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天津地名反映历史风貌,昭示文化特色，洋溢独特风情。以社会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从地理、历史、语言、地名规范等角度，对天津地名及其承载的地域文化进行分析，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关键词:地名文化；社会语言；天津；历史风貌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也是地域民俗文化的典型体现。地名不是纯粹的地理现象,而是典型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民俗现象。地名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是民俗心态的形象反映。地名是地名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词汇学和民俗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地名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其重要价值是:有助于聚落起源及其演变的研究。地名是时代的产物，具有相对稳定性,许多历史信息就是通过地名这个镜像绵亘存留至今的。地名研究往往可以说明许多历史问题，对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等的研究颇有助益。地名是历史产物，是特殊的民俗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天津市共有各类地名约4万个,其中城市街巷名约占40%。天津地名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源信息，有待于开发探研。在研究天津古今地名的赠变沿革时，我们深刻体会到：地名之于城市，是凝固的自传，是封存的记忆，是历史的导读,也是地域民俗文化的镜像。从天津地名的历史演变中，可使人们领略历史的风雨烟云，引发沧桑感，激发爱国情。
一、天津老胡同——民俗风情博物馆1.1
天津地名以“胡同”作通名的，约占街巷总数的60%以上。凡用“胡同”作通名的里巷，一般都比较狭窄，人口稠密，两侧多为平房。别看这成千上万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边的学问可大着哪！天津的胡同绝不仅仅是城市交通的脉络和平民百姓生活的场所，而是津沽历史文化演化的重要舞台，记载着近代历史风貌，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漫步在“斜阳草树，寻常巷陌”里，犹如浏览一座洋溢着民俗风情的博物馆，层岀不穷的趣闻掌故，令人领略不禁。
1.2
“胡同”在汉语里是双音节的单纯词，是小街小巷的意思，只用于北方的城市。这个词始见于元代，源于蒙古语“荷特”，就是“水井”的意思。在元杂剧唱词里就曾提到“胡同”这个词儿，例如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就有“直杀一个血胡同”;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说得更具体:“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可见“胡同”这个通名是元代在北京形成的。天津“胡同”的岀现，大概是明朝的事。
