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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滋院士接受南都专访。
高光语录
·我现在感觉，我的时间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应该是属于社会。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
·做教育其实没有得意的（政绩），做教育又每一天都得意，因为你每一天都看到学生的成长。这些成长有时候跟你没关系，有时候跟你有关系。只能说，我会尽百分之百的力量，付出所有我能付出的东西。
6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新滋保持着极为高效的工作节奏。
周一到周五，他通常在广州中山大学东校园“坐班”，保证团队的顺畅运作；周末，他会搭乘广深港高铁去往香港，甄选、筹措和推进具有前景的产研合作项目。
“我现在感觉，我的时间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应该是属于社会。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陈新滋告诉南都记者。他显然乐此不疲。
陈新滋是国际知名的有机化学家，特别在手性催化配体等领域成果卓然。在供职企业研发部门12年后，他自降70%薪酬重返高校，先后执教于港台多所大学，2010年至2015年间曾任香港浸会大学第四任校长。自2016年起，陈新滋在广州南沙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致力于促进知识成果的产业转化。
从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时，他获得了400万元退休金，其中300万元，被他捐给了如今任职的中山大学药学院，剩下的100万元全部汇入一个香港基金——近半个世纪前，陈新滋曾受此资助负笈海外，从而开启了视野宽宏的一生，他希望以同样的方式奖掖后辈。
在化学反应中，催化剂是集纳资源、促成结合的存在，自身却不会随之改变。陈新滋半生致力于研究的这类物质，恰巧成为他的人格速写。
从广州学童到“全港状元”
2015年夏天，65岁的陈新滋正式卸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就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他对南都记者说，这并非一个艰难的决定，物质条件或职分也不是他在意的方面。选择中大的理由只发乎内心：“我特别喜欢在广州，我一直觉得中山大学是我的家。”
陈新滋是广东台山人，上世纪50年代随父亲徙居广州，1962年曾考入中大附中，与今天的中山大学南校区隔路而望。他记得，那时的康乐园还没有用红墙围起来，鹭江一带尽是农田。若非时局，也许成绩优异的陈新滋终究会考到“对门”去，但在初中毕业之后，学校停摆；他急于求知，便瞒着父母，一个人冒着冬寒泅去到了香港。从此，如箭离弦，与故乡越行越远。
初来香港，要立足、生根，便是极大的困难。陈新滋不得不在一间工厂做全职普工，每天劳动十小时，另一边准备入学考试——上世纪60年代，香港采用英式学制，中学为五年，陈新滋想要插班读“中四”（相当于高一），英文词汇量差距最远。他的办法是看原著小说，“一开始整篇都是生字，那就查字典，查完就写下来。”白天做机械性的工作时，可以翻出小纸条偷偷看，脑中“胡思乱想”单词的用法，“一天大概记50个单词，100天就能学会5000个，其实对于英文来说足够了。”凭借一番苦功，半年后的1967年9月，陈新滋如愿进入了香港李求恩纪念中学读“中四”，并在下一学年的中学会考中荣膺全港第一名，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
然而，在入学三个月后，他选择接受资助，去往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读本科。“我去的时候，什么日语都不懂，还迟了三个月，要赶上去很辛苦。”陈新滋说，“但是我认为，假如我留在香港读大学，可能我的眼界没有现在这么开阔、认识这么多朋友；去了日本，后来又再去美国，我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氛围，对我以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为了学日语，他试过将录音机连上耳机放在床头，每天听着老师讲课的录音带入睡，播完后第二天起床再录新课。不知那些声波是否都传入了“潜意识”，但坚持煲了半年耳朵，陈新滋渐渐能听懂老师上课的内容了。1975年大学毕业后，他以理学院第一名的成绩得到两位老师的大力举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
从化学爱好者到著名科学家
回顾来时路，陈新滋发现，选择化学作为毕生志愿，源于一个“不完全正确的观念”。就如同内地在建设年代流行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一时期，很多香港学子面向未来，总希望自己的专业可以“用得上”。
小时候，陈新滋喜欢读历史故事。他的英雄梦想不是“当大将军”去征服别人，而是“当科学家”，让所有人能吃饱饭、有衣服穿。相对于同样“有用”的生物，他从高中起就更钟意化学，“因为种一棵植物，要等很久它才会长出来，化学不需要等，你把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我希望快一点看到结果。”
小时候，陈新滋喜欢读历史故事。
