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中医药在官方大力支持下积极投入预防与临床治疗。2月14日，武汉江夏区大花山方舱医院正式启用，这是首个由中医药专业人士整体接管的方舱医院。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表示，救治患者中西医结合是此次疫情救治的一大特色，湖北地区一半以上确诊患者使用了中医药进行治疗。与此同时，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等省份使用中药复方“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冠肺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有“良好临床疗效和救治前景”。
然而在全球现代医学依然未能给新冠肺炎的病理和治疗方法给出确切答案之际，中医药的疗效也让不少人心存疑窦。质疑声在“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经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报道后在全国多地引起抢购狂潮时达到顶峰。
中医与现代医学（西医）的碰撞与争议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医疗史，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过浓重一笔。1929年“废止中医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在国家政治层面对中医医理及存续提出挑战。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当时担任委员者均为西医。次年2月23日，第一届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的提案。身为“废医案”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西医余岩言辞激烈地将中医批判为迷信：
“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
提案经媒体公布后引起舆论哗然，当时的中国中医界联合发起“中医自救运动”，阻止了“废医案”的推行，为中医存续留下生机。1949年后，中医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医疗史学者、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皮国立在《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中指出，“废医案”及后续运动是现代中医史的开端。自那之后，中医真正开始将学习西医制度、科学化中医知识体系视作在中西医博弈中取得生存空间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事。通过梳理史料皮国立发现，中西医的碰撞在晚清时期主要在解剖学与生理学，民国之后，则转向了细菌学和病理学。事实上，正是西医在20世纪初在细菌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后，中医疗法才真正开始落入下风。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认为，对新疗法的相对开放和重视临床观察是西方医学最重要的品质，这是西方医学的发展水平在19世纪后快速超过其他医学传统的关键。相较之下，亚洲传统医学恪守古代权威，更难创新。麦克尼尔的这一论断很大程度上正是中西医之争延续至今的症结所在，而在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政治考量与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让中医的现代化发展进一步复杂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中医药的神秘色彩。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皮国立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医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战场”去证明自己。然而要取信于人、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中医需要在中医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化医学研究手段去证实药理、发现新药，这是中医从业者不容回避的责任。
中西医之争：中医的优势在抗生素出现以后被打破
界面文化：中西医之辩实际上从晚清一直持续至今。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对其他科学学科都可以毫不保留地接受，唯独对西医保持着某种暧昧的态度？
