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这个名字，我已记不清怎么会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也许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读过他的新感觉派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也许是因为50年代读过他的存在主义小说《天堂与地域》，也许是因为60年代读过他的意识流小说《酒徒》……总之，一位在文学之路上60年如一日，不懈地追求，不断地创新，有着多方面卓越成就的作家形象，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而且我知道他是镇海人，是我的浙江同乡。”这是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在沙漠中植绿草的人》一文中的一段话。
今年6月，香港新文学代表人物刘以鬯去世。他在世的时候，蒋风曾两次拜访了他。在蒋风眼中，刘以鬯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文学前辈。1994年春天，台湾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举办“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邀请蒋风出席。当时，内地去台湾，香港是必经之地。蒋风要参加“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的消息很快就被香港浸会大学的冯瑞龙博士知道了，他联系蒋风希望他去台湾经香港时，多停留几天，到浸会大学讲学一次。
蒋风欣然同意了他的邀请，并与他在电话中商定了讲学内容。这年五月，蒋风到香港后，除了在浸会大学讲学外，他还同时受邀到香港大学讲学。在香港大学讲学时，刚好《香港文学》的编辑胡少璋也来听讲。结束时，他约蒋风做一次简短的采访，准备在他们的刊物上做报道。
采访中，蒋风和胡少璋谈到了家乡的刘以鬯先生，胡少璋告诉蒋风，刘以鬯正是《香港文学》的创始人、社长、总编辑，他向蒋风简单讲述了杂志的创办历程和刘以鬯的近况。蒋风心想，尽管行程十分紧张，还是应该挤出时间去拜访一下给他留下鲜明记忆却从未见过面的文学前辈。冯瑞龙博士知道后，主动提出陪他去寻访这位香港文化界的名人。
当天，冯瑞龙领着蒋风到了《香港文学》杂志社，胡少璋引他们进会客室。没过多久，一位慈祥的长者伸出手迎接蒋风和冯瑞龙，他就是刘以鬯。蒋风后来回忆说，尽管岁月已在他脸上刻出一道道皱纹，可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仍神采奕奕。
蒋风首先表达了多年的仰慕之情。刘以鬯则用浙江乡音谦虚地说，他从事文学活动不过是一种爱好，早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初中时便爱好文学，常为校内壁报撰稿，后来参加了文学社，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刘以鬯和蒋风讲的都是带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他们用乡音谈文学，有在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蒋风问起刘以鬯创办《香港文学》的过程，他同时问：“在香港这样一座高楼商业化的城市，又有商品化庸俗消闲读物的冲击，您却费尽心力支撑着一份高质量、高水平的纯文学刊物《香港文学》，是怎么做到的？”
此前，刘以鬯一直从事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抗战期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就到重庆身兼《国民公报》《扫荡报》的副刊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做编辑工作。1948年，刘以鬯初到香港时，就经友人介绍去刚创刊的《香港时报》做编辑，编的是副刊。之后，他去了新加坡，1957年，他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后，《香港时报》高层邀请他继续编副刊。之后，因为报纸销路停滞不前，报馆当局决定改版，要他兼编《浅水湾》。他接编后，将《浅水湾》逐渐改为文学副刊，曲高和寡，一年后改为综合性副刊。1981年秋，《星岛晚报》决定增加一个纯文学周刊，邀他编辑。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时，刘以鬯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刘以鬯告诉蒋风，当时，他希望《香港文学》除了能够产生较深较远的影响外，还能在维持联系中产生作用。他说：“这本杂志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园地绝对公开。当时，刊名请台静农先生特意题写的。为了办好这本杂志，我停写了手头全部正在连载的小说，全力以赴。因为我认为办好《香港文学》杂志，比写流行小说有意义得多。”
刘以鬯还告诉蒋风，他就是要在被某些人士认为文学沙漠的香港创办一种世界性中文文艺杂志，使之成为沙漠中的绿草。在香港，有不少人办过多种纯文学杂志，但都逃不脱短命的命运。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拜访完刘以鬯，蒋风就匆匆去台湾参加“两岸儿童文学学术研讨会”了，他表示，有机会一定再次来拜访。
1995年冬天，蒋风再次去香港，重访刘以鬯。在短暂的拜会中，刘以鬯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问到浙江的许多人和事，一股浓浓的乡情从他的言谈中不时流露出来。蒋风除了一一作答外，也欢迎他在百忙之中回故乡看看。
蒋风在告辞时，把一幅国画送给他留念。刘以鬯叫人拿了几本《香港文学》回赠，并派一名女职员送蒋风到湾仔地铁站。踏着暮色走进地铁站时，蒋风说，他在脑海里留下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文学老前辈的形象。（汪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