如今化学通常细分为无机、有机、分析、物化四大类，但在陈新滋求学的时代，各门类之间并没有明晰的分界。大学本科他学的是无机化学，博士论文是用无机化学的方法来解决一个有机化学的反应机理，因此“可以算无机也可以算有机”，1979年博士毕业、进入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中心研究室工作时，有机金属化学在国际上正当红，陈新滋便“从善如流”，将有机化学作为自身的领域。
他是全世界最早涉足手性药物的学者之一。“什么叫手性？就好比人的双手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左手戴不进右手的手套，因为它们的立体结构不同。”陈新滋这样解释。互为手性的药物进入人体后往往会呈现疗效、毒性等方面的差异，而科学家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有效的控制，尽量只合成单一手性药物，减少后期分离所造成的成本浪费。
这种“方案的改良”听起来容易，但要实现起来，也许比发现一个新的现象还要难。“就像跑100米，从11秒跑进10秒已经很难了，再跑进9秒，就越来越不可能；工业上，一个项目从0到100分，可能你要做到80分才可以打平成本，90分才可以赚到一点钱，有时多一点点的进展，就是这个项目能不能工业化的关键。”
令陈新滋和团队蜚声国际的“萘普森”（一种止痛药物）合成工艺，曾被写入《大英百科全书》1991年度“国际化学重大进展”。为了尽可能提高单一手性药物的纯度和产率，当时他们试验了各种手性催化剂和催化反应条件，很多时候是推翻重来。
陈新滋说：“其实大部分科学家能解决重大问题，都是才智、努力与灵感完美结合而成的。”在不断的寻找、尝试和等待中，科学家总要乐观，相信会有一条通路存在。“不找，就永远找不到；找，也不一定找得到，但是最少有机会。”
从普通教授到执掌一校
在美国孟山都公司从事工业研究的12年间，陈新滋的工作备受认可，也有相当宽绰的待遇，但他一直有一种“未完成感”：想法太多，单凭他和两名科研助理不能尽数实现，留下很多遗憾。有一两年，陈新滋经常梦见自己回到本科母校，给年轻人讲课，醒来时内心喜悦。他开始思量：“说不定我真的是应该当老师才对。”
1992年，得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引介，陈新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前往台湾大学。他的薪水比原来降了七成，但陈新滋认为“也够用”，关键是与学生的交往完全令他享受其中。次年，他又有机会重返香港，在港校的腾飞时期，历任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主任及讲座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及纺织学院院长。2007年至2010年，他出任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2010年7月，正式接替吴清辉，成为香港浸会大学第四任校长。
5年任期之内，陈新滋暂停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甚至取消了在香港的实验室，但是他认为很值得：“任何一个学院、学校、机构，真正要做好的话，带头的行政人员是非常重要的。假如带头带得不好，方向都错了，那整体都没有前途了。所以我认为，有能力的人还是应该做一些行政，这是一个贡献，也是一种责任。”
身为一校之长，难免要办一些“吃力不讨好”之事，因为没有一个决定能让所有人都快乐。不过，陈新滋说，他的长处是比较容易跟不同的人沟通，工作起来还不至于太吃力。
谈及掌校时期的工作实绩，陈新滋认真而又谦逊地笑着说：“做教育其实没有得意的（政绩），做教育又每一天都得意，因为你每一天都看到学生的成长。这些成长有时候跟你没关系，有时候跟你有关系。只能说，我会尽百分之百的力量，付出所有我能付出的东西。”
陈新滋曾听闻中大前校长黄达人将150平米的新房让给其他教师，自己和老伴住在50平米的公寓楼内，敬慕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自己担任浸大校长时，也从未将学校提供的别墅纳为己用，而是作为公用的待客场所。
任上，陈新滋还提议创立了香港第一所国学院——饶宗颐国学院，旨在传承国学、弘扬中华文化，为外界津津乐道。但他不认为是自己“创造”了这个学院，他只是在全校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赢得饶公首肯，最后把事情做起来。作为校长，陈新滋“手上无钱”，曾在国学院成立之初亲任筹款活动筹委会联席主席，借助饶公赠送的墨宝，一晚筹得逾4600万港元办学资金。
2015年7月任职中大以来，陈新滋则是通过自身的学术能力和感召力，努力发挥作用。实际上，早在2003年中山大学药学院筹建之前，他就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自负交通费用，为这个新生的学院提供无偿帮助，并兼任该院首任院长4年之久；从浸大荣休之后，陈新滋长居广州，开始着力推动药学院的发展及药学与化学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
2016年，他和团队在广州南沙成立了科技公司，将足够成熟的技术作为“产品”，推向全国市场。从学者、教育家转行做企业，又是新的挑战，陈新滋只是觉得，“很多知识假如烂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很浪费，找别人来做，也不一定有适合的人。”于是，当仁不让。
公司成立不久，已经攻克了多个精细化工领域的生产难题。比如，团队通过研发一种新的催化技术，直接让破坏臭氧层的“元凶”四氯化碳加氢气合成氯仿，作为空调制冷剂的生产原料，并已经在江西一处千亩规模的工厂实现量产。中国氯碱协会秘书长刘东升曾评价说：“这项重要发明的成功工业化, 在一定程度上对拯救中国的甲烷氯化物工业作出了保证。”
