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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的洋校长,去世时棺材上覆盖着中美两国旗帜,一生写照

学究三才圣者徒,

识赅万有为通儒。

闻君兼择中西术,

双取骊龙颌下珠。

——曾纪泽为丁韪良题扇面诗

文|童萌

1916年12月18日,北京长老会教堂中传出阵阵追思哀乐声,一位美国人的追悼会在此举行。到场的中外名流包括清末著名外交官张德彝、时任美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倡导庚款助学的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等,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也专程派秘书前往祭奠,在悼词中称其为“泰山”“北斗”。这位美国人就是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他于1850年来到中国,离世时已在华生活、工作60余载。他既是信仰坚定的传教士,一度也为美国政府工作,但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则是学贯中西的二品顶戴“中国通”。

丁韪良,原名威廉·A·P·马丁

长期的积极活动使丁韪良被美国公使蒲安臣和一众中国官员所赏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机会就此来临。

1862年,恭亲王奕创办京师同文馆,丁韪良于1865年接任英文教习这个当时并不太受重视的职务。他认为,同文馆学员将来可“上达天听”,是在上层扩大影响的好机会。在同文馆,丁韪良也得到了恭亲王的赏识,奕甚至为丁韪良取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1867年,丁韪良又开始在同文馆中讲授公法和富国策,即国际法与经济。这种“抛弃”街头传教而转走上层路线的行为使长老会非常不满,丁韪良索性于1869年辞去长老会的职务,并于当年就任同文馆总教习。

在执掌京师同文馆期间,丁韪良陆续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改革招生,不再局限于从八旗子弟中选取生源,而是面向满汉公开招考;扩展业务,在原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基础上增设德文馆、格致馆等,还设立印书处、天文台作为教辅机构;严格制度,制定八年课程计划和五年课程计划,严格出勤、考试纪律,聘请曾纪泽等担任同文馆事务大臣专事整顿学风;引进外国教材,组织同文馆教师和优秀学员翻译各领域外文名著。一系列改革使京师同文馆充满了近代化气息,可谓开风气之先,丁韪良也在此期间展示出“兼择中西术”的“通儒”气质。

1880年,丁韪良回乡探亲,总理衙门准假的同时要求他趁机帮助考察欧美教育制度。丁韪良领命行事,先前往日本,再回到美国,又先后游历欧洲的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英国、意大利,返回中国前还在新加坡稍作考察。1882年4月丁韪良抵达中国,旋即提交出访报告《西学考略》,介绍了各国办学情况和教育制度,提出将科学引入中国科场的建议。他还在报告中探讨西方各国的“相师之道”,暗示清政府应主动向他国学习。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丁韪良实际上还担任了清政府的外交和国家法顾问。早在1870年,他就协助总理衙门处理天津望海楼教案。处理教案期间,丁韪良有感于中国人的迷信及对外国人的误解,因此创办“在华实学传播会”,发行《中西闻见录》,力图以传播科学知识的方式消除迷信,并兼顾向中国民众介绍中外时事。此后,在1883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丁韪良援引国际法向清政府提出战时保护敌侨的建议,又献上可找美国等友邦斡旋的策略,均被采纳。

插画,《中英签订〈天津条约〉》,画面上签订者从左到右为花沙纳、额尔金、桂良、西摩尔,刊登于1858

1885年,清廷以丁韪良办学成效卓著,经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奕劻奏请赏三品顶戴。清廷赏洋人以品级的举动如今看来匪夷所思,但在当时似乎是常规操作,御前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良(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江南机器局翻译官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都曾被授予品级。当然,对于丁韪良而言,获得品级无疑代表他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这是对其此前工作的最好肯定。可以说,丁韪良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深入了解上,他准确地把握住近代中国的需求,提出的观点和举措颇具建设性。

1894年,67岁的丁韪良不幸患上癌症,只得离任返美治疗,并于次年8月31日从京师同文馆正式去职。所幸的是,他的手术非常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还在李鸿章访美时参与接待和宴请。

丁韪良于1897年再次回到中国时,维新思潮已席卷华夏。他参与李佳白(Gilbert Reid)创立的尚贤堂,创办《尚贤堂月报》(后改为《新学月报》),以介绍“新学”为名全面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当然最根本的目的仍是传播基督教。与此同时,丁韪良出版了心理学著作《性学举隅》,也是一部借科学传教的专著。

1898年6月“百日维新”开始,丁韪良随即停办《新学月报》,并于8月在礼部尚书、管学大臣孙家鼐的推荐下就任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光绪皇帝为其亲授二品顶戴。丁韪良在这一时期可谓风光无二,据说光绪皇帝的卧榻边都放着他的中文著作。在西总教习的位置上,丁韪良参与了大学堂的筹办和前期运作。

晚清时的京师同文馆大门

可惜好景不长。1900年,作为维新变法唯一遗产的京师大学堂在义和团的战火中轰然倒下,大学堂中总教习许景澄等中西教员惨死,大量书籍报刊被毁。为了自保,在京外国人及其亲属只能躲进使馆区中,一些人更在使馆中成立自卫武装,如日本公使馆就组建了所谓“笼城义勇队”。丁韪良在此期间短暂地承担起门卫职责,与明恩溥一同负责英国使馆北门的门禁,每日从早到晚查验来往中国人的身份。当然,更多时候他还是作为牧师为同伴开解和祷告。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丁韪良称攻城的枪炮声是“异教的丧钟”。日后,丁韪良承认他在使馆区解围后借机参与了“劫掠”:从周边的粮店装走几车粮食;从一座民房中拿走一条羊皮毯。当然,他声称这是因为在使馆区避难的教徒急需食物,还声明在运走粮食前曾呼喊店主出来记账,但显然无人应答。

此后,丁韪良返回美国休整。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四处发表文章和演讲以“发泄情绪”,称西方各国应支持“东南互保”,驱逐宣战的慈禧太后,扶持光绪皇帝。这一言论很可能是他1901年满怀期望回中国参与复建京师大学堂,却于第二年“被辞职”的原因。

再次短暂回国后,丁韪良于1902年9月受张之洞邀请,到武汉担任湖北济美学堂总教习兼仕学院讲友,直至1905年7月离任。此后,丁韪良的主要活动就是在中国各地讲道。从济美学堂退休后,他专注于著书立说,其名著《觉醒中的中国》及回忆录《花甲忆记》等都体现出对中国的深刻了解。丁韪良87岁生日时,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专门送去一副对联表示祝贺,赞其为“学海耆英”。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终年89岁。在他的葬礼上,美国公使馆派出八名礼兵为其扶灵,棺材上覆盖着中美两国的旗帜,似是对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