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坤静
享有“岭南文学的一座丰碑”和“珠江文学的典型代表”之誉的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陈残云，在小说、散文、诗歌、电影文学和戏剧文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代表作之一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反映了解放后的珠三角水乡人民建设新农村的急切愿望，展示了青年农民改造大自然的昂扬斗志以及他们纯美温馨的爱情，描绘了一群具有浓郁地域风貌的活生生的人物，为我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群无可替代的南国水乡新型农民的典型形象。
那么，这部脍炙人口、深受好评，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前后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成长为革命作家
陈残云，原名陈福财，1914年3月25日出生在广州市北郊石马村一个贫农家庭里。他6岁丧父，因家境贫困，小小年纪便跟随母亲下田干活、砍柴、摸鱼虾、替别人看牛，以补贴家用。1922年，他进村私塾读书，每天放学后，仍要上山割一担柴草回家，周日以及农忙时节就请假帮家里干活。6年后，他进入村里新办小学四年级上学，期间爱读粤剧的“班本”，从中知道了许多历史故事。
◆陈残云
1930年春，由六哥资助，陈残云考入广州八桂中学预科读书。次年秋，六哥与他人在香港合开一家白铁铺，要陈残云前去管理账目，因而猝然终止了学业。17岁的陈残云在白铁铺做工之余非常苦闷，除了阅读文艺书籍和进步书刊外，还经常来到九龙广东路的穷乡亲中间，和他们结下了友情，也深深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平和黑暗，遂开始尝试写作。1933年冬，他的处女作《一个青年的苦恼》被香港《大光报》发表，接着他又写了日记体小说《黄包车夫的日记》，也被连载发表。受此鼓舞，他立志毕生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他接触了大量的现代派诗歌，兴趣爱好遂转向了新诗，尤其是象征派的朦胧诗更令他着迷。与此同时，他还痴迷于蔡楚生执导的《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等现实主义影片，从电影艺术中找到了对苦难人生郁郁不平的宣泄口。
1935年夏，陈残云考入广州大学文学系。次年8、9月间，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艺协”）的诗歌组活动，接触到全新的为抗日救亡而呐喊的革命诗歌，令他热血沸腾，因而毅然加入了“艺协”诗歌组。从此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中，开始了他诗歌创作的新里程。他参加创办诗歌组刊物《今日诗歌》（不久停刊），后又与黄宁婴、陈芦荻、黄鲁共同创办刊物《诗场》。1937年7月1日，《广州诗坛》（数月后更名为《中国诗坛》）创刊，陈残云参加了编辑工作。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后，陈残云及其诗友们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连夜奋笔疾书，组织稿件，出版了“保卫卢沟桥”诗号外，然后又走上街头，向群众广为散发。在此期间，他创作发表了《咆哮的地中海》《都会流行症》《卖叮叮糖的人》《快别做那些奢梦》《火的颂歌》《中国在歌颂中》《战争小诗三题》《最后的光芒》《我们是播种者》和《抗战诗歌的意识问题》等许多诗歌和评论，出版第一部抗战诗集《铁蹄下的歌手》。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陈残云辗转流落到香港、桂林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等工作。期间，他创作了《致死者》《送远行人》《故乡的雾》和长篇抒情诗《海滨散曲》（十章）以及《略谈三年来的抗战文艺》等大量诗歌、评论。1941年秋，他通过别人与夏衍联系，想投奔新四军，因汪伪封锁而未能成行。遂持夏衍写给中国进步文化人士胡愈之的介绍信，于10月下旬抵达新加坡，经胡愈之推荐到南侨师范任教。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残云被迫辗转躲避战火。1943年秋，他与友人逾越马来亚国境，历尽艰险，于年底回国，进入广东南路东兴镇（现属广西），次年1月前往桂林。
1944年6月，在日寇大举进攻豫湘桂的危急形势下，陈残云积极投身于中共领导并组织的桂林文化界抗战宣传周活动，加入新成立的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简称“文抗协会”），并在7月初组建的以田汉为总领队的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简称“文抗队”）中担任队长。8月初，陈残云率领百余名队员赴兴安、全州宣传抗日，动员群众支持抗战。期间，他创作了短剧《军团列车》、街头剧《希特勒垮台》（与华嘉合作）等，这些剧目上演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0月，梧州、柳州、南宁相继沦陷，桂林告急。陈残云和黄宁婴离开柳州，拟前往由中共广东省特委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联络处所在地梧州，参加该部。岂料途中才得知梧州已陷落，两人遂掉头加入逃难的人流，向西徒步数千里，历尽千难万险，于12月抵达贵阳，住进这里的“文化人招待所”。在此，陈残云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秘密任务，与黄宁婴等人一道东进，经过3个多月的徒步跋涉，翻越无数崇山峻岭，穿过敌伪封锁线和国民党顽固派统治区域，于1945年2月抵达李济深部驻地——粤桂交界处的苍梧县大坡山，协助其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陈残云被李济深任命为政工队队长。5月间，他奉李济深派遣，肩负着通过东江纵队与党中央周恩来取得联系、请示工作和建立大坡山与延安党中央的电台联络的重要使命，只身潜行来到驻扎于罗浮山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受到热情接待。7月，陈残云在东江纵队司令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接到了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成立以李济深为司令员的华南民主联军，并联合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反攻广州。然而，当他带着这份指示电，经广州、肇庆等地辗转回到大坡山时，日寇已经投降，国内形势急剧变化，李济深也有了新的部署。
