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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去世的父亲拍一部电影

留学归来,导演黄梓用两年时间创作了《慕伶,一鸣,伟明》的剧本,并在家人支持下拍成电影,入选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奖”。这部电影与他的真实经历相关。黄梓1988年生于广州,高中时出国留学,父亲罹患癌症后,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被改变,这也正是电影的主题。黄梓说:“我希望能够以小见大,通过这样一个小家庭,一个社会非常小的细胞,映射出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

因为爸爸生病去世

想拍一部电影做纪念

我高中时叛逆,跟父母的关系非常糟,特别想离开家出国留学。我本来小时候学奥数,家里人认为我应该读金融专业,但是,当初美术老师给我们放过一些挺有趣的创意广告,我很喜欢,想学广告。巧的是,那个学校没有广告专业,只有电影研究专业,我想学电影也可以,也有机会拍广告。那时候除了上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赏析这些课,我自己还拿起摄影机,拍了视频作业。研究生阶段我到新加坡读电影制作,只念了不到一年,那所学校倒闭了。

回国后,爸爸忽然生病,我妈照顾我爸,每天煲汤,家里其他亲戚也轮流到医院看望我爸。后来我爸去世,这些事情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我想拍一个电影来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虽然我一直有拍电影的想法,但从没想过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会是家庭片,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很难有足够的感悟,去触碰这么一个沉重的话题。

《慕伶,一鸣,伟明》从剧本的第一稿到开拍,用了三年多。其间我没事做,只能改改剧本。我参加了一些创投会,入围后还接触了一些制作公司。有一两家公司有合作意向,但是在推进项目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分歧,也因为我性格的原因,我作为新导演不太成熟,对方也不太信任我,就凭一个两万字的剧本,我很难让别人相信。更多的制作公司对我根本不感兴趣,因为我这个剧本是家庭题材,故事还挺俗套的。

那段时间我特别迷惘,只能一边待业在家“啃老”,一边改剧本。外公常看报纸,在招聘广告那里用红笔画圈,说这会计工作黄梓可以做,可我还是坚持要往电影这个方向发展。我决定先自己做,如果自己都不满意,再转行也不迟。我姨对我很好,她并不懂电影,因为亲情支持我,给我投资。

电影前期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我一个人扛下来的。基本上也是全家总动员,各种亲戚朋友,包括舅舅、姨丈,影片里有很多一晃而过的人,都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有些不太重要但是有台词的角色,也是我的亲人出演的。

在电影中我保留了个人大量的生活印记,大到拍摄场景,小到服装道具,都是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电影里反复出现的沙发,也是我从家里搬出来的。可以说,这部电影高度浓缩了我前半生的生活史。

我们还去到舟山的嵊山岛拍外景。我是地道的广东人,剧组里上海的朋友说,这个岛上人们说的方言他都听得懂,可能偏宁波话。我们每次都要从上海坐四个小时轮渡,去嵊山岛拍摄。前后花了四十天左右,电影拍完了,钱也花光了。我剪了一个初剪版,去找后续资金,因为做后期也要花钱。最后我遇到一家公司,他们看了初剪版,给了我一笔钱,支持我完成后面的所有制作。

通过父子的一次对视

让他们感到对方很重要

《慕伶,一鸣,伟明》这个片名是一家三口的名字,分别是妈妈慕伶、儿子一鸣、爸爸伟明。故事讲的是在爸爸生病之后,三个家庭成员面对这样一个变故,他们各自内心的状态、情感的变化,以及个人的成长。影片也分成三段式结构,每个段落都是以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单独的视角,去呈现这个家庭在遭遇变故后的关系变化。在爸爸生病这件事情上,无论对整个家庭的冲击,还是对于家庭里每个个体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呈现。

一鸣身上有很多故事,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包括爸爸生病这件事,不同的是,我本人是在出国留学回来后,我爸才发现得病,后来去世。我跟我爸的关系,在他生前并不是特别紧密,我是那种不善于表达,不愿意跟家人沟通的人,我拍这部电影也是为了跟去世的爸爸对话,找到父子关系的关联方式。在电影里,一鸣也不愿意跟父母聊学校里的事,聊他青春期遭遇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部电影就是我对我过去30年人生,以及我跟我父母的关系的一次总结。