皮国立：其实有趣的是，真正传统的中国科学学科，只剩下中医了，其他都没有了。我们现在的物理、数学，尽管说古代也曾有些什么（理论和发明），但我们现在学习的体系完全是西方的，自己的体系已经断了。但中医是在学习西医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功劳。民国初期的废除中医学派认为中医里就中药值得研究，他们宣扬放弃中医理论、研究中药科学化。按照那条路来走的话，中医就没有了，只有西医了。
界面文化：你觉得（中医保留下来）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皮国立：我觉得都有，无论是物理还是数学，它讲究的是真实，1+1=2，微积分如何论证，这是确认无疑的。但医学的问题是，把病人治愈是最重要的。当时就有人说，中医是可以治好病人的，但我们找不到理由去说服别人中医也是有道理的。
新冠肺炎放在中医体系里算是热病，热病是传统中医最强的学科，因为一个人最常见的病症就是发烧。在抗生素还没有发明出来以前，西医水准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中医是领先的。可随着抗生素的出现，抗细菌药物和注射输液技术的进步，中医慢慢就落后了。所以西医在进步，中医的优势大概在抗生素出现以后被打破，当然它依然有特色，可有些东西被超越了。
界面文化：学界有观点认为，一个医疗体系的改变不仅仅只是我们对特定病症治疗方法的改变，也事关我们对生病体验的认知改变。
皮国立：对。举一个例子，民国时期有一名反中医大将余岩，他说，你死在西医手上，至少知道怎么死的，死在中医手上，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认为中医讲不出病症所在，没有很好的检验化验工具，所以没有办法很好地说明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只是用寒、热、虚这些很空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你跟西医说，中药确实可以治好新冠肺炎，西医就会问，它是通过什么机制治好的？在身体里产生了哪些细胞的变化？你如果此时还说什么石膏退热、麻黄强心，这就不太能够说服西方医学训练出来的专业人士。
界面文化：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指出，中医在近代遭到攻击的核心原因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缺乏医疗行政能力，特别是防疫功能，它仅仅指向个体救护，而非集体保健，这并不符合现代国家卫生系统的需求。你在《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中阐述了中医式的传染病学构建。请与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研究发现？
皮国立：我相信民国时期的中医有能力治疗热病或者传染病——不能说100%，但有信心说基于古典医学训练，可以治好病患。但这里的问题是，西医有很庞大的系统，其中有一派是公共卫生医生，他们不是开药治病的，而是做防疫工作的，这个中医就拿不出什么办法了。大规模传染病暴发的时候中医就派不上用场。其次，那个时代的中医是良莠不齐的，不见得能治好每一个病人，甚至可能连基础的现代医疗知识都没有，当时常常有人抨击说中医连消毒的概念都不懂，毫无卫生观念。这是当时很多中医被攻击的点。
但是中医的学理和自信来自于古代有非常多的前辈写了很多治疗传染病的医书，药方有很多。西医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去对抗突然爆发的新病毒感染，西医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找一个特效药来杀菌，中医用药不是杀菌的概念，是调和你的体质和体内的气之间的关系。思考方式不太一样。
界面文化：若是回顾20世纪（特别是1949年后）的中国医疗史，我们看到中医被纳入国家卫生体系其实还有很实际的原因：广大农村地区缺乏医疗资源，而且在中国农村大体遵循传统医病关系，这让农村病人对中医有天然的好感，也直接导致了“赤脚医生”的出现。另外中医的发展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因素。中医仅仅只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计，还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皮国立：我觉得是有权宜之计的因素的。就像你讲的，农村还是需要有赤脚医生这种医疗力量。我之前研究过血吸虫病，在1950年代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当时非常多的中医出面说可以治疗血吸虫病。在1950年代中期，大陆很支持中西医结合，还要西医去学习中医，当时称作“西学中”。当时国家做了多次“大献方”动员，号召中医献出秘方去治疗血吸虫病等顽疾。
我的论文发表后有教授提出质疑，说他年轻时得过血吸虫病，我在论文中写到的药方他都使用过。那个时代是不能批评中医的，如果批评中医就是走资派，就是政治不正确，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全力扶持中药，“我们不要西方帝国主义的药，要发展自己的药”，当时就很多报告出来称中医可以治血吸虫病。那位教授就认为，采用这些历史资料是有很大问题的。当时是中医和西医一起治，叫“中西医结合”，但治好以后中医就说是因为中医治好的，西医也不敢说什么，就算其实是西医治好的，也不敢质疑说中医到底有没有效果。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能讲这个话的。