胡同的形成和发展，在它的名称上也留下了沧桑痕迹和历史情怀。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要给它起名。当年胡同的命名是比较随意的，既不用专家反复论证，也不必申报审批注册。新聚落一旦形成，三五家住户凑到一起，“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狭小的就叫耳朵眼胡同；弯曲的就叫九道弯胡同;有棵大树，就叫大树胡同；对着水沟，就叫流水沟胡同；有一间白色的平房，就叫白房子胡同；地处河边，邻近摆渡,就叫摆渡口胡同；出门对着桥，就叫桥口胡同；毗邻窝棚，就叫窝棚胡同等等。这个地名一旦被多数人认可，叫开了，就成为人们交往、通信的标志。胡同的名称从明清开始一直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成标牌挂在胡同口上，那是民国后的事儿了。
1.3
天津最大的“胡同”,就是红桥区东南部的“大胡同”。今天的大胡同地区已成为南货北销、辐射三北、闻名海内的小商品集散地。外地朋友搞不清，这么宽阔的地面怎么是个胡同呢？其实，“大胡同”于清道光年间成街，原是南运河与子牙河两座浮桥之间的一条通道。因在南运河北岸，短似胡同，初名“河北大胡同”。1918年南运河裁弯使大胡同位置改在南运河南岸，改为今名。现在的“大胡同”长467米，车行道宽22.5米,西侧人行道宽9米,东侧宽2米；已成为连接河北、红桥、南开三区的枢纽康衢。
1.4
红桥区北门外大街的“耳朵眼胡同”宽仅2米。河北区于场大街附近有六尺胡同，这是标示胡同的宽度；而离它不远还有一条“百米胡同”，这是说胡同的长度了。至于以地形地势特点为胡同命名的更为多见，例如:南开区东起张自忠路西至天齐庙大街有长420米的袜子胡同，因胡同弯曲形似袜子而得名；城里二道街原有裤裆胡同，可见地势的狭窄。这个地名过于粗俗，直至清光绪元年（1875）因住在这条胡同的张家子弟乡试考第一名（称解元），而改名为解元里。此类着眼于胡同形状而取名的，还有葫芦罐胡同、弯尺胡同、口袋胡同、篓子胡同、磨盘胡同、环形胡同、大口胡同、小口胡同等。至于曲折拐弯的，就取名九道弯胡同、九曲胡同、六道弯胡同、五道弯胡同、三道弯胡同等。
二、从地理角度分析天津地名文化
2.1
与“水”结缘的地名
天津早期名称是“直沽寨”“海津镇”和“天津卫”。不管地名怎样演变，“沽”“海”“津”三字都是“水”偏旁。天津18个区县里，有10个区县名中有带“水”偏旁的字。这些水气迷漫的地名反映了天津地势低洼、潮湿多水的特点。天津位于“九河下梢”，有大小河流300余条，坑、塘、洼、淀星罗棋布。天津带“沽”字的地名很多,如塘沽、大沽、汉沽、葛沽、西沽、后沽、大直沽、小直沽、咸水沽、丁字沽、东泥沽等。天津又称为“津沽”“沽上”;海河又名“沽水”，是天津的风景轴线。“沽水流霞”是令人陶醉的都市景观。除“沽”之外，以“港”“泊”“洼”“淀”“沟”“湾”“滩”等命名的天津地名亦为多见,如大港、双港，团泊洼、青泊洼，南淀、茶淀，陈家沟、九道沟,唐家湾、西大湾子，柳滩、大滩等。如此之多的带“水”偏旁字的地名，不正是天津低洼多水的地理特点的生动写照吗？另外与河流有关的“口”“嘴”“圈”“堤”“桥”“闸”“码头”“渡口”“水库”等命名的地名也不少见，例如:北塘口、小稍直口，梁家嘴、霍家嘴,上河圈、西湖圈，王顶堤、西横堤，引河桥、千米桥，北闸口、二道闸，万家码头、崔家码头，炮台渡口、柳滩渡口，双港水库、于桥水库等。
2.2
择高而居的聚落
天津以“台”（高地）、“坨”（土堆）、"头”（河岸的末梢）等为地名的更为多见，例如芦台、八里台，王庆坨、西塘坨,西堤头、上河头等。“台”“坨”“头”等字的形虽不直接从水,但作为地名用字的词义却与“水”密切关联。如此众多的与水结缘的“台”“坨”“头”等地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津地势低洼,人们只能择高台而居的历史状况。
2.3
地名的方位感
由于天津的城市建筑是沿河修造的，加之当年九国租界的市政建筑各行其是，所以天津街道的方向、方位很不端正。但是，老城里一带的街道却显示出严整的方位，这是以四条马路、四座城门和四个城角为坐标之使然;例如北马路、东门里、南门西、北门外、西南角等地名的方位感十分明晰。带方位词的天津老地名为数不少，例如东局子、西堤头、南马集、北大关，上古林、下瓦房，前营、后台等等。地名中的方位词的功能就是标明地理位置，例如:体院北、天拖南、北站外、娘娘庙前街、粮店后街、周公祠西街等。
