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主要指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思想道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教育者依据一定社会要求，依据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促使其朝着所期望方向发展变化的活动。
学校教育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标志。对于近代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学校教育近代化，是一个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的。汕头因1860年开埠而经济、政治、文化、城市建设、城市管理不断近代化，这当中，学校教育近代化是其一个重要方面。
开埠后汕头学校教育发展兴盛适应清末民国时期汕头社会局势的变化。从1860年开埠到1949年共和国诞生这近110年时间里，汕头虽僻居省尾国角，但毕竟还是受到整个国家局势影响。无论是19世纪中期兴起的洋务运动还是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无论是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在汕头掀起冲击，都对汕头产生巨大影响。1905年，清政府科举制度的废除，无疑为汕头新式学校教育发展提供可能性条件。开埠推动汕头工商业与对外贸易发展繁盛，汕头吸引国内外各种人才，但是，汕头近代工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更是迫切需要大批量的、有更高素质的工商与贸易人才，学校教育的兴办发展正是为了满足这些人才需求。近代汕头政治环境的相对自由宽松，为各种学校的兴办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开埠后西方教会文化在汕头的快速传播，则是有力推动教会学校的兴办与发展。
一、教会学校
汕头是一座新兴城市，学校教育无疑也是新兴的，也是新鲜的。而提及近代汕头学校教育，肯定饶不过教会创办学校这一话题。
教会传入潮汕可追溯到明朝后期。当时，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潮汕沿海南澳等地活动。此后，天主教源源不断地传入潮汕各地。但由于西方教会宣扬的思想与潮汕传统文化相抵触，潮汕人多视天主教为异端邪教，皈依者寥寥无几，加上康雍时期政府多次明令禁教，所以至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在潮汕仍然没有发展的趋势。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取得在中国传教、建教堂等特权，地处中国沿海的潮汕地区遂成为近代基督教传入的前沿阵地。汕头更是优先选择之地。1848年，德国传教士黎力基（RudolfLechler）就到澄海盐灶一带传教，开启了基督教在潮汕地区传播的序幕。以黎力基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在潮汕一带探访超过200多个城市和乡村。
汕头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前，外国传教士早就觊觎着这块传教的沃土，认定“汕头是一个重要的传教根据地”。在1858年《天津条约》增辟汕头为通商口岸后，外国教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竞相派传教士深入汕头传教。1860年汕头正式开埠后，基督教在汕头的整体传教环境有所放宽，“民教关系还是比较宽松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教会选择办学这个途径来扩大教会组织，想通过提供免费招揽一些贫苦家庭的孩童，让他们成为讲道的听众，最终培养成他们传道布教的助手。早期教会学校还通过提供免费就读、住宿，甚至免费膳食等优惠条件来吸引人们就读。教会的这些做法对于当时处在社会下层、生活贫困、入学困难的绝大多数汕头民众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教会为贫困民众解决了学龄儿童少年读书问题，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现象，这些人接受教会“恩惠”之后，对教会的“好感”明显增加，反抗教会布教的情况明显减少，有力地消除了教会传教布道的障碍。
开埠后，基督教会来汕办学的主要有英国长老会，美国浸信会和法属天主教三个差会，他们以“开发童智，培心归主”为宗旨，纷纷在汕头开办教会学校。由西方教会创办的学校主要有幼稚园、小学、中学、神学院这几类。
汕头的幼稚园教育始于1912年，由礐石基督教办的明道妇女学院创办，名称叫“附设幼稚园”，园址就是学院内的两座楼(即现礐石礼拜堂两侧海军驻地旧楼房)。到1948年，教会总共在汕头产办了9个所幼稚园。其中，福音幼稚园规模最大，设10个班，入园幼儿200人，教员8人。
开埠后，教会在汕头创立的幼稚园，大多是在教会办的中小学里附设的，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主体。教育内容多以圣经、圣诗为主，每周有教学计划，重视欣赏音乐、唱游、体操、讲故事等科目。吸收的学生大多为知识界、工商业界的子女，且还配备保姆接送学生放学，只有少数学生名额是提供给贫困的基督教教友子女和教职工子女的，这些一般是免费就学。