◆分别于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和1979年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飘四季》。
这时，经请示地下党组织批准，陈残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并于10月回到广州，从事民主运动和“民盟”工作，又与司马文森合作复刊《文艺生活》。1946年上半年，“民盟”广东省委和南方总支相继成立后，他分别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总支组织部副部长，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创作的中篇小说《风砂的城》在《文艺生活》复刊号上发表，这标志着他的创作重点转向小说。6月，国民党当局加紧文化迫害，《文艺生活》在广州遭查封，他被迫转赴香港，与司马文森坚持出版《文艺生活》。
1947年春，陈残云到香岛中学任教后，发表了一批校园文学作品，对香港校园文学具有开拓意义。他在繁忙的教学和社会工作之余勤奋创作，相继出版了中篇小说《南洋伯还乡》短篇小说集《小团圆》等，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新生群》，这被业界视为香港校园文学的代表作。上述作品以浓郁的乡音土调，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劳苦大众在抗战胜利后的苦难与挣扎，具有浓郁的岭南风味，显露了陈残云深厚的珠江文化底蕴和表现才能。1948年冬，他创作了反映珠江水乡人民斗争生活的电影剧本《珠江泪》，拍成电影后，同时在香港的三家一流影院首映，取得很大成功，被誉为香港粤语影片的经典之作。
1949年2月，陈残云加入“南国影业公司”，负责编导部门的工作，并担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5月27日起，他与章泯联合主编《大公报·影剧周刊》后，与黄宁婴共同组织“粤片集评”、“电影病院”专栏，在《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发表评论，在香港粤语电影界大力开展“清洁运动”，为促进香港粤语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下放东莞写巨著
广东省解放后，陈残云调回广州，担任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秘书长。1952年末，他调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创作组，专事文学创作。一年多后，他当选为全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党组成员。在1953-1954年间，他根据自己赴海南岛革命老区体验生活的感受，与他人合作完成了电影剧本《椰林曲》，根据自己挂职担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和广州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期间所收集的有关公安干警的英雄事迹材料，创作了电影剧本《羊城暗哨》。
1958年2月，陈残云因对反右运动不积极，还说了些不合时宜的“错话”，先被下放到粤北山区劳动改造，后又下放到东莞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旋即兼任中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他头戴竹笠，身穿土布衣，高卷裤脚，光着脚板，走遍东莞的河涌、田野、村庄。在春播春种季节，人们会看到他和农民一起犁田、耙田、推泥、插秧等；在夏收夏种的“双抢”大忙季节，他和乡村干部、农民群众一道，扎寨田头，夜宿水寮。深夜里，无论在水乡的凉棚，还是在田头的扎水寮，他常常与干部群众促膝而谈，无话不聊，因此结识了许多村社干部，结交了无数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男女老少。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也视他为知心朋友，总是亲切地唤他“老陈”，或“陈叔”、“陈伯”，有了心事都愿意找他一吐为快。
1959年6月下旬，东江遭遇特大洪灾时，陈残云正奉命出访阿尔巴尼亚等国。他在7月5日的信中说：“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在愉快的日子中，看到广东遭受严重水灾的消息，我非常难过，非常关心我们的生产。”7月中旬他访问归来，便立即返回东莞，按县委分工，他到受灾严重的步寮公社领导当地干部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有关当时的情景，他写于11月的报告文学《回天有力——记步寮公社克服困难消灭灾痕》一文中写道：“社员们的生命是保住了，但是，灾后的景象并不美妙。触目颓垣败瓦，伤痕处处，许多人家家产荡然，一时无家可归。抱头痛哭的妇女们，随处皆是。……公社化后出现的繁荣景象，被一种消沉气氛所代替。”他带领干部群众奋战4个月，一方面抢收被洪水淹没而还可收割的稻谷，抢救被淹后的部分经济作物，尽量挽回损失；一方面犁耙田地，重新播种，加强田间管理，力争夺取晚稻大丰收。同时，还超过原计划一倍半，新建房屋2089间，使住宅被毁的群众都能迁入新居。
