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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庆屹今年45岁。刚刚过去的2018年也许是目前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年——在北漂三十年后，这是他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最近的一年。
2018年7月，陆庆屹凭处女作《四个春天》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两个月后，《四个春天》入围金马奖，获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两项提名。
获奖之前，陆庆屹默默无闻，但他的豆瓣ID“起床，吃饭”——被网友称为“饭叔”，有近五万关注者。他拍贵州的家乡风物和家庭日常，在日志和广播里记录父母的点点滴滴、回忆亲戚和发小。
2012年到2013年，陆庆屹先后发布豆瓣日志《我妈》《我爸》，短短几天便得到了上千条留言和点赞，都表达了对他父母的极大兴趣。网友的热烈反馈使他想起曾习以为常的父母的“普通生活”。
2013年春节起，陆庆屹拿着一台带录像功能的尼康D800回到家乡黔南独山县，开始记录父母的日常生活。在独山县，陆庆屹的家庭是引人注目的——父亲陆运坤曾是全县唯一一个全国高级教师，哥哥陆庆松十岁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成为清华大学的老师。
父母对陆庆屹的期待很高，他觉得考第二就是失败的。但初二起，陆庆屹却成了县城出名的问题少年，旷课、打架更是家常便饭，因为检查写得太频繁，他干脆一口气提前写好二三十份备用。
高一没念完，陆庆屹便离家出走了，此后常居北京，不断变换志向和职业：学油画、踢足球、图书编辑、网页设计、广告公司……拍纪录片之前，他是一位平面摄影师。
家乡曾经是他想逃离的泥沼，那里有一个问题少年不堪回首的记忆。离家出走几年后，他带着画箱回家写生，发现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也终于可以正视自己曾经深陷的泥沼：“不跟它（独山）较劲了，美好的东西就浮现出来了。”
《四个春天》拍了四年，积累了近两百五十小时的素材，后期团队加入之前，纪录片的拍摄和剪辑全由陆庆屹独自完成。他在北京郊区的家中剪辑了20个月，几乎没告诉任何人。
2017年底，片子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第一次公开放映，纪录片的消息逐渐被人知晓，关注“饭叔”已久的网友才发现：原来的友邻成了导演。
2018年1月4日，《四个春天》正式在院线上映。尽管片子拿了奖，并在此前的点映和路演中积累起口碑，陆庆屹却认为并非自己拍得有多好。“只是因为他俩（片中的父母）太可爱了，太吸引人了。”
燕子又回来了
父亲陆运坤和母亲李桂贤的家中有一个燕子窝，对他们来说，家里的三个孩子就像三只小燕子，长大了就从老窝飞出去。大姐陆庆伟去沈阳求学、工作，老二陆庆松和老幺陆庆屹分别在十岁、十五岁就去了北京。
好在燕子每年春天还会再来，孩子们在春节的时候也还能回家一趟。片中，父亲高兴地说：“今年燕子又来了哦。”母亲却对陆庆屹说：“我喊你爸少高兴点，到时候这些燕子一走，心又灰几天。”
2012年过完春节，陆庆屹刚离开便收到妈妈的短信，让他明年干脆别回家过年了——“刚才想叫你下来吃面，才想起你已经走了”。自比壮如蛮牛的大老爷们儿陆庆屹，从进站口哭到了车上。
“每次我离开家的时候，只是通过电话、微信或者想象得到他们的状态，但实际上他们到底会是怎样的状态，我不知道。”陆庆屹说。
妈妈很怕送别，对离别的感觉特别深，她受不了送到车站，就只送到门口。有一次哥哥离家，妈妈站在门口看了看就进去了，不久又出来，见镜头还对着她，便挥手说：“摄他们（爸爸、哥哥）去。”陆庆屹意识到，母亲是不希望被拍到流泪，假装进屋了，发现他还在。那一刻，“其实两人都挺意外的”。
尽管子女都不在身边，父母的生活却并不缺乏生趣。有观众看完片子后说：在看似荒凉的乡村里，人的精神生活原来可以达到那样的程度。
陆庆屹认为父亲有极强的好奇心和学习欲望。“好玩”是父亲的口头禅。片中，年逾古稀的父亲前后演奏了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笛子等乐器，最新的玩具是电子琴。他还会在电脑上给自己拍的视频做剪辑、配音乐和字幕。有天，他打电话给陆庆屹，兴高采烈地汇报：“我会把那个字动起来啦，还能左右飞！”
