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年3月16日下午4时在北京和湖北同时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杜斌教授，内科学系副主任、心内科严晓伟教授，感染内科副主任曹玮副教授，消化内科吴东副教授在武汉新闻发布厅介绍新冠肺炎的科学救治，记者在北京的国新办新闻发布厅远程视频连线提问。见面会全程英文交流。
▲ 记者见面会主席台（湖北日报 蔡俊 摄）
一部短片《北京协和医院在武汉》介绍了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的工作概况，向全国超过4万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致敬。
路透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印度报业托拉斯通讯社、荷兰广播电视协会、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韩国京乡新闻、彭博新闻社、香港中评社、日本电视网、华尔街日报、中国日报等记者依次提问。
中国疫情已接近尾声，
卷土重来可能性小
杜斌教授介绍，2天半来，他去到5个地区的5家医院，巡视当地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在记者见面会前几个小时刚刚赶回武汉。武汉已经关闭所有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很多在定点医院医治的患者也都出院了，住院患者正在集中整合，一些定点医院也已经关闭。湖北武汉的疫情已经接近尾声。当然还需高度警惕最近发生的一些社区散发病例，以及境外输入病例。
▲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会长杜斌（湖北日报 蔡俊 摄
感染内科曹玮副教授表示，中国从去年12月疫情发生以来，经过3个月的积极行动，整体情况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国建立起了严格、高效的全民防控体系。虽然世界卫生组织（WHO）3月11日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但中国不太可能经历疫情的二次暴发。目前中国新增确诊病例主要来自境外。曹玮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新增确诊病例，由于境外输入病例的存在，将仍会维持在一个低水平。
▲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曹玮（湖北日报 蔡俊 摄）
湖北省死亡率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份。杜斌教授分析，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学习曲线。其他省份可以汲取武汉的经验教训，不断学习进步，所以能做得更好。其次，湖北以外病例数相对较少，人均医疗资源，包括人力、设备都更加充足。
“我不认为湖北省和其他省份的病死率差异可以用病毒基因改变来解释。”杜斌说，“当然如果证实病毒基因有改变，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防控大于治疗
“应对传染病的核心在于防控，不在于治疗。” 这是杜斌教授一再强调的要点。“防控不是我的专业范围，当然我们都明白，这里的关键词是：检测、检测、再检测。”
“不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就永远不知道谁是感染者、谁是病人，就永远不知道谁是密切接触者，谁该被隔离。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成功中总结经验。我认为湖北武汉疫情局势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我们做到完全隔离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时。”
杜斌教授补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病例数、社会支持体系都不一样。中国抗疫经验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各个国家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好疫情防控。新加坡、日本就有很多具体举措值得我们学习。今天的发布会也是一次相互交流、学习、进步的契机。世界之美源于多样、而非同一。
吴东副教授表示，中国抗疫依据的是最经典的流行病学理论：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我想对世界各国人民说，我们尊重和理解每个国家和民族。但是流行性疾病需要每个人严肃对待，我们都得行动起来，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责。”
▲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吴东（湖北日报 蔡俊 摄）
严晓伟教授表示，对公众进行广泛的自我防护教育非常必要。防护就是三要素：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要警惕疫情大规模暴发导致的医疗机构人满为患、不堪重负。
▲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副主任、心内科主任医师严晓伟（湖北日报 蔡俊 摄）
重症患者救治经验
协和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治经验一直是外界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杜斌教授在记者见面会上再次表示，要积极应用有创呼吸机和气管插管，糖皮质激素不能长期大剂量使用。“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例，无创通气治疗效果并不好，但是还是坚持了很长时间。即使最后实施了气管插管和有创通气，也救不回来了。后来，我们鼓励所有医生在发现患者尝试无创通气治疗失败时，尽早进行有创通气。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专家已经提交了一篇论文，用临床数据证明，更积极的气管插管可以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吴东副教授介绍，有创呼吸机、床旁超声、连续肾脏替代治疗等等都已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为抗击病毒、保护人民提供更多武器，创造更多机会。
