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有700多平方公里，生活着500多万人，人口密度是中国的50倍，但为何没有房奴呢？
这里就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刚刚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因为整个社会比较落后，政府又财力有限，居民的居住条件很差。根据新加坡建屋局当时统计的数据称：1960年新加坡发生了住房危机，许多人生活在不卫生的贫民窟和拥挤的寮屋区，只有9%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公寓。
基于这种背景下，李光耀在当时提出了“居者有其屋”的口号，并在其所著的《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中写道：“我深信拥有自己的房子是让新加坡人在这个新生国家扎根的重要基石。”于是基于政府承担建设的公共房屋——组屋出现了。
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承担建筑的公共房屋，为大部分新加坡人的住所，区别于商品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让新加坡人花很少的钱，买到组屋，住进自己的房子。组屋制度已经实行将近五十年了，但即使是最初修建的组屋也并不老旧，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对组屋的修缮非常到位，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这就导致了组屋与商品房的品质不相上下，但价格却只相当于同区域商品房的五分之一。而到了2018年，已经有85%的新加坡人住在新加坡政府提供的组屋当中。
你可能会问了，新加坡人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买到组屋，这新加坡政府一直亏损，他能干吗？
我们都知道，建房子的成本很高，但是新加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低价收购土地和强制居民公积金，组屋才能推广开来。
第一，新加坡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迅速，政府财力颇丰，仅在2017年新加坡政府财政上给予HDB的补贴就达到了20亿新元。
第二，根据《土地收购法》，新加坡政府可以强制征收土地，并且征收土地的补偿金额普遍小于土地的市场价格。
第三，强制缴纳公积金，并且公积金只能用来支付首付款、住房抵押贷款等费用。
第四，组屋严格限制户均一套，财产高的家庭不能购买组屋，有房家庭想要购买组屋就必须卖掉现有的住宅，避免有钱、有房的家庭拥有多套房的情况。
但是，组屋制度就是万无一失的吗？实际上，近年来组屋制度也受到了外部的冲击。
第一， 随着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增速放缓，新加坡高速发展的经济也受到了抑制，政府财政对HDB的补贴能力有所下降。
第二， 新加坡人口进一步增长，这就导致了转卖二手组屋的价格上涨，也就是说组屋在价格上将慢慢失去优势。
第三， 低价收购土地的政策受到了土地所有者的抵制，2007年国会将土地收购的补偿标准固定在了市场价值水平，组屋的售价也就只能水涨船高。
新加坡组屋制度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不能借鉴一下呢？
中国早在1998年的时候就决定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而这几乎是照搬了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模式。制度规定了对不同收入的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低收入家庭供应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供应经济适用房、高收入家庭购买市场价商品房。
然而，此后中国房产的道路却未能按既定轨道前行，而是在商品化为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来是适应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的小面积、低价格的住房，但是面积的超标使得这些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本该分配给他们的房子，结果就出现了开着奔驰宝马入住经适房的场面。而同时在土地利润的推动下，地方政府更不想把有限的土地拿出来盖经适房了，更愿意做商品房土地供应和市场建设。
不过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在，中央继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理念之后，又提出了“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的房地产改革新方向，更强调“住有所居”，在加强和完善房地产调控、遏制投机性需求的同时，推进租赁市场的发展，降低租房的交易成本，让租赁成为真正的居住方式，促进“长租即长住”的新理念。
实际上，不会有完美的房地产制度，想要一劳永逸的解决住房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好的制度是随着社会需求而变化的，只有结合人口数量、收入水平、老龄化程度等特点，政府通过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才能实现“住有所居”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