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近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从单一的工业园区，到高新技术园区，再到功能性的综合园区，乃至如今产城融合的生态园、科学城，其发展轨迹伴随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
连续六年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中蝉联第一!
今年1月29日，商务部公布了最新的考核结果，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城东的苏州工业园区取得了上述成绩。据其官网数据披露，截至目前，该园区累计吸引外资项目5000多个，92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了156个项目，引育上万家科技创新型企业。
就在考评结果公布的12天后，2008年创立于苏州工业园的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东微半导;688261)登陆科创板，成为今年苏州第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东微半导一直致力于半导体器件技术创新，2016年该公司开始量产我国首个充电桩用核心功率半导体器件，是国内少数具备从专利到量产完整经验的高性能功率器件设计公司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园区代表企业”，可以说，东微半导的上市是诠释苏州工业园园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样本。
向微笑曲线两端升级
具体来看，我国园区经济发轫于1979年蛇口工业园区的建立，它的命运从诞生之初就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数据显示，我国375家两类国家级产业园区(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2017年度的经济贡献占全国GDP约1/4，出口贡献占2/5，税收贡献占1/5。如果将国家发改委2018年公布的2543家省级以上园区全部涵盖在内，其对我国产生的经济贡献将难以想象。
园区经济起步于我国羸弱的经济基础时期，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制造厂，实现现代化生产的目标。最初，多以轻工业或者外来加工、代工等为主，比如深圳“三来一补”模式就是当时的典型案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单一工业园区，走到90年代的高新科技技术园区，可见，彼时园区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微笑曲线(见图1)获利底端的环节。进入本世纪后，我国加入WTO打开国门，为国内企业开启了第一轮市场机遇，不仅推动了一批上市公司的发展，也为无数中小企业带来了生机。
WTO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0年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差不多将近翻了一番，其中中国货物出口增长了7倍多，中国货物进口总额也增长近6倍。在这轮机遇下，在本世纪前10年间，我国高新园区也逐渐向功能性综合产业园区过渡，这期间也曾因为盲目开发而造成资源浪费被强制叫停。陷入冷静期后，走向良性发展的园区经济再度焕发活力，尤其从2018年〜2019年开始，我国的园区经济在系列政策引导、国际局势变化、高质量企业的成长等因素下，已经开始向获利两端的技术、专利和品牌、服务发展。
比如在技术与专利上，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单从资本市场来看，为鼓励自主研发等具备原创技术实力的中小企业发展，科创板、北交所相继开设，一批批国家级、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踊跃而出。政府拓宽融资渠道，为真正具备科技实力的中小企业解决后顾之忧。因此，全国园区孵化扶育的很多优秀的中小企业都前赴后继的以此为目标而努力。
整体来看，功能性的综合园区也在伴随大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从园区的名称上可见一斑，比如以“生态园”“科学城”等冠名的新一代园区诞生或升级而来。园区发展也日渐呈现产城融合的趋势。
标杆园区发展特色鲜明
根据不同的投资主体，本文又将园区经济模式主要划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官方主导管理，一般为园区的开发管理委员会管理，也包括由国资委旗下机构或控股集团代为管理的园区、高校类园区。比如苏州工业园区、深圳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简称：深圳国家高新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等等;二是由某个集团公司主导设立，比如富士康产业园/工业园、正威集团精密导体产业城等等。这类产业园虽然投资主体为集团公司，但大多也是跟当地政府合作共同建立。
● 扶持原创科技企业
在政府主导的园区中，被评为国家级的产业园区是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以前文提及的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它正是主要代表。
从园区方面来看，苏州工业园定位清晰，形成了“2+3+1”特色产业体系，即聚焦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三大新兴产业和一个“现代服务业”上。2014年10月13日，《大公报》报道，苏州工业园区编制总体规划和各种详细规划花了3000多万元。在上世纪90年代，这的确是不菲的一笔资金。现在回头来看，相比于“今天规划、明天实施”“三天一小改，两天一大改”的园区，苏州工业园扎扎实实作出的规划后劲很足。
最初，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和新加坡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在总计278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划面积中，就有80平方公里属于中新合作区。外商前赴后继选择落户。在商务部的最终考评中，该园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两项单项指标分别列第1、第3名。
这正是苏州工业园发展模式的一大特色。苏州工业园的做法是先引进一批全球领先的企业集团尤其是世界500强如博世等落户发展，再围绕这些大型跨国龙头进行产业链布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链、强链、扩链。可以说，苏州工业园已经成为世界500强在我国的主要聚集地。
但是，我国园区不能只依靠“引进来”这一单条腿走路。苏州工业园还必须加速孵化、培育国内科创型企业。为此，该园区于2019年响应国家开辟科创板号召，鼓励和扶持具备“原创科技实力”的企业，推出了“企业上市苗圃工程”，助力企业科创板上市。这一年，东微半导入选为园区上市苗圃工程的重点企业。
据官网数据，截至2月1日，苏州工业园于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0家，具体包括康众医疗(江苏康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607.SH)、华兴源创(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001.SH)、瀚川智能(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022.SH)、博瑞医药(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688166.SH)、江苏北人(江苏北人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8218.SH)、凌志软件(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688588.SH)等等。