潮汕最早的教会小学是1849年传教士黎力基于澄海盐灶村港头社佩兰轩书屋创办蒙学，即盐灶小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汕头被迫开埠，西方各国人士纷沓而来，西方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也尾随而来。为了更好传播福音，他们纷纷在汕头创办教会小学。
教会小学教学内容以宗教课为主，宗教色彩颇为浓厚。一般科目是《圣经》证道，此外，附带开设了史地、西方史等科目。对于女子学校，还开设了家事之类的科目。汕头教会小学数量不多，规模较小。学校给一些贫困家庭孩子提供免费就读的机会，或自愿交纳日常生活补助。民国期间，基督教又创办了不少小学堂，教会小学规模参差不齐，有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堂，还有包括一些启蒙性质的蒙学教育。
汕头开埠后，传教士在汕头社会地位越来越牢固。通过创办幼稚园、小学教育为汕头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汕头市民心中树立了良好形象。汕头部分市民也从教会传播西学过程中意识到学习西学的必要性。这时，传教士的目的已超出了传播“福音”，培养教徒的范围，他们要培养能成为“社会上及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
幼稚园和小学教育更多的是启蒙教育，真正教授知识并不多，只有通过中学教育，学生才能够接受正规文化知识和深刻认识真正意义上的福音传播。为了让小学毕业生能够继续学业，建立教会中学乃成为一种必要。汕头教会创办中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新创办；二是在原有小学基础上扩建改办。
1877年，聿怀中学最初由英国传教士汲·约翰于张园前长老会围墙内筹建校舍一座，可容学生数十人。这是汕头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聿怀中学校名出自《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1915年，聿怀中学新校舍落成。1929年，侯乙初任学校董事长，陈泽霖任校长，开始了中国人自己办聿怀的历史。1938年，抗战爆发，学校迁至揭西县五经富。抗战胜利后，聿怀迁回汕头复课。1953年，聿怀更名为“汕头市第三中学”。1985年3月16日，为凝聚海内外校友共谋学校发展，学校恢复“聿怀”校名。知名校友有中国首批院士、“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电机专家饶芳权；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山地与高原地理专家郑度；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隔震减震控制专家周福霖；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病虫害防治专家郭予元；中国科学院院士、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杨遵仪，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著名金融家陈有汉、陈锡恩，熊猫专家潘文石，外交家张伟烈等。
1920年，法国汕头教区主教委派中国神父黄若望和教徒郑子幼在东南亚募捐，1921年，在外马路创办私立若瑟初级中学，由法国神父和敬谦兼任校长。1922年增设师范班。1925年五卅惨案后，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影响，学校1927年停办。1947年，法国汕头教区又委任中国神父王致中和教徒李国辂重办学校，校址设在外马路原143号（今107号）汕头市公教同学会会址。1948年正式重办，设初中6个班，学生200多人，神父王致中任校长。
1940年，天主教会修道院院长、法国修女吴苏辣在花园路开办晨星女子补习班，开设国文、英文、数学三门课程。后改名晨星女子中学，校址在外马路天主教修道院院内。
1940年9月，法国天主教会在汕头花园路创办晨星女子补习学校，初期为高级国文、英文、算术补习学校，学校主持人是奥地利籍修女余丽加。两年后，学校改办为中学，改称晨星女子中学，招收高中、初中女学生，校址迁至外马路中段天主堂后面的吴苏辣女修院上课。1944年成为完全中学。
若瑟中学和晨星女中都是法国天主教会学校。1952年8月两校并为“汕头市第二中学”。知名校友有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超声之父”姚锦钟、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陈鸿宇、清华大学王彬汕教授、跳水世锦赛冠军许泽炜等。
开埠后，教会在汕头创办大批教会中学在当时已具相当规模，有些教会中学在校学生达到1000多人，设备也较齐全。教会中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圣经、国文、外语、算学、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音乐、手工和体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教会中学内容相对全面，强调音乐和自然科学课程，因而学生升学，特别是留学国外都比较方便。教会中学毕业生主要有三条出路：一条是考进贝理神学院；一条是入汕头福音医院做学徒；有一条是做教会初级小学的教师。
