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究三才圣者徒，
识赅万有为通儒。
闻君兼择中西术，
双取骊龙颌下珠。
——曾纪泽为丁韪良题扇面诗
文｜童萌
1916年12月18日，北京长老会教堂中传出阵阵追思哀乐声，一位美国人的追悼会在此举行。到场的中外名流包括清末著名外交官张德彝、时任美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倡导庚款助学的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等，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专程派秘书前往祭奠，在悼词中称其为“泰山”“北斗”。这位美国人就是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他于1850年来到中国，离世时已在华生活、工作60余载。他既是信仰坚定的传教士，一度也为美国政府工作，但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则是学贯中西的二品顶戴“中国通”。
丁韪良，原名威廉·A·P·马丁
长期的积极活动使丁韪良被美国公使蒲安臣和一众中国官员所赏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机会就此来临。
1862年，恭亲王奕创办京师同文馆，丁韪良于1865年接任英文教习这个当时并不太受重视的职务。他认为，同文馆学员将来可“上达天听”，是在上层扩大影响的好机会。在同文馆，丁韪良也得到了恭亲王的赏识，奕甚至为丁韪良取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1867年，丁韪良又开始在同文馆中讲授公法和富国策，即国际法与经济。这种“抛弃”街头传教而转走上层路线的行为使长老会非常不满，丁韪良索性于1869年辞去长老会的职务，并于当年就任同文馆总教习。
在执掌京师同文馆期间，丁韪良陆续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改革招生，不再局限于从八旗子弟中选取生源，而是面向满汉公开招考；扩展业务，在原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基础上增设德文馆、格致馆等，还设立印书处、天文台作为教辅机构；严格制度，制定八年课程计划和五年课程计划，严格出勤、考试纪律，聘请曾纪泽等担任同文馆事务大臣专事整顿学风；引进外国教材，组织同文馆教师和优秀学员翻译各领域外文名著。一系列改革使京师同文馆充满了近代化气息，可谓开风气之先，丁韪良也在此期间展示出“兼择中西术”的“通儒”气质。
1880年，丁韪良回乡探亲，总理衙门准假的同时要求他趁机帮助考察欧美教育制度。丁韪良领命行事，先前往日本，再回到美国，又先后游历欧洲的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英国、意大利，返回中国前还在新加坡稍作考察。1882年4月丁韪良抵达中国，旋即提交出访报告《西学考略》，介绍了各国办学情况和教育制度，提出将科学引入中国科场的建议。他还在报告中探讨西方各国的“相师之道”，暗示清政府应主动向他国学习。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丁韪良实际上还担任了清政府的外交和国家法顾问。早在1870年，他就协助总理衙门处理天津望海楼教案。处理教案期间，丁韪良有感于中国人的迷信及对外国人的误解，因此创办“在华实学传播会”，发行《中西闻见录》，力图以传播科学知识的方式消除迷信，并兼顾向中国民众介绍中外时事。此后，在1883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丁韪良援引国际法向清政府提出战时保护敌侨的建议，又献上可找美国等友邦斡旋的策略，均被采纳。
插画，《中英签订〈天津条约〉》，画面上签订者从左到右为花沙纳、额尔金、桂良、西摩尔，刊登于1858
1885年，清廷以丁韪良办学成效卓著，经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奕劻奏请赏三品顶戴。清廷赏洋人以品级的举动如今看来匪夷所思，但在当时似乎是常规操作，御前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良（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江南机器局翻译官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都曾被授予品级。当然，对于丁韪良而言，获得品级无疑代表他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这是对其此前工作的最好肯定。可以说，丁韪良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深入了解上，他准确地把握住近代中国的需求，提出的观点和举措颇具建设性。
1894年，67岁的丁韪良不幸患上癌症，只得离任返美治疗，并于次年8月31日从京师同文馆正式去职。所幸的是，他的手术非常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还在李鸿章访美时参与接待和宴请。
丁韪良于1897年再次回到中国时，维新思潮已席卷华夏。他参与李佳白（Gilbert Reid）创立的尚贤堂，创办《尚贤堂月报》（后改为《新学月报》），以介绍“新学”为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当然最根本的目的仍是传播基督教。与此同时，丁韪良出版了心理学著作《性学举隅》，也是一部借科学传教的专著。
1898年6月“百日维新”开始，丁韪良随即停办《新学月报》，并于8月在礼部尚书、管学大臣孙家鼐的推荐下就任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光绪皇帝为其亲授二品顶戴。丁韪良在这一时期可谓风光无二，据说光绪皇帝的卧榻边都放着他的中文著作。在西总教习的位置上，丁韪良参与了大学堂的筹办和前期运作。
晚清时的京师同文馆大门
可惜好景不长。1900年，作为维新变法唯一遗产的京师大学堂在义和团的战火中轰然倒下，大学堂中总教习许景澄等中西教员惨死，大量书籍报刊被毁。为了自保，在京外国人及其亲属只能躲进使馆区中，一些人更在使馆中成立自卫武装，如日本公使馆就组建了所谓“笼城义勇队”。丁韪良在此期间短暂地承担起门卫职责，与明恩溥一同负责英国使馆北门的门禁，每日从早到晚查验来往中国人的身份。当然，更多时候他还是作为牧师为同伴开解和祷告。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丁韪良称攻城的枪炮声是“异教的丧钟”。日后，丁韪良承认他在使馆区解围后借机参与了“劫掠”：从周边的粮店装走几车粮食；从一座民房中拿走一条羊皮毯。当然，他声称这是因为在使馆区避难的教徒急需食物，还声明在运走粮食前曾呼喊店主出来记账，但显然无人应答。
此后，丁韪良返回美国休整。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四处发表文章和演讲以“发泄情绪”，称西方各国应支持“东南互保”，驱逐宣战的慈禧太后，扶持光绪皇帝。这一言论很可能是他1901年满怀期望回中国参与复建京师大学堂，却于第二年“被辞职”的原因。
再次短暂回国后，丁韪良于1902年9月受张之洞邀请，到武汉担任湖北济美学堂总教习兼仕学院讲友，直至1905年7月离任。此后，丁韪良的主要活动就是在中国各地讲道。从济美学堂退休后，他专注于著书立说，其名著《觉醒中的中国》及回忆录《花甲忆记》等都体现出对中国的深刻了解。丁韪良87岁生日时，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专门送去一副对联表示祝贺，赞其为“学海耆英”。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终年89岁。在他的葬礼上，美国公使馆派出八名礼兵为其扶灵，棺材上覆盖着中美两国的旗帜，似是对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