正在攻坚的项目则包括为新能源电池中的电解液研制添加剂，以延长电池寿命、提高安全性；从中药中发掘抗肿瘤物质，并利用手性催化合成技术为其减毒增效等。务求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延续着陈新滋少年时代的“实用主义”。
不过，现在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身边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高水平人才。其中，有他在台湾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辞掉了在台湾的高管职位来到南沙；也有20年前，他亲自从内地招到香港的学生——现任中大药学院院长胡文浩。新一代人逐渐成长起来，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带头作用，是陈新滋最感欣慰的事。
在他看来，当下的中国，正值创新创业的最好时期。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藉由三地更高效的连通、协同，应有充分的信心参与国际高端竞争。
/对话/
南都：你见证和参与了香港高校跻身亚洲领先行列的过程，其间有怎样的观察或体会？
陈新滋：香港过去二三十年一直都得到我国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新能量的支持。我国众多优秀高校毕业生都在毕业后争取到欧美及香港高校深造，这些学生都是极优秀的人才。他们不但帮助欧美学校提高科研成果，也帮助了香港高校的科研力量迅速发展，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氛围与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在香港原来就具有的力量上突然增加的，所以香港过去二十多年是黄金的发展期。另一方面，香港高校是全英语教学，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很高。而“国际化”是目前国外评价高校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这是让香港和新加坡在国际排行榜上占优势的因素之一。
南都：你曾提到，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内地与香港在产学研方面可以“优势互补”，能否具体谈谈可能的方向？
陈新滋：一个科技企业的成功，离不开技术基础、管理能力与资金支持。香港具有国际化及强大国际金融系统的支持，在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实力与经验，过去二十多年在培养人才与创造科研成果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绩；由于香港是国际城市，在引进国际人才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但香港有一个硬伤，就是土地资源和劳工资源都严重不足，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相反，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地方仍有相当丰富的土地与人力资源，完全可以和香港互补，成为一支可以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地区力量。
我们在南沙建立研究所目的也是把香港与内地的人才与资金有效整合，解决一些创新问题，最终发展成为生产力。我们自己和许多朋友的经验都印证了这个想法。
2011年，陈新滋（右）主持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Wiesel的讲座。
南都：最近屠呦呦团队对于青蒿素的研究，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您你认为中药的现代化利用有何前景？
陈新滋：屠呦呦在青蒿素研究方面的新突破，印证了认真踏实、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我国历代中医师利用中药（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治病，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中医药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是明显的，但老祖宗对中药的认识，大部分是基于他们当时身处的社会对大自然的认识及临床经验发展出来的。
今天的科学发展，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以前不了解的现象，中药的发展也应该利用最新、最好的科学工具去探索，找出我们今天还未了解的新问题及解决方法。中药相当于一个大宝藏，有很多宝物，还有更多我们迄今仍未掌握的奇珍异宝。如何利用好这个大宝库为人类服务，是目前相关领域科学家的责任与良机。
出品：南都采编指挥中心
统筹：南都人物新闻工作室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视频：南都记者李琳 实习生 张天雄
摄影：南都记者 陈辉（资料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