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架战车的冲撞，正在激烈地撕扯着地缘政治各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已经处在历史的临界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面临着1997年金融风暴以来的最大考验。
市场对中美之间冲突有着强烈的避险情绪，尤其在香港市场上各路资金惴惴不安，都在急切寻找安全通道。从香港到北京，从监管者到决策者，都在严阵以待。
虽然2019年香港遭遇较大社会动荡，但不少在港外资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以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5月形势突变，让他们措手不及，不少公司考虑把亚太区总部迁往新加坡。
据路透社消息，为回应中国计划实施“港版国安法”，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暂停美国对香港输美产品的特惠关税税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方发表涉港言论重申中方立场，称如果有人要执意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坚决回击。
▲中国全国人大5月28日下午高票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路透社）
一旦美国取消对港特惠关税政策，到底有多大影响？简单点说，就是不再视香港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内地合法合理地通过香港绕过各种贸易壁垒的出口通道被关闭，再进一步，进出香港的资金也会受到限制，这样的话香港的作用就与上海、深圳等地差不多了（当然这是最悲观的一种结果）。
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早泰娜（Tara Joseph）说，香港对北京和华盛顿而言本是双赢：北京需要通过香港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相当于它的金融服务中心；而美国和美资商业机构也从香港获益。但是香港现在的境况对两边都无益。她说：“我们现在处于美中贸易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濒于脱钩的境地，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美国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指出，香港的贸易将会首当其冲受打击，严重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根基，但掀起的地缘政治影响远高于经济后果。
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经济的皇冠。因此，对于香港来说，就不是资金和人才外流的问题，而是将动摇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香港经济的核心造成致命打击。而一直与之竞争发展的对手新加坡，将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仅将迎头把香港踩在脚下，而且还将成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三大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目前公认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纽约和伦敦，这两大金融中心，无论从市场规模、完善程度以及对全球资本的影响，都是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处于第二梯队的则是香港、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悉尼等城市，则在区域性发挥金融作用，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如上海、多伦多、汉城、马德里、都柏林、吉隆坡、印度的孟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等，基本上是在本国发挥金融作用，属于本国或国家金融中心。
不过，从金融地理（金融时区理论）来看，全球性金融中心至少应该有3个，分别分布在北美、欧洲及东亚，这样全球金融体系可以全天候24小时接力运作。时区金融理论是从人类生命起居周期、习惯需要出发，因而更容易建立区域交易平台和及时掌握本地和产品实时信息和定价权的需要，只有掌握实时信息和产品定价权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目前北美有纽约（西五区）、欧洲有伦敦（零时区）两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而在东亚则缺少了全球级中心，只能由三个区域级中心东京（东九区）、香港（东八区）及新加坡（东七区）顶上。其中新加坡为了方便与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经济往来，将本国的标准时间设在东八区，也就是说新加坡时间与香港、北京一样，没有时差。
借助日本泡沫经济的东风，东京曾在上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金融市场一度与伦敦、纽约相抗衡，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下滑，金融改革步伐缓慢，东京金融中心被同一地区的香港、新加坡迎头赶上。
香港金融市场发育比新加坡早，因为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才提出了把国家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性或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当时正好东亚地区需要一个调剂美元的国际资金市场，以便把亚洲地区的流动资金集中起来，解决亚洲地区对资金的部分需求。新加坡政府抓住了机遇，设立了亚元市场，为新加坡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先决条件。
在成功创设亚洲美元市场后，新加坡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显著提高，新加坡政府一方面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内的金融市场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向多元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与同一时区的香港产生激烈竞争。
在这个时候，香港政府对发展金融市场不是很积极，既不肯撤销外币利息税又不愿意发放外资银行执照，这使得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化比同时期的新加坡逊色得多。直到70年代后期，香港政府才变“消极不干预”为“积极不干预”，为推动其金融市场国际化采取了一系列开放措施，鼓励外来投资。
