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归来，导演黄梓用两年时间创作了《慕伶，一鸣，伟明》的剧本，并在家人支持下拍成电影，入选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奖”。这部电影与他的真实经历相关。黄梓1988年生于广州，高中时出国留学，父亲罹患癌症后，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被改变，这也正是电影的主题。黄梓说：“我希望能够以小见大，通过这样一个小家庭，一个社会非常小的细胞，映射出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
因为爸爸生病去世
想拍一部电影做纪念
我高中时叛逆，跟父母的关系非常糟，特别想离开家出国留学。我本来小时候学奥数，家里人认为我应该读金融专业，但是，当初美术老师给我们放过一些挺有趣的创意广告，我很喜欢，想学广告。巧的是，那个学校没有广告专业，只有电影研究专业，我想学电影也可以，也有机会拍广告。那时候除了上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赏析这些课，我自己还拿起摄影机，拍了视频作业。研究生阶段我到新加坡读电影制作，只念了不到一年，那所学校倒闭了。
回国后，爸爸忽然生病，我妈照顾我爸，每天煲汤，家里其他亲戚也轮流到医院看望我爸。后来我爸去世，这些事情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我想拍一个电影来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虽然我一直有拍电影的想法，但从没想过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会是家庭片，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很难有足够的感悟，去触碰这么一个沉重的话题。
《慕伶，一鸣，伟明》从剧本的第一稿到开拍，用了三年多。其间我没事做，只能改改剧本。我参加了一些创投会，入围后还接触了一些制作公司。有一两家公司有合作意向，但是在推进项目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分歧，也因为我性格的原因，我作为新导演不太成熟，对方也不太信任我，就凭一个两万字的剧本，我很难让别人相信。更多的制作公司对我根本不感兴趣，因为我这个剧本是家庭题材，故事还挺俗套的。
那段时间我特别迷惘，只能一边待业在家“啃老”，一边改剧本。外公常看报纸，在招聘广告那里用红笔画圈，说这会计工作黄梓可以做，可我还是坚持要往电影这个方向发展。我决定先自己做，如果自己都不满意，再转行也不迟。我姨对我很好，她并不懂电影，因为亲情支持我，给我投资。
电影前期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我一个人扛下来的。基本上也是全家总动员，各种亲戚朋友，包括舅舅、姨丈，影片里有很多一晃而过的人，都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有些不太重要但是有台词的角色，也是我的亲人出演的。
在电影中我保留了个人大量的生活印记，大到拍摄场景，小到服装道具，都是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电影里反复出现的沙发，也是我从家里搬出来的。可以说，这部电影高度浓缩了我前半生的生活史。
我们还去到舟山的嵊山岛拍外景。我是地道的广东人，剧组里上海的朋友说，这个岛上人们说的方言他都听得懂，可能偏宁波话。我们每次都要从上海坐四个小时轮渡，去嵊山岛拍摄。前后花了四十天左右，电影拍完了，钱也花光了。我剪了一个初剪版，去找后续资金，因为做后期也要花钱。最后我遇到一家公司，他们看了初剪版，给了我一笔钱，支持我完成后面的所有制作。
通过父子的一次对视
让他们感到对方很重要
《慕伶，一鸣，伟明》这个片名是一家三口的名字，分别是妈妈慕伶、儿子一鸣、爸爸伟明。故事讲的是在爸爸生病之后，三个家庭成员面对这样一个变故，他们各自内心的状态、情感的变化，以及个人的成长。影片也分成三段式结构，每个段落都是以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单独的视角，去呈现这个家庭在遭遇变故后的关系变化。在爸爸生病这件事情上，无论对整个家庭的冲击，还是对于家庭里每个个体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呈现。
一鸣身上有很多故事，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包括爸爸生病这件事，不同的是，我本人是在出国留学回来后，我爸才发现得病，后来去世。我跟我爸的关系，在他生前并不是特别紧密，我是那种不善于表达，不愿意跟家人沟通的人，我拍这部电影也是为了跟去世的爸爸对话，找到父子关系的关联方式。在电影里，一鸣也不愿意跟父母聊学校里的事，聊他青春期遭遇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部电影就是我对我过去30年人生，以及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的一次总结。