2.4
“开”字地名的由来
天津有一种“方位词”加“开”字的地名，如“南开”“北开”“老西开”“西广开”“东开”等，这在国内城镇地名中是极为少见的。“南开”这个地名，最初是指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洼荒地，就是今天南马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西南一带地区。1901年城垣拆除后，“南开”就泛指旧城以南的开洼地。1907年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迁到这里，遂改名为“南开学堂”。学校以地为名，“南开”这个地名也因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声誉而名扬五洲。
“北开”最初是指城北的开阔地带，今指红桥区东南部河北大街与北营门东马路交会处一带。“老西开”原指位于天主教堂（今滨江道国际商场附近）以西一带的开阔地,后泛指南京路与营口道交会口以西一带。“西广开”地区在清朝时是城南的旷野墓地，后随着南开一带民居建筑不断向西开拓,逐渐繁荣起来，习称西广开，今泛指广开大街以西一带。
“东开”也是天津老地名，位于河北区东南部，即今王串场一带广阔的地面。清同治九年（1870）《续天津县志•郡城壕墙图》就明确标有“东开”之名。因清末至民国时期，“东开”地处僻野，人迹罕至,其发展远不及“南开”“西开”等地，故渐渐隐没无闻了。
2.5
成对地名
天津成对的方位地名也不少见，如河西“东楼”“西楼”，明初已成聚落，是商业繁华区；红桥“关上”“关下”，以北大关为参照物，以河北大街为划分点;北辰“南仓”“北仓”，都是元朝初年建造的粮仓，以方位命名；蓟县“上仓”“下仓”，相传唐朝建村，同为漕运仓廉。另有“南营门—北营门”“南运河—北运河”“南马集—北马集”“南竹林—北竹林”“东减河—西减河”“东于庄—西于庄”“东泥沽—西泥沽”“前营—后营”等方位相对的地名。
另外，“大”“小”相对的地名，亦为多见，例如,“大伙巷—小伙巷”“大唐口—小唐口”“大稍直口—小稍直口”“大园—小园”“大王庄—小王庄”“大南河—小南河”“大刘庄—小刘庄”等等。
三 从历史角度分析天津地名文化3.1
军事地名
宋朝时，中国北方形成了宋、辽南北对峙的局面。当时的海河就是“界河”，当年的天津就是宋辽对峙的前沿阵地了。为了抵御辽兵南下，北宋政府在海河南岸设置了许多以“寨”“铺”等命名的军事据点，派驻重兵戍边屯垦。当时的寨名，如“独流”“沙窝”“当城”“双港”“泥沽”“小南河”等,绵亘至今依然沿用。“卫”是古时军队警备镇守的军事要地，天津卫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从那时起,“天津”就和“卫”结成了不解之缘，甚至成了天津的别称。
清朝时津南区的“小站”就是当年军队的驿站，清同治十年(1871)海防提督专任京沽屯田事务的周盛传将军(1833-1885)率军修建自马厂至新城间的一条大道，沿途设筑驿站,此处为一小站，后以“小站”为当地名称。甲午海战后，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分步、骑、炮、工、辎重等五个兵种,并进行军垦。如今小站镇保存了包括“督军处”“讲武堂”及星罗棋布的练兵营盘等遗址，成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天津地名中带有“营”“哨”“堡”字的，都和当年部队驻守有关。如南开区中营前街是明代军队神机营驻地，也是当时部队的武器库。另如小站地区“前营”“后营”“中营”“正营”“南副营”“东右营”“西右营”“传字营”“盛字营”“老左营”“小营盘”等地名，这些“营”都是清朝末年北洋新军驻地的营房。武清“北小营”，相传辽代萧太后曾率兵在此扎营，得名“萧家营”，后讹传为“小营另如武清区的“大营”“胡营”“三百户营”“韩指挥营”，宝世区的“驻防营”“种田营”“东马营”，蓟县的“八营”“东兵马营”“大刀剪营”等地，在历史上或是部队驻地，或是军队屯垦之处，都与军事活动有关。