◆1975年9月，陈残云（右）重访东莞水乡时的留影。
东莞县那段热火朝天的生活，让陈残云刻骨难忘，也使他情怀激荡，更令他魂牵梦萦，遂萌生了以此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动因，他后来说：“当时人民群众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这是全国人民共同一致的发自内心的要求；因此，行动上轰轰烈烈，面对任何艰难困苦都毫无怨言……夏收时我在下面，是大丰收，我亲眼见到农民分到大批谷子。最主要的成绩还是水利，这是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一些大水利在当时还不能发挥作用，但我相信一定会起作用，而且千百年都会起作用。成绩从何而来？就是我们党带领群众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自己经历了这样的斗争，脑子里活跃着许多人和事。觉得不写不行，不管能不能出版都要写；即使将来留给自己看看也好。”
怀着这种不可抑制的创作冲动，陈残云于1960年夏调回广州作协后，便开始酝酿构思，年末正式动笔。在创作中，他日日激情澎湃地神游于河涌交错的“东涌村”，和小说中的人物同忧愁共欢乐。为了夜晚能入睡，他白天写作，晚上必须看看报、下下棋，以驱赶活跃于脑海中的那些人物，否则就无法安眠。到1962年春，37万多字的长篇巨著《香飘四季》便脱稿了。此前，该小说1~10章已被《羊城晚报》连载。后来作家又经过认真修改，于1963年5月交由作家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
粤语文学的经典
小说《香飘四季》初版印了十数万册，仍供不应求，当年便再版，至1979年2月，仅广东人民出版社就再版5次，累计印行33万多册。它在东莞县更是受到热烈的欢迎，初版首批8000册一到东莞县城的新华书店，就销售一空。1963年10月26日,《羊城晚报》专门在东莞县城举行了《香飘四季》读者座谈会。与会的当地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发言中，一致肯定作品真实地表现了水乡儿女为摆脱贫穷和落后而战天斗地、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东莞县麻涌公社党委书记何寿昌说：“《香飘四季》在《羊城晚报》连载时就已看过，刚一出版，我就去买。它将我们在1958年日夜苦战，战胜自然的决心、信心，和取得的胜利都反映出来了。在书中我们又看到自己的经历，读起来特别亲切。”麻涌公社新基大队党总支书记莫厚祥也说：“好几个地方的人都说这部书写得像他们那里。我们那里也是一样，书中的人和事，我们那里都找得出来。”该小说还被共青团中央列为全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品之一，向广大青年推荐。“文革”中，该小说也和其他优秀作品一样，被“四人帮”以“封、资、修”的罪名强行封杀，不准出版社发行，不准图书馆外借，但仍禁止不了人民群众对它的珍爱。一位农民拿着一本纸页已泛黄、没有了封底的《香飘四季》说：“可好看哩，那几年没书看，村上的人排着队看它。看来看去，总看不厌。”
◆1980年文学院成立大会合影，前排左四为陈残云。
该小说畅销全国，反响巨大，使陈残云深受鼓舞，遂与电影导演方荧联手将它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1965年下半年，电影《香飘四季》在东莞水乡开拍，次年初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转入内景的拍摄。但不久因“文革”爆发，该片停拍流产。
作为我国首部近距离地表现“大跃进”年代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向为业界人士所称道。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惠雁冰与任霄在《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发表的《从“负重”到“从轻”——论〈香飘四季〉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写》一文中誉称：“从文本的角度讲，这是一部与其他同题材长篇小说异常迥异的作品，生活化的叙事逻辑，情爱性的叙事主线，民俗化的场景勾勒，小人物的形象聚焦，南国风情扑面而来。同时，它又具备农业合作化小说的基本范型……可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政治文化语境，同样的创作资源，《香飘四季》却显现出一种别样的情致来。”“可以说，《香飘四季》是陈残云对农业合作化小说创作模式的一次成功改写，通过对既在模式中各组构环节的断裂、移位与凸显，使文学的政治负重在乡土光烛的辉映下，以审美的生活的方式运作起来，显现出一种纤巧轻盈之美，从而将运动与生活、政治与审美、斗争与民俗奇妙地糅合在一起，真可谓合作化小说中的魅力之作。”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何楚熊在《陈残云评传》中，更是给予很高评价：“《香飘四季》首先是艺术语言的创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品无论是叙述、描写的语言还是人物话语，都弥散着浓浓的乡土风味。”其“粤味艺术语言成就，堪与当代艺术语言大师老舍的京味相媲美。”“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活跃于咸淡水交汇的珠江三角洲水乡地带的农民艺术形象。”并“洋溢着浓郁的社会风俗人情和秀丽的自然风光的叙写，织成一幅十分诱人的‘珠三角’水乡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情的长卷画轴，真是美轮美奂，魅力无穷。”因而它“就是珠江文化美学品格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杰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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