我后来去了上海青浦的任屯村，那里是当时血吸虫病肆虐的地方。任屯村的一位老太太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一位中医，确实能治好血吸虫病。但我回到台湾与那位教授讨论，他说这个案例很难讲，因为病人可能吃了中药的同时也吃了西药，但相信自己是中医治好的。光凭这一点，以历史来论就是存疑。中药要用怎样的方式得到认可，我觉得这是需要智慧的。
所以中医需要有战场。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医需要有一个战场去证实，不然永远自称能够治好，但没法取信于人。如果所有的疫情都交由西医控制，那中医就结束了。台湾地区就是这样。台湾的中医完全没有话语权。
中医的未来：“奇迹叙事”呈现了中医的紧张感
界面文化：此次疫情期间，中药进入临床治疗，这再一次在中文互联网内引起了关于中医的争议。质疑者认为，连西医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凭什么认为中医就可以解决。
皮国立：所以你看，这就是问题。我常常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官方公众号。他们应该把所有成功治愈的病例都整理出来，跟公众说明到底用了哪些方法治疗，中西医结合的情况如何。SARS期间，中医在广州治疗的效果很好，在北京就不是很好。那时候有说法认为这是因为广州的中医治疗的都是轻症患者，西医治疗的是重症患者，轻症当然就容易治好，不能这样比较。当时也有声音认为中医没有想象得那么好，也有一些中西医论战。
界面文化：我们之前已经聊到，中医近百年的历史中面临着许多攻击和质疑。中医要如何转变，去融入现代国家卫生体系呢？
皮国立：中医至少需要两种人，一种是治病的医生，一种是理论研究者，用西方的科研手段去告诉公众中医治疗的原理。你需要把这个过程论证清楚。比如说新冠肺炎，很多新闻说中医连重症都可以治好，请问重症是如何治好的？你不能只说我们治好了几例，好转了几例，不发烧了几例，这种统计没有用，你要有病理学，告诉我们为什么可以治好。那就需要既懂中医理论，又可以做西方医学科研的人。唯有这样才有办法真正推广中医理论。
界面文化：这是否也是中药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唯一路径？即用西医的标准来确立传统中药中的有效成分，比如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
皮国立：对。屠呦呦是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说她根本不算中医，只有使用青蒿素这一件事算是中医，她所有的论证和研究方法都是西医的。但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屠呦呦早期确实是通过检索很多医书找出了很多中药药性。做这件事的人首先自己需要懂中医，有中医理念，再去做西方医学的事情，我觉得倒是可以作为一个中医未来发展的可能。
因为你想想，这里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从民国初期开始的中西医论争，到现在100年过去，西医一直在进步，那请问中医要靠什么进步？你总不能完全依赖老祖宗留下来的《本草纲目》里面的药吧。你应该去发掘新药，找到很多新的草本药，研究如何拓展中药体系。现在应该说，有中医理论和理念，对它有信任，基于这个再去做科研，发现更多有疗效的药物，我觉得这是比较可能的路径。
中医其实也很危险，在这100年的时间里，力量也在慢慢衰弱。大陆的状况比较特别，中央非常支持中医发展，不然的话真的非常容易萎缩。我们也不要排斥西医，当下从事中医工作，总是要说出一套让西方可以认同的体系、可以采用的药方的，我觉得这也是把中医药理论推广全球的很重要的理念。
界面文化：有人类学家发现，从1990年代开始中医从业者诉诸某种“奇迹叙事”（中医能够治好西医治不好的癌症等重疾）来证明中药的有效性，吸引患者。在你看来，这是否是中医在现代医学面前被边缘化的表征？
皮国立：癌症这个事确实值得讨论。前段时间有一位研究医疗史的同行问我，中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宣称能够治疗癌症的？我心想，这个问题真是好，因为古代中医并没有癌症的概念。癌症变成我们认知中的绝症后，中医是什么时候开始宣称他们能治好癌症的？研究下来比较明确的时间点是1950年代后期开始，也就是中国大陆开始强调要全面结合中西医，用中医来治疗高血压、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时候。
我也跟一些台湾地区的中医朋友聊天。我问，面对癌症的时候，你们怎么这么没有信心，或者说有保留态度？朋友跟我说，其实现在中医很多接受的也是西医教育，我们讲话要基于科学，我们不会讲一定能治好，现在中医看到的癌症跟古代中医看到的癌症不一样。古代中医看不到化疗阶段，但现在看到的很多病人其实是经过化疗、开刀等治疗方法后的病人。这个是古代中医绝对看不到的。所以现在的中医也在想办法如何介入癌症治疗，受过科学训练的中医不会说我一定包治癌症，话不能讲这么满。西医当然就更加保守了。