南开区海光寺西的“炮台庄”，是明崇祯十二年(1639)为防清兵在城周建造的7座炮台遗址之一。其他6座炮台分设在今天的马家口、三岔口北岸、河北区窑洼南岸、红桥区西沽、邵公庄东和双庙街。壮观的炮台和城里的鼓楼、西北城角的铃铛阁并称为“天津卫三宗宝”。天津市区有几个以“营门”命名的地名，如大营门、小营门、南营门、北营门、西营门、营门东等。这些“营门”当年都是军事防御设施，清咸丰年间，由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下令修建天津城防。当时在距城里五六里的地方挖壕筑墙，以增强天津城的军事守卫设施。所筑的围墙，俗称“墙子”，围墙中间设14个“营门”(其中包括东西南北四个营门和十个偏营门)；围墙外所挖壕沟就是“墙子河”，原长18公里。1970年因修建地铁已填平，现名南京路。
3.2工厂作坊地名
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在地名中也有反映。1867年清政府在海光寺开设“天津机器局（西局）”，这是我国北方最早出现的具有现代规模的机械工厂，也是当时清军新式军火的总汇之处。河东“东局子"就是当年“天津机器局东局”的简称。河北区元纬路西段有“铁工厂胡同”，因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此处设立的“北洋铁工厂”而得名。河北区金家窑街与粮店街之间有“机器磨房东胡同”，因当年此处有泰山永机器磨房而得名。天津的轻工业中以纺织工业最为发达,河北区“中纺前街”因位于中纺七厂前而得名，“华新大街”因通华新纱厂而得名。另如红桥区“中亚旁胡同”因与中亚硝皮厂相邻而得名。
以工厂、作坊为名的胡同很为多见，如:铁匠胡同、铁铺胡同、铁工西里、宜彰工厂后、砖厂胡同、银罐王胡同、银房刘胡同、帽刘胡同、弓箭胡同、面包房胡同、福兴顺（染坊）胡同、大酒缸胡同、席铺胡同、棚铺胡同、纸作坊胡同、鞋作坊胡同、扎彩匠胡同、木工房胡同、陈家板厂胡同、罗底铺胡同等。
3.3集市商家地名
天津在明清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在地名中典型反映出这个特点。老地名中带“集”字的已不多见，例如津南外环线十八号桥附近的“北马集”“南马集”，南开三马路附近的“马集胡同”，北门内大街的“鸽子集胡同”等。而由“集”到“市”，是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天津老地名中带“市”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集”，例如:南市、鸟市、西市（俗称鬼市）、针市街、菜市街、鱼市大街、肉市口大街、马市胡同、驴市口、盐市街等。商界大买卖称为“货栈”“商行”“商场”“公司”;同一大类商店集中在一条街巷,就形成了商业专营街，小门小户小买卖就以“店”“铺”称之。这些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商家在天津胡同的名字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请看：
以货栈命名的一宝昌栈胡同、同立栈胡同、宝兴栈胡同、新丰栈胡同、盛兴栈胡同、西城栈胡同、玉泰栈胡同、三义栈后胡同等。
以商场、公司字号命名的——亨得利胡同、稻香村胡同、鸿发顺胡同、福兴顺胡同、恒兴顺胡同、洪泰裕胡同、华信成胡同、聚恒德胡同、聚顺德胡同、庆升成胡同、瑞林祥胡同、世昌和胡同、天顺和胡同、兴隆居胡同、信昌厚胡同、玉川居后街、玉祥生胡同、新盛店胡同、振兴店胡同、怡和店胡同等。
以专营店命名的——盐店街、粮店街、缸店街、曲店街、油店胡同、酒店旁胡同、鱼店胡同、斗店胡同、布店胡同、香店胡同、盐店胡同等。