为了更好地传播“福音”，培植一批本地的传道者，使基督教更快地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实现中国基督教化的根本目标，传教士在汕头创办了专门培养本地传道者的神学院。进入神学院就读的学生一般文化水平较高。神学院一般教授的是传统的基督教内容，以《宗教教程》和《圣经》为主要课程。西方教会在近代汕头创办的神学院并不多，主要有两所：1874年，英国长老会牧师汲约翰在汕头福音医院内创办的贝理神学院；1907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耶士摩在礐石创办礐石神道学院。
除此之外，各国教会创办了妇学、家政学，还专门针对女生开设了师范班。如美国浸信会创办的汕头明道妇女学校、淑德女校、若瑟女学附设有高级师范班。
1873年，由美国浸信会在礐石创办的礐石明道妇女学校，是近代潮汕地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妇女学校，被誉为“开远东女学之先河”。
1873年，英国长老会在汕头外马路创办淑德女学，由富查朗任校长。创办之初，淑德女校只是一所小学，仅办高小两个年纪，招生对象为教徒的未婚女儿。“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要为各教堂的中国传教士培养所谓的贤内助，以便其结婚后能帮助其夫做传教的工作。”1922年，淑德女校增设师范班，成为一所“女子中学”。
学校的中外女教徒均怀着高度的真诚和热情，以笃诚的信念、严谨的作风教育和管理学生，在校园营造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课程设置也一直以宗教为主，科学知识为辅，即便在不同政治时期变化也不大：宗教神学课是重点，《圣经》是最主要也是课时最多的课程。因办学目的是培养服务丈夫和教会的贤内助，而不是独立服务社会的女性，因此，淑德女校的课程内容简单浅显，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都使用潮汕方言。
1925年，举国上下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被迫收回自办或停办，或在中国办理立案。汕头是广州之外、广东省内另一个收回教育权运动最激烈的地方。在政府的三令五申下，学校除了依政府要求在校内设立学生会、开设纪念周之外，仍把宗教科目作为必修课，在课内进行宗教宣传，要求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和仪式。1937年暑期，因不愿向政府注立案，淑德女校选择停办。
近代外国教会在汕头从事的教育事业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保护下进行的，独立于中国教育体系之外，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和法律的一种亵渎，其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客观地说，西方教会在汕头从事教育事业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必须肯定的。
其一，扩大了教育对象。传统的科举教育主要是为科举考试提供后备力量，故其教育的对象集中指向士人阶层，受教育者在人口总数中比重极少，这使它带有某种贵族性。而教会学校强调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受教育权利，打破了士人对教育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教会学校招收的学生中，既有富家子弟，也有贫苦人家的子女，还有社会中的孤幼聋哑之人，教育对象扩大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带有教育的普及性。
教会学校有功于教育对象扩大化尤其表现在女子教育上。潮汕封建传统思想浓厚，“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的妇女观念早已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于是女子教育始终没有被列入到历代学制系统而仅仅以家庭训诫的形式存在。教会进入汕头后，兴建女子学校，以其独特方式影响着汕头社会的演变，为近代汕头培养了第一批有知识有技能的新女性，对推动妇女解放和提高妇女地位具有积极意义。礐石明道妇女学院开了潮汕妇女教育的先河，之后教会又陆续在汕头创办看不少妇女学校。至1949年，仅英属基督教岭东大会所属就有妇女学员约5000人。
其二，教学课程多样化。古人“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考去功名，谋得官职，教与学均是围绕科举考试进行，四书五经成了固定不变的教科书，所学的知识也仅限于此。教授或学习自然科技都被视为奇淫技巧，因此，在传统教育中鲜有传授自然科技的记载。教会学校广泛地引进和介绍近代西方科学知识。除了宗教神学课外设有文化课，主要以国文、英语、算学三个专修为教学内容，另外还有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音乐、手工、体育等学科，这使学生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熏陶，在接受教会工作训练的同时也接受了一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其三，教学方法灵活化。教会学校的办学方式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具有启蒙和示范作用。教会学校打破了中国数千年来封建的教育体制和知识传授的神秘性，不以科举为取向。在教学方法上完全不同于封建私塾教育奉行的熟记课文、死记硬背、模仿作文的理念，压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代而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学习与发展，激发学生学习的乐趣，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
