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安局破获谍报网牵出知名学者
2005年4月，北京国家安全局。
这一天，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线索：一个名叫程翔的香港记者可能和台湾间谍机关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
这个程翔不仅为香港多家媒体工作，而且还是新加坡《海峡时报》驻大陆的首席特派员，近几年确实在新闻界搞出了一些名堂。
但是这种背景复杂的人影响越大，危害就越大！国安人员当即行动，于4月22日将程翔控制。
很快程翔就交代了自己被台湾情报机构收买，向对方传递国家重要机密信息的事实。
原来他在2000年初担任《海峡时报》驻台湾记者期间参加了当地某“基金会”组织的“时事讨论会”，并认识了该基金会工作人员薛某、戴某。
在明知该“基金会”为台湾谍报组织，薛某、戴某即台方间谍的情况下，程翔接受了对方交给自己的搜集大陆情报的任务，以传真、电邮等形式将他人从北京等地向其提供的、涉及国家秘密及情报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对方。
那么问题来了，程翔虽然是个记者，但以其现有的权限是接触不到这么多重要的情报的，他的“上线”到底是谁呢？
程翔
进一步调查显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陆建华，曾经通过程翔向境外媒体提供过多篇涉及国家机密的论文。
这让侦查人员的心再一次揪了起来：看来，程翔背后的情报网络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陆建华，上海人，1960年生，从小学习成绩出色，聪明过人。在恢复高考第二年的1978年他考进了中国顶级名校的复旦大学就读于中文专业，这一年他才只有18岁。
即使是在人才辈出的复旦大学，陆建华也是优秀者中的佼佼者，1982年顺利毕业之后，他又前往天津的南开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1980年初的中国，就算大学生也是万里挑一，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还在南开大学读研期间，陆建华就参与许多本国和外国的社会课题研究，有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的国情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网络上，我们如今还能找到一篇陆建华就读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时，在《当代青年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印度反叛青年们的社会地位》。
该文发表于1987年，分析鞭辟入里，思想简洁清晰，足可见作者文字功底了得，学术积累较为深厚。
正所谓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陆建华的才情使他很受南大老师们的赏识，并在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深造。
中国社科院大楼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接领导、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可称得上是官方的权威智库。
当时，社科院的院长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
因此，能够进到社科院读博的可谓是人才中的人才，精英中的精英，牛得一塌糊涂。1990年，陆建华获得了第一届世界青年社会学家论文竞赛最高奖，这无疑是为他的社科院生涯又镀了一层金。
五年之后，陆建华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出版了一本专著《来自青年的报告——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及其趋向的演变》。
在32岁风华正茂之际成为中科院博士，可以说陆建华人生的前途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此时摆在陆建华面前的光明大道有两条：要么成为潜心学术，成为学界的顶流大咖，要么步入仕途，最终可能成为政府的高级干部。
春风得意的陆建华的选择是：两条路都不错过。
在学术层面，他参加了社科院的重点课题“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研究，这个课题一看就了不得，是给党和政府商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的。
由于在研究方向上贡献突出，陆博士在1996年被选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并多次应邀出国访问，参加学术交流。
形形色色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越来越多（文图无涉）
人生最难保持的东西之一就是定力，在看过国外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后，陆建华的思想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方面，他更加积极地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例如加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担任嘉宾主持人、成为“央视论坛”特约评论员、北京电视台“读书”节目主持人等，可谓是赚足了公众的眼球。
由于陆建华风度翩翩，思想敏锐，语言风格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对各种社会现象都有独到的理解，很快吸粉无数，成了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
在那个年代，对他这样类型的人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公知”，当然了，当年“公知”还没有变成一个彻底的贬义词。
另一方面，陆建华积极参政，并于1997-1998年挂职担任重庆市渝北区副区长。
他挂职的那一年重庆刚好成为直辖市，大大小小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可是渝北区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当时的渝北区放眼望去全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因此被人戏称为“江老幺”。
为了给渝北区做些实事，陆建华想方设法地给区里拉投资，通过自己认识的人脉渠道，他很快碰到了在日本外务省有关系的朋友，并给当时还叫开县的开州区拉到了一笔经济援助。
陆建华
二、名利薰心加速蜕变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陆建华的人生轨迹并没有出现大的偏差，此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他，除了喜欢炒作自己之外，工作勤奋，学养出色，很受上级和同事的认可。
他所研究的方向涵盖青年问题、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当时已经着手开始写作《中国社会问题报告》，并参与社科院蓝皮书《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撰写。