3.4星罗棋布的商业布局
当年星罗棋布于城区寻常巷陌的夫妻店、小作坊，往往成为新地名命名的理据基础。如果把老胡同名铺排一下，我们可以窥见老天津卫当年商业网络分布的历史状况。
以粮食业店铺命名的——粮店胡同、米铺胡同、靛房胡同、晒米厂胡同、碾房胡同、三津磨房北胡同、面粉房胡同、机器磨房胡同、面铺胡同、粉房胡同等。以油盐、酿酒、酱园业店铺命名的一老荤油铺胡同、油铺胡同、油店胡同、油坊胡同、麻酱厂子胡同、小盐店胡同、盐坨胡同、糖房胡同、烧锅胡同、大酒缸胡同、酒店前胡同、酱场胡同、酱房西胡同、酱园胡同等。以副食业、饮食业店铺命名的菜市胡同、肉铺胡同、肉架子胡同、羊肉铺胡同、鸭子房胡同、鱼店胡同、宝宴楼胡同、包子铺胡同、果子铺胡同、豆腐房胡同等。以当铺命名的一聚和当胡同、广盛当胡同、日升当胡同、鼎昌当胡同、天丰当后胡同、东祥当东胡同、中祥当后胡同、三义当前胡同、（王庄子大街）当铺胡同、（西于庄）当铺西街等。以日用杂货及其他店铺命名的——陈家杂货铺胡同、魏家布店胡同、竹竿胡同、弓箭胡同、香店胡同、茶叶王胡同、烟铺胡同、杠房胡同、胭脂胡同、曹家药铺胡同等。以燃料建材店铺命名的——煤厂胡同、木材胡同、柴厂胡同、砖厂胡同、麻刀铺胡同等。
浏览这些各行各业店铺、作坊作为标志物命名的胡同名，透过时间隧道，当年繁华的商业网络格局，宛然可见;您甚至可以恍惚听到从市井店铺里传出的叫卖声……。
3.5以旧时官署社团命名的胡同
以旧时各级官署为名的胡同多集中在老城里，如:运署西街（长芦盐运使署）、经司胡同（清朝经司衙门）、贡院胡同（科举考场）、北公署大街、府署街、旧县署后街、县阁北胡同、镇署大墙胡同、户部街、工部关胡同、盐关厅胡同、河营后胡同、河营后胡同、中营后胡同、右营西箭道、锦衣卫桥大街、官报局胡同、探访局胡同、常关局胡同等。
以社团机构为名的胡同，如：南门外大街北端西侧的“三津胡同”（三津磨房同业公会）、西关街的“东育黎堂胡同”（育黎堂即养老院、收容院之类的慈善机构）、红桥区如意庵大街的“庚济胡同”（庚济会系民办救火组织）、西关街的“掩骨会胡同”（收敛掩埋无主尸的社会组织）、东南角的“清修院胡同”（慈善组织）等。另如：栖流所胡同、公议堂胡同、文修堂胡同、济生社胡同、抬埋会胡同、挠钩会所胡同、同议会所胡同、天安会所胡同、习艺所后胡同、放生院胡同等等。
3.6“公所”地名
天津市区以“公所”为地名者并不少见，保留至今、标明了地理方位且颇有名气的有三处，即位于二道街和丁公祠小马路交汇处附近的“中公所胡同”，位于狮子林大街和陈家沟中街交汇处附近的“东公所胡同”和位于先春园大街大伙巷附近的“西公所胡同”。另外还有位于河北货场大街附近的“东善公所胡同”;位于南马路板桥胡同附近的“公所前胡同”和“公所后胡同”；位于西沽大街和北运河西路交汇处，宣家码头附近的“公所街”;位于中纺前街和华新大街交汇处，纺织机械厂附近的“公所后街”等。
究竟这些“公所”是当年的政府机构，是公司企业，还是社团组织呢？其实，“公所”就是从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在天津等地盛行的民间宗教——“理教”的基层组织办公处。理教又称“理门”，是明末进士羊宰创立的“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习儒教之礼”的一个宗教教派，清乾隆年间理教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天津。老天津人称理教信徒为“在理儿”，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戒烟戒酒。清朝中后期由于鸦片暴虐为害社会，而理教力主戒烟，且教徒身体力行，颇得国人青睐.故而理教在全国兴盛起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教徒近百万人。1928年7月，天津成立了理教联合会,有公所103处，所以天津卫一些老地名以“公所”为名就不足为怪了。1957年，理教活动宣告停止，理教组织自行泯灭，但“公所胡同”“公所街”这类历史地名却沿用至今，为“地名是历史活化石”这句名言，再次提供了鲜活的佐证。