现在普遍认为，新冠肺炎致死危险因素有年龄大、合并症。但是杜斌认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最开始，我和同事们都认为高血压是一个危险因素。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合并症都是和年龄密切相关的，所以到底他们是不是混杂因素，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
曹玮副教授补充，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临床指标，可以提示病情在从轻症向重症发展。淋巴细胞计数进行性下降、炎症指标迅速上升，胸部影像学进展等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前后方远程会诊
全力救治每一个重症患者
“我们和北京的同事定期召开远程会议，就像面对面交流一样，讨论疑难病例，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吴东副教授说。
“不只是北京协和医院，远程会议、远程会诊，各家支援湖北医疗队都用，非常普遍。”杜斌教授介绍。
除了为医生提供便利的新技术，杜斌教授还介绍了很多直接为患者服务的新技术。“互联网医院已经推广开来。疫情期间，很多其他疾病患者不得不居家隔离。当他们有医疗需求时，首先可以在互联网医院用手机APP联系医生、获得帮助。”
儿童患者总体病情较轻
杜斌教授引用了3篇关于新冠肺炎儿童患者的最新文献。一篇发表在JAMA上的文章总结了9例被感染新生儿（1岁以内）的情况，另一篇是关于6例2至7岁的患儿。这15个孩子中只有1个进入ICU接受支持治疗，所有孩子都存活了。就在发布会当天，Nature Medicine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密切接触者中，成人被感染的概率大概是儿童的2.7倍。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原理，但是根据目前从武汉、湖北、以及中国其他省份观察的情况来看，有儿童感染病例，但是总体病情比较轻。”
康复期患者核酸检测复阳不等于复发
严晓伟教授介绍，目前中国所有出院患者都要接受当地管理，2周康复隔离观察和4周随访。康复隔离观察期间每日2次监测体温。如果再次出现发烧症状，会被送回医院接受胸部CT和核酸检测。
“我想强调的是，核酸检测阳性单一指标不代表病情复发，也不代表具有传染性。只有同时有发热，胸部CT显示病变进展，才能说患者病情复发了。”
呼吁保护和关爱医务人员
在中国抗击疫情的战场上，有一些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被感染、甚至英勇牺牲。杜斌教授详细地分析了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一开始是缺乏了解，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人传人的传染病。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接收了最早一批患者。以此为代表的部分武汉当地医院出现了医护人员聚集感染事件。第二阶段是缺乏防护物资。当各界援助陆续到达武汉、防护物资供应充足后，医护人员被感染事件再没有发生。”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算在同一家医院，有些专科比如耳鼻喉科、眼科，被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比例比急诊科、ICU更高。”杜斌说，“我的理解是，耳鼻喉科和眼科医生需要和病人非常近距离地接触。所以，无论什么专业的医生，接受关于防护教育和培训都非常重要。”
“我们得知，欧洲也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出现，这和武汉早期情况极为相似。我们必须保护好医护人员。”吴东副教授说，“ICU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这里死亡率相对高，作为一个医生，有时无论付出多大努力，还是要面对患者的死亡。这种情况非常容易打击医护人员的士气，除了防护，医务人员也非常需要关爱。”
“我想提醒广大的国外医护同行，一定要首先保护好自己不被感染，这是你们照顾病人，保护家人，保护好同事的前提。” 严晓伟教授说。
“我想提醒广大的国外医护同行，一定要首先保护好自己不被感染，这是你们照顾病人，保护家人，保护好同事的前提。” 严晓伟教授说。
对并肩抗“疫”的战友，曹玮副教授也有特别的心里话说：“我想特别对所有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护理同胞表达最真挚的敬意和感谢！护士们都很年轻，很多人都是90后。当新冠肺炎疫情来临的时候，年轻的他们英勇地站了出来。如果没有护理团队，中国没法取得现在的战果。尤其对于重症患者来说，护士们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协和人的职业精神
在发布会的最后，吴东副教授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过去几周里，我全身心投入到湖北武汉患者救治工作中。唯一感到愧疚的就是不能尽到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家庭职责。一个多月前，在我离开北京的时候，8岁的女儿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你要去武汉？’说实话，当时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我想我知道答案了。就在上周，我们的ICU病房里有位57岁的女病人，她病情恶化，我们决定给她插管，这可能是救她的唯一机会。在插管之前，她用武汉方言不停地对我说话，实在很难听懂，最后我明白了，她是在说：‘医生，我不想死，这个月底是我女儿的婚礼。’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些患者也是父母，像我们一样有挚爱的子女。”
“这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我觉得作者想通过小说表现的是：人生苦短，唯爱永恒。”
“所以为什么我要来武汉呢？这不仅仅出于职业责任感，更出于爱。对女儿的爱，对患者的爱，对祖国的爱，对人类大家庭的爱。”
“这是全人类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文字整理/傅谭娉 郑威杨 施文
图片/蔡俊
监制/张抒扬 主编/陈明雁
编辑/祝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