“奇迹叙事”其实呈现了中医的紧张感。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说法，一个理由，来告诉别人中医在你没有看到的地方非常棒。但到最后你还是要证实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治愈病人。我现在在做的一个研究是非典时期台湾地区中医的诊疗历史。当时台湾中医完全没有声音，因为台湾中医是被西医压着打的。当时有一位中医在西医医院里用自创的汤药治疗病人，他保留下了所有的医案。服用过他的汤药的人没有一例院内感染，被感染的患者也都被治好了。他告诉我，人们没有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这件事，是因为当时媒体不会报道中医，但我已经在SCI期刊上发表了两三篇论文了。我告诉他，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我们把你的历史记录下来，不然别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其实应该呼吁中医，从现在开始把所有治疗新冠肺炎的案例资料保存下来，出版，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很多人看新闻会觉得言过其实，那中医就应该把资料整理出来，发表，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大家才会相信。
界面文化：面对传染病，我们能够从中国医疗史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皮国立：疫情爆发，要有比较明确的指令。比如说伍连德在东北成功抗击鼠疫，是因为他到达东北后强力施行隔离政策，火化染病患者尸体，进行消毒防护措施。这几项，尤其是火化，对当时的民众来说是很不能接受的，可是当时清廷下旨染病患者的尸体必须火化，伍连德就用这种明快的方式控制住了疫情。
面对疫情反应一定要快。平时就需要训练防疫医生如何处理突发疫情。
“如果连感冒都治不了，中医不就完了吗”
界面文化：你是何时注意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
皮国立：我真正关注到疫情是1月中旬的时候。我后来回溯了台湾地区的新闻，第一则报道是12月31日出现的，那时候的报道称“中国大陆爆发不明肺炎”，媒体推测可能是大规模流感。隔天又报道了可能是H3N2，一种新型流感。然后开始慢慢有报道称大陆有病例出现。一直到1月中旬，开始有消息说有人死亡，台湾地区才开始意识到这个肺炎不得了，当时还有人说是不是SARS重现了，社会开始有恐慌情绪。到了1月下旬疫情整个爆发起来，台湾地区就进入了一般瘟疫的状态，比如说抢口罩什么的。
界面文化：现在台湾地区的疫情状况如何？疫情是否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
皮国立：台湾目前有25例感染，一例死亡（截至采访时间）。听起来不是很严重——临近的日本和新加坡都已经有很多病例了，武汉当然更严重——但因为媒体日夜不停24小时的报道，大家就很恐慌，每天一打开电视就看到肺炎的新闻，大家就害怕，开始抢口罩。
大陆这段时间网络上也有很多对台湾不谅解的声音，质疑台湾为什么不援助物资。我在大陆的朋友也问我是不是可以寄一些口罩过来。那时候是1月底过年前，已经很难买到口罩了，正当我想买口罩的时候，台湾这边宣布禁止口罩出口与寄送大陆。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口罩陷入不足，我们的口罩大部分也是来自大陆的，大陆是口罩的主要生产地，现在大陆爆发疫情，自己都不够用，所以我们就出了这样的政策。这就导致了有一些批评说台湾怎么这么无情，不捐口罩。
界面文化：现在台湾地区有怎样的公共卫生措施？
皮国立：我们这边还好，因为目前感染的25名病人都能追溯接触史，接触过的人都进行了隔离观察，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我们目前不用担心社区感染。最近病亡的患者是一位计程车司机，他载了一名台商，然后这位司机不仅自己被感染了，还感染了全家五口人。现在全部都在隔离。
界面文化：能介绍一下台湾地区的中医发展状况吗？民国政府在大陆组建公共卫生系统的时候就是压制中医的，这套做法是否一直延续到了台湾？
皮国立：早期的国民党技术官僚接受了很多美国援助。当时其实国民党军的系统里也在做一些中药作为替代性药物的研究，但当时掌管军医系统的领导人是一个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精英化人才林可胜。他认为我们不需要研制中药来替代西药，美国的药又便宜又好用，为什么不直接用？就把这套研发计划打破了。国民党一贯对中医有一种忽视的态度，这是有历史渊源的。目前在台湾地区就中西医结合的程度比较低，西医独大。
在台湾地区的健保体系中，中医能够分得5%的经费，95%的资源都是给西医的。在台湾，吃“水药”（中药）是没有补助的，需要自费。所以你就知道中医的地位有多么边缘化了。人们会看中医，但是只是一些特定的病，比如妇科病，小孩子青春期要长高（台湾有个名词叫“转骨”），减肥美容，失眠、体虚等慢性病的调理。去年台湾地区的中医办了一个活动，希望每一位中医都在诊所门口贴一个招牌，说“感冒其实可以看中医”。为什么台湾地区的中医要响应这个运动？因为很多人感冒根本不会去看中医。我上中医史的课，问班上的学生感冒会去看中医吗，他们都说不会，中医怎么能看感冒啊，中医就是（治疗）筋骨酸痛，按摩什么的。所以我也笑我的中医朋友，如果感冒都治不了，这种医学不就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