3.7以人名命名的地名
以始建时期居民的职业或姓氏身份为名的胡同，如红桥区文昌宫大街的严翰林胡同,1824年修建，因胡同里有清末教育家、翰林学士严范孙住宅而得名。东门内大街的“大费家胡同”建于明代，相传巷内有刺死李自成部将李虎的明宫人费贞娥的故居,故名。此类地名还有北马路的“北项家胡同”、西南角东侧的“刘家胡同"、城里西南角的“林公馆胡同"等。还有以人名为胡同名的，可能是最早来开基定居的人的名字。例如:周永顺胡同、张志尧胡同、孙阴阳胡同、赵锡九胡同、张克明胡同、肖巨川胡同、萧鹤舫胡同、王坚实胡同、王木作胡同、王子乔胡同、王老保胡同、王春田胡同等等。
老天津卫带“家”字的街巷地名特别多，如“胡同”“街巷”，乃至“楼”“院”“房子”“大墙”“门”“栅栏”等民居建筑类通名之前，总喜欢挂上“张家”或“李家”的专名。例如：胡同——范家胡同、项家胡同、朱家胡同;巷——马家巷、毛家巷、赵家巷;楼——郑家大楼、屈家小楼、王家楼;大院一班家大院、柴家大院、季家大院;房子——宁家房子、凌家房子、李家小房子;大墙——卞家大墙、黄家大墙;门——高家大门、华家大门、金家后门;栅栏——沈家栅栏等。
还有标明职业带家族姓氏的地名，第一种是把职业置前而把姓氏居后，如粉汤刘胡同、茶叶王胡同、银罐王胡同、鸡鸭李胡同、血料王胡同、捞纸张胡同、帽刘胡同、杠张胡同等。第二种是姓氏居前而职业置后，如郭家水铺胡同、单家面铺胡同、孙家粉房胡同、魏家布店胡同、李家碾房胡同、赵家糖房胡同、李蕨房胡同等。
3.8旧时租界地名
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天津沦为半殖民地的标志，就是被迫开辟九国租界。租界占地23350.5亩,相当于当时城区的8倍。租界沿海河两岸瓜分，海河西岸北起闸口街，南至小刘庄，依次为日、法、英、美、德租界;海河东岸北起狮子林大街，南至小孙庄，依次为奥、意、俄、比租界。
九国租界建街铺路，各行其是，结果同一条路被分割为几段,致使同一条街却同时存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街名。如大沽路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由官商捐资用海河堤岸培叠余土筑路,初名海河叠道，简称海叠道，俗称海大道，成为当时天津卫的一条通衢大道。I860年，大沽路的北段沦为法租界和英租界,因通紫竹林庙，改称紫竹林大街。1895年，其南段沦为德国租界地，名为第19号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宣布将德租界接收,1919年将该路复名海大道。1945年因路通大沽口，更名大沽路。1952年以徐州道为界，分称大沽北路和大沽南路。从海河叠道到海大道，从紫竹林大街、第19号路，又恢复为海大道,最后定名大沽路，历经200多年。大清帝国盛世的繁华和末世的衰颓，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在“大沽路”这条寻常街道的街名増变中，留下了清晰的踪迹。
英租界有街道70多条，主要以人名或地名命名。例如以英国女皇维多利亚命名中街（今解放北路,营口道至开封道）；今保定道时称巴克斯道——巴克斯曾任英国驻华公使，是侵华英军的决策人物;今湖北路（由唐山道至南京路段）时称戈登道——戈登曾任英国侵华军工兵上尉.参与进攻北京掠焚圆明园，后被苏丹人民击毙;今山西路（营口道至南京路段）时称利斯克目道——利斯克目是美军上校，侵略天津时被义和团击毙。另外，以英国本土或殖民地的地名命名。例如伦敦道（今成都道）、牛津道（今新华南路，南京路至马场道）、剑桥道（今重庆道，河北路以东）、新加坡道（今大理道）、香港道（今睦南道）、爱丁堡道（今重庆道,河北路以西）、都柏林道（今郑州道）、马耳他道（今衡阳路）、孟买道（今潼关道）等。中国政府在收回租界之后，对租界原有地名宣布一律废止，同时更以中国名称，以洗雪国耻。
四、从语言角度分析天津地名文化