小编我专门搜索了这本蓝皮书的信息，仅从目录看，该书涉及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阶层问题、改革问题、治安问题、反腐问题、人口和生育问题等，算得上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小百科全书”。
由于参与这些重量级书籍的写作，陆建华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和可称为国家秘密的关键信息。
与此同时，陆建华的“抬头”也越来越多：除了原来的职务，他还担任了“中国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执行所长，频繁参与各种高级别会议，俨然就是个半官半学的“学官”。
坏就坏在陆建华手上的稀缺资源和他高调的个性，令他成了境外谍报组织极力拉拢、腐化的对象。
陆建华参加活动（左为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
在社科院工作虽然身份光鲜，但毕竟拿的是死工资，出去参加节目搞活动，一部分收入还得上交，这让陆建华渐渐心生不满。
自从渝北区经济援助一事之后，陆建华的身份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重视，很快他收到了日本外务省关于参加学术交流的邀请。
结果陆博士下了飞机，对着日方接待的学术人员就是一顿显摆。日本一看，好家伙，大鱼啊！
他们相信，只要搞定了陆建华，就能获得许多关于中国政府关键政策走向的重要信息，起码也能够知道许多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
当然日本外务省的这次邀请目的本来就不单纯，他们本来也想在中国的学术界巴结一个年轻一代的优秀学者作为其代言人，但这一次日本的情报部门竟也顺藤摸瓜地找了上来。
他们对陆建华表示，如果能够开展他们所期望的“合作”，要钱，要女人有的是！要其他资源也有的是！
陆建华心动了：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清心寡欲的人，名利在他这个年纪确实是自己拼命钻营希望得到的东西。
但是，他毕竟是读研、读博一路过关斩将走过来的高智商人才，社会上复杂的人和事情见识了太多太多，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机密，这样的傻事是不会干的。
参加强国论坛活动的陆建华
事实证明陆建华的头脑确实不错，但很可惜用错了地方，他既不想放弃外国势力提供的荣华富贵，又不敢公然做出卖祖国的事情，于是自作聪明地决定走一条中间路线。
所谓的中间路线，实质也很简单：“包装”。
那就是把机密信息包装在论文里面，再把论文以投稿的名义交给境外的媒体发表。至于论文通过谁传递，有谁会看到，是不是会被人复制，从论文发出的那一刻开始就失去控制了。
反正就算被发现了陆建华也可以信誓旦旦地说：不是我的问题，我是单纯的学术行为，我不知道。反正当年把论文发表到国外期刊上的国内学者多了去了，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确实有人很聪明，但只不过是害人害己的小聪明。
陆建华和境外情报机构选中的这个传递论文的“中间人”，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程翔。
通过程翔，陆建华先后向境外的情报机构“发表”了18篇论文，经国安人员侦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包含国家禁止对外泄露的秘密信息。
当然，国外的情报部门也没有“亏待”他，随着各种机密信息如流水一般传出境外，陆建华的银行账户上美金、欧元、英镑、日元自然是哗哗而来。
利欲熏心的陆建华看到自己的情报“生意”是越做越红火，头脑不错的他很快想到：既然我的情报美国需要、日本需要，那么其他国家是不是也需要呢？
网络间谍令人防不胜防
于是，他开始将同一份情报向多国情报部门“兜售”，最夸张的时候，同时卖给了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5个情报部门。
把情报当成“商品”，千方百计地试图发挥其最大价值的，自古以来可能也只有陆建华一人敢这么干了。
有了钱的陆建华迫不及待地开始大肆挥霍起来，全身上下都是名牌名牌，其衣服鞋子的价钱贵得离谱，他甚至公开放话说：“我穿的衬衫价格没有低于一万元的。”
2000年代初期1万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按陆建华出事的2005年算，当年北京市的人均月工资是2734元，相当于他买一件衬衫就要花掉人家3个半月的工资。
只要是外出开会，他要住最好的酒店，要坐专车，喝酒抽烟吃饭都要最高档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陆建华这样高调的作派和突如其来的奢华消费，不能不引起国安部门的怀疑。
2005年4月底，陆建华被国家安全部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被捕后，他曾经抵赖说“文件是程翔到我家里来时偷拍的”，但当检察人员将他和程翔往来的信函邮件摆在他面前时，这个自恃聪明的家伙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2006年12月18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陆建华有期徒刑二十年，次年3月，北京高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显然陆建华的情况属于数罪并罚。
三、问题与教训
陆建华落网了，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个案件却反映出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
首先是对发表在境外论文的审查和控制问题。写一篇论文，这的的确确是学者自己的事情，而且在论文发表之前，文章的所有内容都保存在学者自己的电脑上，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写了什么。
等文件写完，只需点一下鼠标就立刻发到万里之外的他国某处，打开文件，看到文件的人都无从知晓。
前两年，国内某上市公司科研团队和国外机构联合开展中国人基因研究的论文也属于这种情况，等到论文都在国外大期刊上发表了国内才发现，里面的信息太敏感了！
如果学者自己都没意识到可能涉及泄密怎么办呢？作者不主动说他人就无法审查，那如何才能确保机密情报不通过这种隐秘的途径流传出去呢？
不发出去，谁也不知道键盘上敲打的是什么东西
其次，就是境外谍报机构披着“友好交往”的外衣刺探国家重要情报的问题。
有一些带着特殊任务的境外机构，其背景复杂、动机不纯，却搭上外务部门的线，以举办“友好交往”活动为名，伺机刺探国家机密、拉拢掌握国家机密的相关人员。
除了牟取情报，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一拨能够在政策制定层面发挥影响力的“代言人”。而各色各样的跨国学术交流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供其发挥“作用”的场合。
由于外交场合下双方交流的内容很难控制，而且对方在现场即使只是取得联系方式，后续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余地依然很大，可谓防不胜防。
像这样的手段，被查获的不止陆建华一例，至于没有查获的无法核实，在新冠疫情发生前这种情况更多。
不过，只要参加外事活动的我方人员内心忠诚于祖国、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们就算花样再多也无计可施。
对于诡计多端的境外情报部门人员和各种各样的间谍手段，我们只能擦亮眼睛，以免落入他们的陷阱而追悔莫及。
守护国家安全任重道远！
国家安全，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