其四，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科学知识又不同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教会广泛的办学活动，为近代汕头人民提供了就学机会，不少基督教徒参加学校识字班学习，摘掉了文盲帽子，学到了旧学堂无法学到的新知识。有很多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或出国留学深造，并取得了博士学位。40年代以前，汕头开业的西医师，基本都是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基督教徒，他们的成功与早年在教会学校所奠定的文化基础不无关系。
二、私立学校
私人出资办学校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大教育行为。开埠推动下汕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国人反帝反封建斗争越来越激烈，很多有教会背景的学校渐渐撤出汕头，教会办学日渐式微，随之崛起的是私人办学。
汕头海外贸易有很长久的传统，造就了大批见多识广的本地商人和海外侨商。相对旧式科举教育，他们认为新式学堂有更丰富的课程，而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新式学堂可教给学生商业上所需的数学和外语知识。在汕头创办的私立学校中，华英学校、海滨中学、友联中学无疑是最为著名、最具影响的。因此，当时有人将其编成歌谣：
海滨雅娘仔，聿怀阿舍仔，正始客家仔，时中番客仔，同济凄惨仔，联友画翁仔。
华英学校创办于1897年，出资人是被誉为“潮汕第一富户”的陈雨亭。校址设在汕头怀安街，学生有100多人，聘请加拿大人毛先生（Mr.Moore）为教师。
陈雨亭是今汕头市金平区鮀江街道蓬洲村人，漂洋创业有成，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他因受过少时家贫不能入学之苦，发迹之后很重视兴学育才。两年后，毛先生契约期满回国，华英学校停办。雨亭深为憾事，便积极筹划创办华英中学。1904年，陈雨亭先生捐资20979大洋，购买汕头崎碌的沙园数十亩，兴建华英中学。
陈雨亭委托长老会教友英国人华何力为校长，请他主理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由于英国人久有占据该校的图谋，推行奴化教育，把圣经也列进教学课程，要学生祈祷参加基督教。他的举止，激起了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与反抗。
1925年12月2日，在周恩来的倡议和主持下，汕头市各界代表成立了“收回教育权委员会”，由杨嗣震、李春蕃负责这一工作，制订《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组织大纲》，大纲中有明确原则：“从帝国主义分子手中收回教育权；取消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支持学生参加校务活动。”汕头市政府发布了收回教育权布告。命令各教会学校：把学校校园与教会隔开；向中国官厅注册，受教育行政机关之检查监督。经过这一斗争，汕头市的华英中学收回自办，并改名为南强中学。
1927年秋，南强中学改为汕头市立第一中学，交由民国政府公办。学校分设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解放前，汕头一中是全市唯一一所市立中学。抗战时期，学校办学地点几经迁徙，曾先后迁到潮安淇园、普宁三都、流沙圩等地。1949年10月，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定名为汕头市第一中学。知名校友有中科院院士杨遵仪，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文学大师秦牧，中国地质学专家李章大等。
海滨中学是汕头另一所私立学校，是广东汕头华侨中学前身，创办人是旅泰侨商黄勖吾。黄勖吾得其父之力，全资回乡办学是为了培养小学师资。1932年9月，省教厅立案在外马路设立海滨师范学校，设高师班与简师班，并附设普通初中班。1935年9月，海滨师范学校易名为汕头市私立海滨中学。1937年，校址迁到同益路。1949年11月，汕头市军管会接管学校。1950年，私立海滨中学改名为汕头私立华侨中学，成为汕头市首所华侨中学，也是为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所公立侨中。
知名校友有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和首位博导、厦门大学原副校长潘懋元；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饶芳权；全国人大原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王宋大；林业部原副部长、“大兴安岭人”金质奖章获得者蔡延松；泰国正大卜蜂集团总裁、汕头市荣誉市民谢中民；九夺全国冠军、17次创全国纪录的新中国撑竿跳高运动开拓者蔡艺墅；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潮汕星河奖基金会永远荣誉会长张章笋；“全国十大向上向善好青年”王锐旭等。