母亲则有唱不完的山歌和花灯戏，她记得的歌词已经写了十多个日记本。有一次看电视剧，母亲说到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张口说道：“哥你脸上有块疤，我讲它是玫瑰花。”陆庆屹还注意到，母亲在做针线活时，脚会不自觉地打拍子，“她没有在唱，但你知道她心里有歌。”
拍摄期间，与父母的朝夕相处，让陆庆屹觉得自己的生活技能和心性也在提升。“我特别喜欢我爸妈，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我看来特别可爱，觉得应该全部记录下来。”
有一次吃饭，陆庆屹发现蘸水里没有葱，妈妈说吃完了，要吃只能上屋顶掐，他立即冒雨上楼去了，妈妈笑他为了一张嘴不怕麻烦。陆庆屹在日志里写，其实不是因为贪吃，只是“想成为他们那样言出即行的人”。
陆庆屹又写道：“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趋近父母，越来越期望活在他们的路上，我跟他们越来越像。开始对自己有一些要求和期许，随时会约束自己。”
生活要继续的
拍到第二年，意外出现了，姐姐被诊断为肺癌。在片子内外，这都是一个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转折点。
姐姐在贵阳住院，疼痛中的哀叫锥心裂肺。哥哥凑上去听她干枯的嘴唇间发出的低声嗫嚅：“我觉得好恐怖”。姐姐为自己不能回报父母而愧疚，妈妈摸着姐姐的头，柔声安慰：“你不要觉得对不起妈妈，你压力大了嘛。”
病情稍平缓的时刻，守在床尾的妈妈叫镜头后的陆庆屹：“给佟畅（姐姐的儿子）和他妈妈一起拍一个”。于是镜头转向病床，姐姐靠在枕头上，指挥陆庆屹：“从佟畅的角度”，陆庆屹让外甥“靠里一点”，姐姐在镜头前搞怪：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姐姐还是走了。家乡独山举行葬礼，两位歌师在灵前敲鼓，唱了很久的丧歌。妈妈守着夜，在椅子上仰着头睡着了。
拍起棺时，陆庆屹昏了过去。哥哥把他拍醒，妈妈看着他，问：你是拿花圈还是继续拍？他说：我拍。
背着鼓走山路来唱丧歌的老歌师、有力而小心的抬棺人、挑了三十多斤糯米饭走二十里路赶来姐姐坟上的人，他们打动了陆庆屹，“在那个时候，心里特别柔软，觉得他们好极了”。
“我妈说，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要继续的。你的生活也要继续，你在做的事情也应该继续下去。”
生活继续，但姐姐并未被遗忘。每次吃饭，爸妈总要在桌上留一个位置和一份饭菜给姐姐。每天或每两天，他们就会到姐姐坟前，陪她一下午。妈妈对姐姐说：“庆伟，我们又来了”。
姐姐去世后的第一年，爸爸坐在电脑前找出以前拍的家庭录像来看。最早的录像是1997年拍的——那年，姐姐工作挣钱了，花几万块买了一个DV送给爸爸。用这台DV，爸爸记录下春节全家人团聚的时刻，妈妈帮爸爸拍下了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
更早以前，父母就有拍照的习惯。1963年，两人结婚，穷得连一口锅都没有，却要花钱拍照留念。在陆庆屹记忆中，父母每年都会请县城照相馆的人来拍照，为他留下了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和一岁的照片。
1999年，家里发生火灾，妈妈回到家第一句话就问：照片呢？照片和录像烧毁了八成，留下的也仍有一大箱。后来，部分幸存的老录像被陆庆屹剪进了《四个春天》里。“我虽然拍了四年，但呈现的是将近二十年的家庭变化。”
陆庆屹在FIRST影展上说道，“当时有很多东西不是我拍的，但是他们记录下来让我在脑中填补这段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
陆庆屹本想继续拍下去，但姐姐去世后，他开始担心起父亲的身体状况：“说实话我心里非常怕我爸看不到这个片子。”那时他还不会剪辑，预计至少要花一年时间来剪，于是在第四个春天拍完后，陆庆屹开始剪辑。
我儿子终于不瞎折腾了
2016年4月，陆庆屹回到北京，买了两本剪辑软件教程，从零开始学剪辑。近两百五十小时的素材，光是浏览一遍就花了快一个月。他一天剪16个小时，剪了20个月，其间除了取快递基本不出门，见过的人不超过十五个。
