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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南（1898—1931），湖北黄冈人。中共早期的工运先驱和青运领袖，龙华24烈士之一。1921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传科主任，团中央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湖北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上海因叛徒告密而被捕，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龙华。
1918年6月，林育南（前排左四）与恽代英（前排左三）等互助社部分成员的合影 （资料照片）
勇敢揭露“二七惨案”罪行
1898年12月，林育南出生于湖北黄冈。1915年，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与恽代英结识并成莫逆之交。1917年10月，加入恽代英创建的革命团体“互助社”。1921年7月，与恽代英等在黄冈浚新小学发起组织共存社。共存社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林育南闻讯，心潮澎湃，于1921年年底加入党组织，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从此踏上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光明之路。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下，经过林育南、项德隆（即项英）、史文彬等人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决定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遭到军阀蛮横压制。工人代表冲破军警阻挠，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诞生后，军警对工人实行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2月4日上午9时，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执行总工会的决定，下达了罢工命令，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开始了。2月5日，林育南组织草拟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并于6日上午，组织武汉各工团和各界群众代表组成慰问队，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会后，万余名工人群众结队游行。声势空前的罢工和游行，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惊恐与仇恨。
2月7日下午，吴佩孚、萧耀南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军队包围了江岸分工会和工人住宅区，一时枪声大作，弹雨纷飞，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在搏斗中英勇牺牲，不少纠察队队员倒在了血泊中。敌人逮捕了林祥谦，威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宁死不屈，被活活砍死。这天，共有32人倒在血泊中（被逼投江溺死和被害的家属未计在内），200多人中弹受伤。
林育南连夜秘密召开湖北各工团代表会议，决定举行同盟大罢工，反抗吴佩孚、萧耀南的血腥镇压。随后，又星夜赶到汉口笃安里《真报》编辑部，准备撰文揭露吴、萧制造的“二七惨案”。正当他伏案写作时，军警向报社扑来。他赶紧把稿子收藏起来，熄了灯，将一根绳子套在窗户上，顺着绳子溜出了险地。敌人没抓住林育南，便封闭了《真报》。紧接着，武汉各工团遭查封。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一律被勒令停办。2224名工人被开除出厂，流落街头。
针对敌人的倒行逆施，林育南领导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于10日发出“紧急代电”，把军阀屠杀工友、封闭工团的罪行通告全国。他又和《真报》编辑郭祖贲等，发表了《汉口真报被封后之宣言》。2月15日清晨，施洋律师英勇就义于武昌洪山脚下。2月20日，中共武汉地方组织发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林育南怀着对烈士的崇敬之情，撰写了《为施伯高烈士家属募捐启》一文，并联络武汉各界进步人士23人，发起募捐运动。
“二七惨案”后，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林育南和项英等人随即前往上海，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论述这次罢工意义时，林育南说，这次罢工“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全国劳苦民众反抗军阀力争自由的战斗日子，它是中国工人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播散农民运动的“种子”
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惨痛教训，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切认识到，革命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取得斗争胜利的，必须要和全国一切革命力量紧密联系起来，中国革命才能获得成功。
在武昌从事革命活动时，林育南就认识到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国的改造倘不得农民的同情和赞助，很难望圆满地成功。所以农民运动是有志改造中国者所不可忽视的。”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急需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
之后，林育南利用寒假春节之机，回到白羊山，创办了黄冈平民教育社。在回龙山建立了平民书报室，购置全国各地出版的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通俗书报，供乡村青年和农民阅读。为方便农民看书读报，林育南等人还在黄冈其他一些集镇设立了转阅处，由专人把新到的书报每日送到各转阅处。于是，广大农村青年和农民群众，每日在家乡便可以方便且免费地看到各地出版的新书报；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也可以到转阅处，听阅读者的讲述，从而增加知识，开阔眼界，以至于广大青年农民和群众“视书报为良友，不可一日离了”。
在平民书报室的基础上，林育南等人又接着筹办了平民夜校和平民俱乐部。他们自编《平民千字课本》，找乡村识字的人为教师。在平民俱乐部里，设置有中国传统的各种乐器，教人吹拉弹唱；购来中国旧式的武器——刀枪剑戟，教青年舞枪弄棒；还设有棋类、球类等活动。这样，便极大地活跃了农民的生活。林育南在家乡播下的农民运动种子发芽壮大，不断成长，至大革命时期，黄冈成了湖北农民运动的中心县之一。
“机智”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1929年初冬，一位“华侨富商”用每月租金60两白银租赁上海繁华区英租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交叉口的一栋坐北朝南的3层楼房（后为北京西路690号至696号）作为住宅。
这位“华侨”就是林育南，而他的“妻子”名张文秋，刚从济南第一监狱脱险来沪。此时，全国总工会决定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林育南为秘书长，负责大会筹备工作。为迷惑敌人，根据党的指示，他化装成一个从南洋新加坡回国经商的华侨，化名李少堂，与张文秋结成假夫妻开展地下工作。
他们租了这栋相当宽敞的3层楼房，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房子三面临街，都有大门可以出入……他们还故意摆出很阔绰的样子，雇有大师傅、老妈子等各种“佣人”，其实这些所谓的“佣人”都是由自己的同志或同志们的亲属装扮而成。
1929年10月7日至11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此秘密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全国总工会的代表，有铁路、海员、矿山、五金、纺织及上海、天津、满洲（东北）、山东、河南、福建、香港的代表，还有闽西红色区域总工会的代表，共30多人。
大会由李立三、项英等7人组成主席团主持会议。开幕后，林育南受党中央委托，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林育南在祝词中分析了国内形势，并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大会共开了6天，最后通过了由林育南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工会组织问题决议案》等13项议案，发布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1930年5月30日，英租界卡德路和爱文义路交叉的李公馆（即前述林育南化名的李少堂住所）与平素一样，大门紧闭。几个巡捕在周围逡巡，他们谁也不敢贸然闯入这座颇有气派的李公馆。然而此时，大楼内却有48人正在召开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不仅有各苏维埃区域的工农战士和红军兵士，还有全国各主要省区，产业中心的工、农、兵、贫民、革命青年及革命组织的代表。会议共开了一个星期，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通过了苏维埃政府政纲、《劳动法》《土地法》、扩大红军决议案等，还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
这一个星期，林育南特别紧张和忙碌。他作为大会的秘书长，既要参加会议的讨论，起草文件，组织编写会议简报，还要参加大会领导核心会议，作出决策。这一切，他都一肩承担下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会后，他与张文秋又秘密安全地将各地代表护送出沪。
此后，林育南化身湖北皮货商，搬到愚园路庆云里31号（现15号），将此地设为“苏准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根据党的地下工作需实行“机关家庭化”的要求，他和妻子李莲贞成为这“家”的“户主”，李圣悦（即李平心）的妻子胡毓秀与李莲贞以姑嫂相称。“家庭”成员还有左翼作家冯铿。他们在“皮货商大哥”的领导下，继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在“苏准会”工作期间，林育南时而装扮成流浪汉，时而变身为工人，时而成为名流学者，时而又是腰缠万贯的富商。他巧妙利用多种身份，机智沉着地与敌人周旋，英勇无畏地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完成了创建苏维埃的前期准备工作。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