的也仍有一大箱。后来,部分幸存的老录像被陆庆屹剪进了《四个春天》里。“我虽然拍了四年,但呈现的是将近二十年的家庭变化。”

陆庆屹在FIRST影展上说道,“当时有很多东西不是我拍的,但是他们记录下来让我在脑中填补这段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

陆庆屹本想继续拍下去,但姐姐去世后,他开始担心起父亲的身体状况:“说实话我心里非常怕我爸看不到这个片子。”那时他还不会剪辑,预计至少要花一年时间来剪,于是在第四个春天拍完后,陆庆屹开始剪辑。

我儿子终于不瞎折腾了

2016年4月,陆庆屹回到北京,买了两本剪辑软件教程,从零开始学剪辑。近两百五十小时的素材,光是浏览一遍就花了快一个月。他一天剪16个小时,剪了20个月,其间除了取快递基本不出门,见过的人不超过十五个。

剪片期间,陆庆屹停了摄影师的工作,一位叫胡一红的豆瓣网友资助了他。两人在豆瓣上相识已久,后来又加了微信。胡一红知道陆庆屹开始剪辑,便问他的账号,想资助一笔钱。陆庆屹要2万,结果对方一次性打来12万,“我说把你的账户给我,我还点给你。胡一红说我不给你。”

片子剪出来后,陆庆屹用网盘发给胡一红,对方却没有看,说要去电影院看。两人至今都没见过面。

陆庆屹在片尾放上了:“特别支持:胡一红”。发行方好奇胡一红是何许人,陆庆屹没有透露具体信息,只说“没有胡一红就没有这个片子”。“投资人”胡一红在圈子里查无底细,后来有传这是一位隐形富豪。其实胡一红并非企业家、投资人,在新加坡一个研究所工作,并非有钱人。

《四个春天》的拍摄和剪辑,只有陆庆屹的女友和胡一红知道。陆庆屹自我分析:“我就喜欢暗地里做事情,跟我爸很像。”

剪完片子,陆庆屹发现自己已经换了一个工作行当。受家庭影响,他一直在接触各种形式的艺术,从油画到音乐、摄影,现在他觉得电影可能是他通过生命找到的一生最好的表达途径。

《四个春天》第一次公开放映时,陆庆屹把父母接到北京看片。从2013年拍摄起,五年间,父母并不清楚儿子到底在捣鼓什么。“以后你们就知道了。”陆庆屹曾这样说。

放映后,母亲在观众鼓动下上台发言。“你还真在拍电影,早知道我们穿个好看的,祝你梦想成真!”父亲那时腿脚已不太方便,起身脱帽,向前后的观众鞠躬,“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感谢我的小儿子。”

那一刻,陆庆屹哭了。“第一场放映,也是作品的一部分。这个作品是给我爸妈做的一件事情。”

陆庆屹感到父母释然了。从15岁离家出走,北漂30年间干过各种工作,父母虽不再望子成龙,但始终觉得儿子是在胡闹。现在,“他们觉得‘我儿子终于不瞎折腾了’”。

“四个春天”之后

即便在第一次公开放映后,陆庆屹仍然不知道片子的命运。2018年1月,《四个春天》在北京27院举行了第二次放映。这场试映打动了电影人赵珣和王立学。他们把片子推荐给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老师王红卫。

后期团队很快搭建了起来。赵珣成了《四个春天》的制片人,王红卫则是艺术指导。电影学院录音系毕业不久、参与过《妖猫传》制作的孙艾琳是制录音总监。

陆庆屹的野路子拍摄在后期制作时遇到了很大麻烦。全片使用单反相机拍摄,拍出的画面是每秒29.97帧的,而电影的标准帧率是每秒24帧。拍摄时没有专门的收音话筒,用的是相机自带话筒,为了院线上映,得改成专业的声道。一旦处理不好,画面动作会跳跃、声音也会变调。

陆庆屹没想到一部片子从开始到上院线中间有“一万件事情”,电影后期制作跟父亲在电脑上做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概念。

尽管拍摄的硬件技术不成熟,片子却仍然打动了很多人。2018年6月,《四个春天》入围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导演周浩是评委之一。周浩在坐飞机时看了《四个春天》,“我已经50岁了,竟然哭了,我看电影已经很久没哭了”。

陆庆屹回忆,第一次试映后,就有观众表示春节回家时想多拍下自己的家人。但也有人觉得《四个春天》只是家庭回忆录,导演对拍摄对象没有保持应有的距离、记录的内容太私人化、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太肤浅等等。

由于电影节纪录片单元更关注社会议题,制片人赵珣认为,《四个春天》在电影节上能否得奖得看“运气”。“我们这个(《四个春天》)社会议题一点都没有也不对,但是我们的社会议题是藏得比较深的。”

“现在很多大学生会去拍临终关怀、留守儿童这些传统意义上他们这个年龄会去关注的,他们想不到其他题材。他们以这种方式关注世界,但这种方式错位了。”周浩曾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说。

FIRST青年电影展给《四个春天》的“最佳纪录长片”颁奖词中写道:纪录片固有的控诉性和边缘性,在明亮的心中消弭无形。

女友曾问陆庆屹:戏剧或影视作品里得有各种各样的,你的片子是不是太正能量了?陆庆屹觉得,重要的是作品、人物有没有说服力,“我觉得幸福是特别难拍的”。

*本文经《南方周末》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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