剪片期间，陆庆屹停了摄影师的工作，一位叫胡一红的豆瓣网友资助了他。两人在豆瓣上相识已久，后来又加了微信。胡一红知道陆庆屹开始剪辑，便问他的账号，想资助一笔钱。陆庆屹要2万，结果对方一次性打来12万，“我说把你的账户给我，我还点给你。胡一红说我不给你。”
片子剪出来后，陆庆屹用网盘发给胡一红，对方却没有看，说要去电影院看。两人至今都没见过面。
陆庆屹在片尾放上了：“特别支持：胡一红”。发行方好奇胡一红是何许人，陆庆屹没有透露具体信息，只说“没有胡一红就没有这个片子”。“投资人”胡一红在圈子里查无底细，后来有传这是一位隐形富豪。其实胡一红并非企业家、投资人，在新加坡一个研究所工作，并非有钱人。
《四个春天》的拍摄和剪辑，只有陆庆屹的女友和胡一红知道。陆庆屹自我分析：“我就喜欢暗地里做事情，跟我爸很像。”
剪完片子，陆庆屹发现自己已经换了一个工作行当。受家庭影响，他一直在接触各种形式的艺术，从油画到音乐、摄影，现在他觉得电影可能是他通过生命找到的一生最好的表达途径。
《四个春天》第一次公开放映时，陆庆屹把父母接到北京看片。从2013年拍摄起，五年间，父母并不清楚儿子到底在捣鼓什么。“以后你们就知道了。”陆庆屹曾这样说。
放映后，母亲在观众鼓动下上台发言。“你还真在拍电影，早知道我们穿个好看的，祝你梦想成真！”父亲那时腿脚已不太方便，起身脱帽，向前后的观众鞠躬，“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感谢我的小儿子。”
那一刻，陆庆屹哭了。“第一场放映，也是作品的一部分。这个作品是给我爸妈做的一件事情。”
陆庆屹感到父母释然了。从15岁离家出走，北漂30年间干过各种工作，父母虽不再望子成龙，但始终觉得儿子是在胡闹。现在，“他们觉得‘我儿子终于不瞎折腾了’”。
“四个春天”之后
即便在第一次公开放映后，陆庆屹仍然不知道片子的命运。2018年1月，《四个春天》在北京27院举行了第二次放映。这场试映打动了电影人赵珣和王立学。他们把片子推荐给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老师王红卫。
后期团队很快搭建了起来。赵珣成了《四个春天》的制片人，王红卫则是艺术指导。电影学院录音系毕业不久、参与过《妖猫传》制作的孙艾琳是制录音总监。
陆庆屹的野路子拍摄在后期制作时遇到了很大麻烦。全片使用单反相机拍摄，拍出的画面是每秒29.97帧的，而电影的标准帧率是每秒24帧。拍摄时没有专门的收音话筒，用的是相机自带话筒，为了院线上映，得改成专业的声道。一旦处理不好，画面动作会跳跃、声音也会变调。
陆庆屹没想到一部片子从开始到上院线中间有“一万件事情”，电影后期制作跟父亲在电脑上做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概念。
尽管拍摄的硬件技术不成熟，片子却仍然打动了很多人。2018年6月，《四个春天》入围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导演周浩是评委之一。周浩在坐飞机时看了《四个春天》，“我已经50岁了，竟然哭了，我看电影已经很久没哭了”。
陆庆屹回忆，第一次试映后，就有观众表示春节回家时想多拍下自己的家人。但也有人觉得《四个春天》只是家庭回忆录，导演对拍摄对象没有保持应有的距离、记录的内容太私人化、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太肤浅等等。
由于电影节纪录片单元更关注社会议题，制片人赵珣认为，《四个春天》在电影节上能否得奖得看“运气”。“我们这个（《四个春天》）社会议题一点都没有也不对，但是我们的社会议题是藏得比较深的。”
“现在很多大学生会去拍临终关怀、留守儿童这些传统意义上他们这个年龄会去关注的，他们想不到其他题材。他们以这种方式关注世界，但这种方式错位了。”周浩曾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说。
FIRST青年电影展给《四个春天》的“最佳纪录长片”颁奖词中写道：纪录片固有的控诉性和边缘性，在明亮的心中消弭无形。
女友曾问陆庆屹：戏剧或影视作品里得有各种各样的，你的片子是不是太正能量了？陆庆屹觉得，重要的是作品、人物有没有说服力，“我觉得幸福是特别难拍的”。
*本文经《南方周末》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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