政府办学
1901年以后，清政府改书院为学校之新政的颁行，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新教育模式在汕头迅速推广。虽然新学在推行早期受到旧时大多士绅的极力抗拒，但汕头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海外移民众多，是商贸经济发达的港埠，有官方教育变革的政令和侨商洋商等一股强大力量的推动。汕头因此成为潮汕地区的现代教育中心。当然，1901年以后在汕头兴起的官办新式学堂，实际上是由商人出资兴办或者助办的。
岭东同文学堂是汕头最为著名的政府学校。1899年，我国近代爱国志士、教育家、诗人丘逢甲在潮州试办新式书院“东文学堂”。1900年，丘逢甲与主教潮州金山书院的何寿朋（大埔人）商议组建同文院，并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向华侨筹募办学资金，归来后经人牵线，相中汕头同庆善堂作为校址。1901年春，同文院改名岭东同文学堂并正式开办，由丘逢甲任监督及总理，主持全面工作。1902年，丘逢甲奏请朝廷批准岭东同文学堂为官立学堂，命名为“奏办岭东同文学堂”，并得到官方拨款作为常年经费。1905年，又增办简易师范班。1915年，岭东同文学堂改为广东省立岭东甲种商业学校。
作为致力于推广先进教育理念的爱国之士，丘逢甲、林仔肩等人所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是潮汕地区第一所民办官助学校，也是广东省第一座新式学堂。虽历经风波灾祸无数，但创始人始终以深厚的爱国情怀与先进的教学理念，激励学生担负起救亡兴国的重任，积极为创办新教育事业献身，结出累累硕果。
同文学堂为广泛造就人才不分地域。学堂开放惠潮梅及其他州县人士均可报名入学，且“修金格外从廉”，规定学生需以志趣远大为上，对心情浮滑、立心卑贱者一概不收，入堂后如不遵守教规，酗酒、嗜烟、告诫不听，即行辞退。
同文学堂的教学方式，颠覆了中国千百年的封建传统教学。学堂聘请外籍和归国留学生为教师，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和新思想，希望能从中国古代圣贤的言论为西学的合理性找出根据，使之适合中国实际，因此，教学内容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开办了经学、史学、国文、东文（即日文），以及格致（即格物致用）、化学、生理卫生、算学等新学课程。
同文学堂是潮属各地唯一讲授日文的学校，聘请了日本学者熊泽担任教学。丘逢甲认为，“西学有用之书，东人（日本人）皆已译之，能读东文即不啻能读西文也”。故学堂以东文代替西文，后来还增设了地理、英文、图画等课程，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
1907年1月8日，同文学堂在汕头海关前举办了一场学生运动会，虽然仅有短程赛跑、兵式体操、叠罗汉等几个项目，但运动会开创了潮汕地区举办学生运动会之首。
同文学堂特别开设了“兵式体操课”。为适应革命形势，学堂向惠潮嘉道道台泰炳申请到枪支弹药给学生练习射击，为无数潮汕学子开启了对军事运动的初步认知，开了粤东地区教育先河。
同文学堂重在培育人才，兴学强国。辛亥革命期间，同文学堂为国家培育了不少革命骨干，对潮汕革命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爱国思潮的影响下，学堂师生积极参加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行动，如1904年惩戒法籍海关人员当街侮辱妇女和1905年反对美国迫害华工及抵制美货行动。
同文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时代人才。例如，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的姚雨平，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著名数学家、河南大学校长黄际遇，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民国第一批留法博士张竞生等等。学堂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为了辛亥革命、讨袁、北伐的主要力量，为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作出历史贡献。
同文学堂见证了汕头教育的变迁，也在身处革命中心时历遍中国革命史的风云变幻。岭东同文学堂校址今为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
中华新少年义务工读学校也是一所公立学校，由中华新少年社创办。校址位于金山直街35号，校长1人、监学1人、教员5人，有甲乙丙丁4个班，学生人数共86人。
此外，民国时期政府创办的公立学校还有省立岭东甲种商业学校、省立潮汕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等。
职业学校
民国时期，汕头还兴办职业学校，发展职业教育。主要有省立岭东甲种商业学校、省立潮汕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私立岭东护士学校等职业学校等。