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应该从他的内心出发去创作,创作态度非常重要。虽然这个故事是改编于我的真实经历,有人物原型,但我并没有局限于此,而是跳出自己的经历,成为一个“他者”,去观察这个故事里的人物。

电影的后半部分有一段情节,一家三口一起乘火车回老家,再返程回来。此时爸爸已经生病,我在处理的时候,没有采用通常那种悲伤流泪的状态,而是用了一种相对愉悦的情绪,去表达这种情感。在列车上,妈妈在看报纸,爸爸也在看报纸,儿子吃泡面,看着车窗外出神,忽然想到了什么,回头跟爸爸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话:“爸,我想改变世界。”爸爸没反应过来:“啊,什么?”儿子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说:“没什么。”

这个情节其实跟剧情没有关系,但是我为什么把这句台词放在这个位置?因为这是我想跟我爸说的话,虽然好像不知所云。那时候,我跟我爸特别缺乏交流,他其实不太知道我想干什么,对我总是试图“投其所好”,我喜欢看球,他也看球,来跟我聊球,但我觉得他不懂球,不跟他聊。所谓“我想改变世界”,是我想让我爸知道,我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就是想通过他们父子的一次对视,一段对话,让他们忽然意识到对方很重要。他们好像是明白了什么,但是,他们到底明白了什么,他们自己又没法用言语说清楚。

在电影里,儿子吃完泡面,把面碗扔到垃圾桶,又回到车厢里,要躺下睡觉。那种卧铺很窄,一米都不到,儿子躺下后,爸爸要跟他挤在一张床上,也请妈妈一起躺下,三口挤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笑作一团。我没有展现父亲去世的悲伤,而是留下了一家三口的温馨记忆。

为什么拍这场戏?可能也跟我爸有关。我爸是一个挺活泼、挺乐观的人,我小时候胆小,不敢一个人睡觉,经常挤到我妈我爸的床上,挤到他们中间。我长大了一些以后就不这样了,但我爸经常调侃我,说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睡了?包括我爸生病的时候也调侃我,让我睡到他医院的病床上,我说你别烦了……我希望我在现实中没能做到的事情,在电影里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尽管儿子已经18岁了,尽管是特别狭窄的车厢卧铺,但他们一家三口还可以挤在一起。也包括很多以前我没有对爸妈说出口的话,虽然没有通过影片的人物说出来,但在情节里面也有设定。

一鸣上高三,发现父亲生病,他也处于一种非常迷茫的状态,无法处理好和母亲的关系,还要担心自己的未来。本来申请到了国外的大学,但他最终决定放弃出国读书,留下来和母亲一起生活。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在现实中没能做到的──假如自己没有出国的话,家里的情况也许有机会改变。

有时候电影不一定要看懂

只要有那种感受也足够了

其实这部电影有一些比较自我的表达,甚至有些地方只有我自己可以看懂,可能有点儿太过于自以为是。可能也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有时候跟别人交流,会只说一半话,就认为别人已经能懂我在说什么了。我的电影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又觉得,站在观众的角度,往往就是因为被某一个画面触动到,被感动了,会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部电影可能就成功了。有时候看电影不一定要看懂,只要有那种感受也足够了。

我们这一代导演,更多是“影迷”导演,熟悉电影史,我自己看片量不是很大,但国内很多新文艺片导演,他们的看片量很大,受到很多艺术电影的影响,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美学方面的尝试,也在追求新的电影美学。

和很多年轻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没有野心,总是想拍一些小品式的电影,一些表达个人想法的电影。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诉求,不想成为声名赫赫的商业片导演,这也是我的职业规划不太明晰的一个原因。我的创作还是比较偏向于本能,并没有说拍完一部马上拍下一部,可能我还需要沉浸下来,找到后面想继续做的电影主题,找到一个想要表达的点。

现在见资方,他们都希望我的第二部作品能更接近观众,有更大的商业价值,比如做悬疑、侦探,或者青春片。朋友也总说我,处女作你可以做成这样,但第二部不能再只顾你自己,要拍一个可以抵达观众内心的作品,跟自己的经历拉开距离。我觉得,如果市场不接受你的电影,票房很糟糕,你转而去拍商业片,这并不是妥协,只是以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跟观众互动,以一颗真诚的心去拍电影,才是最重要的。

来源: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