4.1地名谐音演变
一些地名经过民间口耳相传，会产生谐音变形，例如红桥梁家嘴，原是南运河的一个河湾,清朝康熙初年，这一带的漕运和商业都很发达。当初漕运船工“彦”、“赵”两姓人家始建窝棚落居于此，后形成村落，初名“两家村”。后因地傍河湾，状如嘴形，故改称“两家嘴”。后讹传为“梁家嘴”.这是天津方言口语发音迅捷顺畅之使然。另如河西区“吴家窑”，相传明永乐年间，有五户人家在此烧窑制砖，渐成村落.初名“五家窑”，后讹传为“吴家窑”。南开区“鲍公祠胡同”建于明嘉靖年间.原名“报功祠胡同”（“报功祠”是为纪念明朝天津道毛恺所建），后讹传为“鲍公祠胡同”。北辰区“青光乡”建于明永乐年间，原名“青沽港”，但因天津人习惯把“沽港”这两个字急读为一个音——“光”，于是“青沽港”就成了“青光”。红桥区“西于庄”原名“西鱼庄”；河西区“灰堆”原名“灰堤”,“土城”原名“土塍（音chéng）围村”，“贺家口”原名“河闸口”；南开区“西湖村”原名“徐胡圈”，河东“娄庄子”原名“楼庄”;西青区“王兰庄”，原名“王来庄”;北辰区“喜逢台”，原名“栖凤台”;“宜兴埠”初名“渔家铺”，后取吉庆有余之意改称“余兴埠”，最后定名为“宜兴埠”;西青区“梨园头”，原名“梨园坨”;西青区南运河南岸的“稍直口”，元朝末年，元人在此设一渡口，附近居民贬称为“骚子口”，后谐音为今名。
4.2地名的特殊读音
因受方言影响，天津一些地名存在着特殊的读音，譬如“水阁大街”“玉皇阁”“铃铛阁”“北阁”等地名中的“阁”字，不读gě,而读gǎo。再如“港”字，在“天津新港”“北大港”等较大的地名，或“香港路”“香港大楼”等借用地名里，“港”读为gǎng；而在“双港”“小港”等较小的地名里，“港”读为jiǎng。有一些地名属于错读音，例如北辰区“宜兴埠”的“埠”字，应读bù,却习惯性地误读为fǔ；“东甡里”“生甡里”的“甡”字,应读为shēn.却习惯性地误读为shēng。这是历史形成的状况，没法改变。
天津一些中间带“家”字的老地名，往往有两种或三种读法，比如田家庄、刘家庄，侯家台、姚家台，霍家嘴、梁家嘴等三字地名.第二种读法是:去掉中间的“家”，末尾加儿化，读为一田庄儿、刘庄儿,侯台儿、姚台儿，霍嘴儿、梁嘴儿等；第三种读法是：去掉中间的“家”，末尾加“子”，读为——田庄子、刘庄子,侯台子、姚台子,霍嘴子、梁嘴子等。再如陈家沟、马家口、吴家窑、黄家花园、石家大院等地名，在读时应儿化，但不能去掉“家”字——陈家沟儿、马家口儿、吴家窑儿、黄家花园儿、石家大院儿等。有些地名可以去掉“家”字后，加儿化，例如佟家楼、唐家口、姜家井等也可读为——佟楼儿、唐口儿、姜井儿等。
4.3地名的语义分析
对地名命名的理据进行描写分析，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工作之一。例如南开“万德庄”始建于1901年，形成聚落后，取“万年有德”之意命名；河西“谦德庄”原为荒地,1917年郊县难民聚此搭盖窝棚定居，因地属天主教崇德堂，故以“谦让崇德”之意命名为“谦德庄”;红桥“同福庄”,1940年建，以“有福同享”之意命名；河东“复兴庄”，原为荒地,1900年俄租界内居民被驱逐，部分居民来此定居，以“复兴发达”之意命名；河北“仓联庄”，始建于1952年，因与南仓车站联结而得名。有些老地名是对四字格惯用语的缩略，例如1903年修建的“金钢桥”，取“坚如金钢”之意;1906年修建的“金汤桥”，取“固若金汤”之意；1930年建造的“惠中饭店”，取“秀外惠中”之意;河北区光复道,1902年由意租界建，名为康特伽利娜道,1945年以“光复中华”意命名。
4.4复合地名
地名中有取境内两个地名的首字为名的传统方法，如红桥“沧德庄”，1946年建，因沧州、德州籍的铁路员工在此建房定居而得名；北辰“天穆镇”，1950年由穆家庄和天齐庙村合并，取二村名的首字命名为“天穆村”，后置镇;津南“双林农牧场”因东邻双港，北邻柳林而得名；横贯北辰、河北两区的“宜白路”，东起宜兴埠，西至白庙工业区,取起迄点首字命名；横跨红桥、西青两区的“西青道”，东起西站前街,西至杨柳青镇，取起迄点首尾字命名；河西区“宾水道”，东端有天津宾馆，西端可通水上公园，故名；河东区“万东小马路”，连通万新庄和东局子，故以两地名的首字为名。
