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世界还是个冷战的世界，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更是火上浇油，使中越边境越来越充满火药味。
1979年1月27日，即邓小平访问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了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其他国际舆论的报道也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并没有取消他的访美行程。
抵达美国后，中越问题成了各国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这些疑问，邓小平是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当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时，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而在两个多月以前，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以及途径仰光的时候，也依然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和小霸，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
结束访美行程之后，邓小平开始对东京的访问，在会见田中角荣时他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起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但此时美国人却不像日本人那样紧张。一位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说：“美国人很喜欢听到副总理（指邓小平）关于苏联和越南侵略的谈话，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不便这样讲。”
面对邓小平的激烈言论，越南并没有恐慌。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 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此前，当邓小平在美国同卡特谈到“教训越南”的话题时，卡特也曾婉转地谈到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尽管邓小平言辞激烈，处处言谈透露着必教训的决心。但事实上那时候解放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不强。而越军方面1975年越战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手中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以及过去中国的支援。
在这场战役中，中国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军队曾尝试发动联合兵种进攻，但均未成功。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中越边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没有哪一方成为战争真正的赢家。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
其惨烈程度也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许多中国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日，昔日媒体称颂的影响已无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