这种与具备科技实力，尤其是积累原始专利的企业陪跑、辅助其上市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下国内园区经济发展的一道风景线!比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各大园区也纷纷颁布相应措施帮扶企业。
● 产城融合趋势显现
相比于苏州工业园在吸引外资上的突出特色，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东莞松山湖高新区在产城融合上更胜一筹。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国家高新区以占全市不到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约11%的GDP，诞生了全市约14%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了众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人才。”①目前，深圳国家高新区已经形成“一区两核多园”的发展布局，其中“一区”是深圳高新区，“两核”是南山园区和坪山园区，“多园”是深圳高新区由多个园区组成。其横跨南山区、坪山区、龙岗区、宝安区、龙华区等多个行政区域，以每个行政区为核心，一批批打工人聚集，激活了城中村和商品房的野蛮生长。以南山区粤海街道为例，这里建设有30余所国内知名院校的产学研基地，分布着数以千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善的互联网产业链。腾讯、华为、大疆、中兴、金蝶、TCL等行业巨头均在此发迹。截止到2019年4月底，粤海街道共计拥有112家上市公司。
另外，统计国家工信部公示的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共有169家“小巨人”企业来自深圳，其分别散布于市内9个区47个街道(含前海)，南山区粤海街道和西丽街道、宝安石岩街道最多(详见图2)。伴随这些巨头企业汇聚在各大街道内，这里蔚然成为打工人的聚集地，直接拉动周边商品房高位上涨。
东莞松山湖高新区也是如此。以高新区内的知名企业华为为例，其矢志专注于技术研发、专利积累，一路打拼至今，奠定了今天在5G领域的强悍地位。2021年3月，国际知名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公布的《5G专利竞赛的领跑者》报告指出，华为以15.39%的5G专利技术比例位居第一。其超过第二位占比11.24%的高通，并远远将第三位及之后不足10%的企业甩在身后。以微笑曲线来看，华为在左端的曲线上走势很长，大有突破中轴线之态，可以预测到，技术、专利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无法估量。这也正是引起其他国家忌惮的主要原因。
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摆脱高地价、高房价带来的桎梏，华为最终将工厂从深圳迁向了东莞。其终端总部选址位于松山湖南部环湖路以北，规划总占地面积达1900亩，分4期建设。一方面，华为通过旗下子公司购入周边的商业用地，用于投建人才房，以解决公司内部核心技术人员、高管的居住、子女教育生活等问题，为优秀员工提供住房福利;另一方面，华为工厂周边的原住民们也开始自建住房，为那些底层打工人提供宿舍出租、店铺出租等。这种“工厂在哪，住房就在哪”的模式已经非常普遍，产城融合趋势明显。
● 以健全产业链为特色
而与上述园区相比，企业主导的产业园则多围绕自身布局的上下游展开，或者聚焦于某个特有产业，以形成聚合效应。
正威集团是一家以铜矿起家的金属新材料世界500强集团，围绕铜矿、钨矿等金属资源，涉足新一代电子信息和新材料完整产业链。1月29日，正威集团精密导体产业城一期项目在贵州贵阳经开区开工。该项目由正威国际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达119亿元，分两期投资建设，两期总占地面积为1350亩。
第1期投资金额拟为52亿元，主要建设52.5万吨的铜相关导线制导产业单元，如铜线杆、铜导线，精密铜线缆等;第2期投资拟67亿元，主要生产10万吨高精密铜箔，500万盒键合丝，7000万非晶体超精密结构仪。该项目致力于打造中国精密导体产业城和全国金属供应链中心。
从上述布局来看，其主导的产业园模式就是围绕自身的产业优势展开的，而这种类似的产业园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份，总数量超过40个。按照微笑曲线理论来理解，正威集团打造这类产业园的发展核心就是希望将通过资源聚合，加强产业链服务，创造1+N的最大价值，实现自己的强品牌战略。
升级后仍有三大“拦路虎”
在园区经济过热的时候，全国各地各类名目的“园区”纷纷上马，当时曾出现诸如数量过多、低水平重复建设，以“高新技术”之名圈地，甚至最恶劣的时候有“十园九空”的现象，这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情节严重者还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此，曾于2004年左右被明令禁止过。
喊停后的园区经济逐渐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迎来辉煌时刻，但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园区经济在面临新的产业升级中依然面临亟待解决的难题。
首先，园区管理主体、企业经营主体、房产开发商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始终存在。立场不同，所属的利益出发点就不同，这是所有园区最终都会面临的终极难题。在向产城融合、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环节发展过程中，三者必然又会出现新的利益矛盾。是否改变政府主导模式，对园区管理模式松绑会改善，还是再度约束开发商的资本权限，这都值得去探索。
其次，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与鼓励国内企业技术发展、产业升级间的矛盾。“走出去、引进来”之间应该如何平衡?这是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后亟待解决的问题。鼓励外资，激发鲶鱼效应，还是偏于保护主义，给予国内企业更多的成长空间?
再次，如何统筹、发挥好基数大的底层中小型规模园区的价值也是一大管理难题。尽管根据目前官方的公开数据，我国园区数量在2543家，但全国尚有很多规模不一的中小型园区，预估数量总计超过万家。可见，我国园区分布整体呈现金字塔型结构。在引导中头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如何让底层园区也能够良性地纳入整体发展之中，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以进一步挖掘出各层级企业的发展潜力，非常考验顶层设计的统筹能力。
总结来看，在40多年的不断进化发展中，园区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助力颇多，未来，良性发展的园区模式依然值得鼓励，而跨过新的时代挑战，其也必然将推动企业发展、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本文首发于经理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