五、从规范化角度分析天津地名
5.1旧地名的改造
都市地名规范化管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旧地名加以改造;二是对新命名的地名进行严格的审批,使之成为法定的标准地名。天津市区老地名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村”“庄”为通名的为数不少，例如:何兴村、盐坨村、靶档村;万德庄、谦德庄、陈塘庄、大王庄、张贵庄、万辛庄、小王庄、小刘庄、张兴庄、邵公庄、西于庄、同义庄等等。称为“庄子”的老天津卫地名，多冠以单音节的“姓”，例如纪庄子、杨庄子、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詹庄子、郑庄子、娄庄子等等。这些约定俗成的历史地名，是城市聚落发展历史的自然体现，这些地名多已成为某一街区的名字，已深入人心，很难贸然废止。但也应指出：在一座向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大都市里，对如许之多的村庄类老地名，应该加以改造；当然这种改造应该全面规划，稳妥进行。比较容易处理的，是对辖区范围较小的、粗俗鄙陋的旧地名（例如西乱垛、荒草坨、肉架子、鸭子房、大水沟、大酒缸之类）的改造。随着城市建设和改造的进一步发展，这类与时代精神相去甚远的老地名将被逐步淘汰。
5.2系列地名
老天津卫驰名中外，高品位的名店、名厂、名街、名镇等为数众多，但是我们开发得不够。平心而论，“猪不拱”“鸡不刨”“鸭不睬”之类，根本就不是天津主流文化的代表。天津有许多高品位的地名，在全国是叫得响的。例如市中心地区的街道，南北向为“路”，东西向为“道”，大多釆用国内的省名、市名作为专名，并大体上按照省市的实际地理位置顺序排列。这在国内都市路名中，别具一格。另外，在局部地区还有用“千字文”（天地元黄日月星辰）“三民主义”“经纬度”“序数”“名山大川”等作地名专名的，自成序列，令人瞩目。例如有百年历史的南市地区，老街名已形成系列，如华安大街、福安大街、荣安大街、治安大街、陞安大街、保安大街、平安大街、禄安大街等。这表明：当年在南市城建布局和街道命名方面，已经有了总体规划部署。再如天津原四个郊区分别更名为东丽、西青、津南、北辰，既保留了原名中的地理方位，又形成颇具美感的蕴涵。
5.3地名文化品位的提升
在近年命名的新地名中，高品位的文化意蕴已成为共同的追求目标。例如华苑居住区10个小区，分别命名为安华里、居华里、莹华里、碧华里、绮华里、天华里、地华里、日华里、长华里、久华里；首字连在一起成为两句五言诗:“安居莹碧绮，天地日长久。”正在开发的华苑新城的7个小区，分别名为云华里、桂华里、登华里、程华里、兰华里、竹华里、丹华里；首字连在一起，成为一句七言句:“云桂登程兰竹丹”，充溢着文心雅趣。华苑新城竹华里小区内又分为一品斋、二龙斋、三杰斋、四季斋、五华斋、六贵斋、七合斋、八方斋、九鼎斋等楼幢，这种命名构思，已经打破和超越了多年沿袭的“一号桥”“三号路”“五号楼”之类呆板僵滞的定势模式，充溢着文心雅趣。
选取成语成句作为地名命名的基础，是提高文化品味的蹊径之一，例如和平区新文化花园的组团分别命名为新典居、新雅居、新秀居、新丽居。中间的字连在一起，成为四字格词语——典雅秀丽。北运河改造工程,在沿河建造四个大型写意景观小区一春之声、夏之梦、秋之恋、冬之曲。高品位的系列地名体现在:宏观统筹设计与具体操作相结合;浓郁的民族特色与鲜明的个性相结合。
总之,从多角度对司空见惯的地名所承载的文化进行社会语言学分析，我们会发现:地名反映历史风貌，昭示文化特色，洋溢地域风情,体现乡土情结，很值得社会语言学家进行深入而切实的探研。
文章作者：谭汝为
文章来源：《南开语言学刊》2005年第2期
选稿：耿曈
编辑：洪珊
校对：吴雪菲
责任编辑：刘优华
江西地名研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