省立潮汕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由普宁籍爱国将领黄绪虞创办。1944年秋，广东省参议员、海军宿将黄绪虞认为，中国海洋辽阔，江河众多，国家极需海洋及江河航运人才；而潮汕滨临南海，船舶密集，潮汕人刻苦耐劳，聪明勤奋，加之他对潮汕地区民俗、民风、人脉关系比较熟悉。于是，他极力促成省政府在潮汕创办商船学校，并取校名为“广东省立潮汕高级商船职业学校”。
1945年11月11日上午，广东省立潮汕高级商船职业学校在汕头市商业街友联中学举行学校成立暨驾驶一班开学典礼。第二年秋，因原借用的学校急需而退还。黄绪虞积极活动，经上下沟通，省政府调拨位于中马路（现民权路）、日据时期省立第三中学校舍为省立潮汕高级商船职业学校校址。占地面积5亩，建筑面积400平方米，拥有了教学楼、礼堂、食堂、师生宿舍，后来又筹建了礼堂、操场、教学楼等，使学校初具规模。
汕头解放后，学校改名为“广东省立潮汕高级商船技术学校”。1953年，学校由长江航务管理局接办，改名“长江航务学校”，校址仍在汕头。1955年1月，学校迁址武汉，改称“交通部武汉河运学校”。在汕头办学时间9年有余，为国家航运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船舶驾驶和管理的高级人才。每年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全国十多个省市的船舶、港口、航道，他们把一生献给祖国。许多学子业有所成，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做出贡献。有的当上船长、轮机长、专家、发明家或劳模；有的当上处长、局长；有的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守卫海疆；学校还培养出新中国首批船舶女驾驶员、女引航员、女船长。
大学
1946年7月，南华学院从梅县迁来汕头市。1948年，南华学院改为汕头私立民治法政学院，拉开潮汕教育高等教育的帷幕。
其他学校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人在汕人数最多。从清末潮汕铁路建设到潮汕的金融、邮政活动，多有日本人介入的身影，而教育、医疗领域也不例外。从1915年开始，日本人在汕头开设了几所学校。
一是东瀛学校。1915年3月21日，汕头日本居留民会（也称汕头日本人协会、日本人俱乐部）在汕头崎碌乔林里借房开设东瀛学校，因学校是与台湾人合作开办，由台湾总督府派出教员开课，至年底，学校共有男生21人，女生4人，日本及中国男教师各1人。
1917年，台湾总督府还拨来大笔补助金，于1919年建成新校舍。1920年在福安街设分校，10月，为方便在汕的日本人子女及台湾人赴日本留学，增设了日本语特设科。1922年，又为毕业生设了实习科。1923年1月，在新马路的临时校舍会设了分院，10月迁至中马路新校舍。1924年3月停止补习科，设兼补习教育的实务科。1940年7月，该校改名为台湾籍民教育机关，院长是庄司德太郎。
二是寻常高等小学校。1915年4月11日，汕头日本居留民会以该会一房间作为教室，开设汕头日本人寻常高等小学校，并附设幼稚园。到年底，共有男生4人，女生8人，日本女教师1人。
后来，日本居留民会以东瀛学校分校购入的外马路一块地皮建新的寻常高等小学校校舍，1916年2月开工，翌年9月竣工，为木结构二层楼，有教室4间，还有讲堂和养护室等。
三是日语讲习所。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7月10日，原汕头日本人东瀛学校校长权藤鹤次等人应侵汕日军要求，代表台湾总督府在汕头开设日语讲习所，至同年底已办3期，被迫就学者有535人。
虽说日本人在汕头设立学校，对教育、医疗事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本质是进行思想文化侵略。
在汕头埠，还有一所较有特色的学校，这就是存心善堂创办的存心小学。1942年，汕头沦陷已三年，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米珠薪贵，贫苦子弟，入学无门。存心善堂发动社会贤达及热心公益事业人士，集资创办了汕头市笫一间完全义务学校——存心小学校，以救济失学儿童。存心小学校第一任校长是善堂理事郑学忠。
民国时期，存心善堂理事会对学校非常关心，理事经常到校督导工作，帮助解决一些问题。当时存心学校采用全市统一教材，开设有国语、算术、珠算、语音、常识、尺牍以及图音、体育等，每节课仅30分钟。
存心学校创办次年，原五年级升六年级后，再招收一年级两个班，全校共七个班，此后不断发展，至1949年已有18班，学生700多人。
就看学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民国11年（1922年），汕头各小学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两等，修业年限为9年（五、四制），7年（四、三制）、6年（四、二年制）3种。1922～1949年，各小学才统一为初级小学修业4年，高级小学的四、二年制。
开埠后，汕头创办的各种学校，有相当部分是华侨创办的。华英学校、海滨中学、友联中学等。同文学堂虽然是省立公办，但资金大部分是海外华侨集资的。
总之，在1860年开埠强力推动下，汕头近代学校教育得到普及发展。近代汕头学校，既有教会创办的，海外华侨创办的，也有政府创立的；既有国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既有幼稚园、中小学，也有职业教育学校。既有西方课程，更有中国传统国学，还有潮汕历史文化。汕头近代学校教育的普及发展，为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必需人才，从而有力推动了汕头近代化，汕头因此成为粤东地区教育中心。
作者：陈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