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应该从他的内心出发去创作，创作态度非常重要。虽然这个故事是改编于我的真实经历，有人物原型，但我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跳出自己的经历，成为一个“他者”，去观察这个故事里的人物。
电影的后半部分有一段情节，一家三口一起乘火车回老家，再返程回来。此时爸爸已经生病，我在处理的时候，没有采用通常那种悲伤流泪的状态，而是用了一种相对愉悦的情绪，去表达这种情感。在列车上，妈妈在看报纸，爸爸也在看报纸，儿子吃泡面，看着车窗外出神，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跟爸爸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话：“爸，我想改变世界。”爸爸没反应过来：“啊，什么？”儿子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说：“没什么。”
这个情节其实跟剧情没有关系，但是我为什么把这句台词放在这个位置？因为这是我想跟我爸说的话，虽然好像不知所云。那时候，我跟我爸特别缺乏交流，他其实不太知道我想干什么，对我总是试图“投其所好”，我喜欢看球，他也看球，来跟我聊球，但我觉得他不懂球，不跟他聊。所谓“我想改变世界”，是我想让我爸知道，我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就是想通过他们父子的一次对视，一段对话，让他们忽然意识到对方很重要。他们好像是明白了什么，但是，他们到底明白了什么，他们自己又没法用言语说清楚。
在电影里，儿子吃完泡面，把面碗扔到垃圾桶，又回到车厢里，要躺下睡觉。那种卧铺很窄，一米都不到，儿子躺下后，爸爸要跟他挤在一张床上，也请妈妈一起躺下，三口挤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笑作一团。我没有展现父亲去世的悲伤，而是留下了一家三口的温馨记忆。
为什么拍这场戏？可能也跟我爸有关。我爸是一个挺活泼、挺乐观的人，我小时候胆小，不敢一个人睡觉，经常挤到我妈我爸的床上，挤到他们中间。我长大了一些以后就不这样了，但我爸经常调侃我，说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睡了？包括我爸生病的时候也调侃我，让我睡到他医院的病床上，我说你别烦了……我希望我在现实中没能做到的事情，在电影里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尽管儿子已经18岁了，尽管是特别狭窄的车厢卧铺，但他们一家三口还可以挤在一起。也包括很多以前我没有对爸妈说出口的话，虽然没有通过影片的人物说出来，但在情节里面也有设定。
一鸣上高三，发现父亲生病，他也处于一种非常迷茫的状态，无法处理好和母亲的关系，还要担心自己的未来。本来申请到了国外的大学，但他最终决定放弃出国读书，留下来和母亲一起生活。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在现实中没能做到的──假如自己没有出国的话，家里的情况也许有机会改变。
有时候电影不一定要看懂
只要有那种感受也足够了
其实这部电影有一些比较自我的表达，甚至有些地方只有我自己可以看懂，可能有点儿太过于自以为是。可能也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有时候跟别人交流，会只说一半话，就认为别人已经能懂我在说什么了。我的电影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又觉得，站在观众的角度，往往就是因为被某一个画面触动到，被感动了，会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部电影可能就成功了。有时候看电影不一定要看懂，只要有那种感受也足够了。
我们这一代导演，更多是“影迷”导演，熟悉电影史，我自己看片量不是很大，但国内很多新文艺片导演，他们的看片量很大，受到很多艺术电影的影响，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美学方面的尝试，也在追求新的电影美学。
和很多年轻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没有野心，总是想拍一些小品式的电影，一些表达个人想法的电影。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诉求，不想成为声名赫赫的商业片导演，这也是我的职业规划不太明晰的一个原因。我的创作还是比较偏向于本能，并没有说拍完一部马上拍下一部，可能我还需要沉浸下来，找到后面想继续做的电影主题，找到一个想要表达的点。
现在见资方，他们都希望我的第二部作品能更接近观众，有更大的商业价值，比如做悬疑、侦探，或者青春片。朋友也总说我，处女作你可以做成这样，但第二部不能再只顾你自己，要拍一个可以抵达观众内心的作品，跟自己的经历拉开距离。我觉得，如果市场不接受你的电影，票房很糟糕，你转而去拍商业片，这并不是妥协，只是以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跟观众互动，以一颗真诚的心去拍电影，才是最重要的。
来源：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