在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亚洲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直接推动了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迅速崛起。尤其是香港，在21世纪凭借背靠中国内地经济腾飞的优势，证券、保险及外汇等市场均获得突破性发展，在与新加坡争夺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时获得较大优势。
尤其是在安然事件后，美国通过了《萨班斯法案》，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要求，纽交所的上市业务大幅下降，而香港新股集资额分别在2006年、2009年、2010及2011年超越纽约，让西方金融界觉得不可思议。在香港上市的新股中，绝大部分为红筹股或中概股，也就是说，中国内地经济的突飞猛进，为香港证券市场提供了充沛的上市公司资源。
为此，2008年1月2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推出封面文章为“纽伦港”（Nylonkong，Ny即纽约，lon即伦敦，而kong即香港），俨然把香港定位成与纽约、伦敦同一档次的国际金融中心。
不过，无论是香港内部还是国际金融人士都对此有清醒认识，一方面认为香港目前金融中心地位实际上还达不到纽约、伦敦的高度，另一方面从未来发展看，也难说能否赶上去。
瑞士信贷中国研究主管陈昌华就认为：
香港在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上也有所欠缺。伦敦和纽约市场所依赖的政治制度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已稳固下来，而香港的政治制度仍处发展阶段，未来走向仍是未知之数。这其中还牵涉到它的政治制度发展如何与内地衔接的问题，上海和北京则无此顾虑。
现在看来，国际金融人士对香港这个隐忧其实早已了然于心。
这是香港躲不过的劫，是迟早要面对的结局。
然而，为什么替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为什么不是东京，又可不可以是上海、深圳，甚至澳门、台北呢？
澳门只能抢块小蛋糕。此前我曾经谈到，澳门的确摸到了好牌，但是在历史上几次都错过机遇，现在更是如此，除了有钱以及中央的政策支持外，没什么注可下。
台北看到了机会，也舍得下注，但是得不到这个机会。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我们现在比较关心香港的资金、人才外移时，台北能不能接到，还是全部被新加坡拿去，我们开始在准备。他预估，未来半年香港的人才、资金会大量外流，我们还是要比新加坡好，人家才会来，不然就全跑去新加坡了，但现在还是输的。柯文哲说，昨天新加坡代表有来找他，比起自由度，亚洲的金融中心比较可能移到新加坡，不会是台北，这的确是我们的缺点。
湾湾真是聪明，也算得精明。相比新加坡，台北不仅金融基础没有新加坡好，而且没有那么好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大陆法系，与新加坡根本没法比。还有一点，就是台北也有相当的地域政治风险。
东京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却有和台北、澳门一样大的问题，那就是大陆法系。因此，日本那么有经济实力，这几年恢复得也不错，政府也推出了扶持金融的政策，但是东京的金融中心也就那样，上不上，下不下。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对金融市场的发展真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都是在社会秩序与国家滥权中取得平衡，体现在实际操作中就是行政与司法强弱的对比。大陆法系侧重社会平衡，希望以法律条规甚至国家颁令凌驾一切，因此行政力量强，而法院倾向于顺从行政权、配合执行命令。英美法系侧重于处理国家滥权，因此以支撑市场和调解纷争为手段，其司法能动性、独立性强，有利于灵活保护投资者、惩戒新型不当行为，也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国家干预，因而能促进金融市场深度发展。
从历史发展来看，英美法系即使在非民主体制下，也能产生蓬勃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和香港，而大陆法系即使在民主体制下，也未必能成功，如韩国与台湾。
从当今十大国际金融中心来看，只有苏黎世、法兰克福、东京是大陆法系，其余7个都是普通法系（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芝加哥、悉尼、波士顿），而且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排在前4位。
因此，香港、新加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跃升为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偶然的，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地方的金融活力便会充分展现。而现在，新加坡除了占有天时，还有地利（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联系的交通枢纽位置，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及大洋洲）、人和（多年来一直尽量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等优势条件。
香港大学教授赵晓斌通过比较近三、四十年各个主要证劵市场的数据后，发现以下明显趋势：
首先，英美体系：如纽约、伦敦、香港基本实现资本积累升值；而在欧洲大陆市场的资本基本保值。至于在亚洲的大陆体制市场，简单说“瞎折腾”，多为资本亏损。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的资金就只会视亚洲大陆体制的市场为投机的场所。当缺乏外来的长期资金支持，股票资本市场根本就难以发展起来。
因此，中国内地的上海、深圳等地在走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除了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关要过之外，也同样面临与东京、台北一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上海、深圳的金融中心发展得再好，最后也只可能达到像东京、法兰克福一样的高度。
未来，深圳、广州、澳门都会承担各种金融功能，以支撑大湾区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金融需要。
不过，就金融中心发展而言，深圳、广州、澳门乃至上海、台北的获利，都比不上新加坡。这个与香港纠缠了半个世纪的兄弟，终于在各方“助攻”下，将意外捡到亚洲时区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顶皇冠。
“纽伦坡”呼之欲出。这是香港无以言说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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