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94岁的金庸老爷子去世!
一代文豪陨落。
很早之前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
他回答:“人生,就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然而他所带来的那个光怪陆离,精彩纷呈的世界,却让他永远无法悄然离开。
他的故事,他的江湖,一直在每一个浸信过的人心中,精彩着,喧嚣着。
他,就是每个人童年、青春、爱情、成长的一部分。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少年的我们不一定能背得住唐诗三百首,但只要是金庸迷都能说出这句话。
从“金古梁温”到“金古”并称,金庸可称武侠小说史上无可争议的第一人。
他的小说不仅仅是武侠,波诡云谲的政治画卷,荡气回肠的英雄侠义,出神入化的绝世武功,更有精彩纷呈的爱情世界。
他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武侠世界,也是情,侠与人性的世界。
金庸本名查良镛,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自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至1972年的《鹿鼎记》正式封笔,共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
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是查升之孙查揆的后裔,出生于1924年3月10日。
金庸家里也算得上名门望族,各大亲戚都颇有来头。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钱学森就是金庸表姐夫,金庸的表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外金庸还有位堂姐,查良敏,嫁了袁行云,袁行云有个外甥女,叫琼瑶。
金庸从小就是个书痴,父亲待他出门玩耍,他总会接机跑到书店里面偷偷看书。平日闲暇便整天泡在家里的藏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
15岁时就和同学根据考试内容自己出题,编撰了一本叫做《给初中投考者》的试题精编。
这本试题精编类书籍畅销几省,赚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够把他供到大学。
但是,初中毕业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7岁的金庸首次离乡背井,开始“闯荡江湖”,追寻自己的外交梦。
20岁那年,金庸考入“陪都”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国际法专业。
年轻气盛的金庸,因对国民党当局控制学生自由不满,愤而向学校投诉。于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
金庸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被开除的金庸,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业,在杭州老家当了几个月的记者后,金庸决定再闯北上广。
他来到上海,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然而当24岁的金庸刚从东吴大学毕业,本以为可以大展抱负时,却遇上了解放战争,时局一时间非常混乱。
同年秋天,《大公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蜂拥而来,多达3000人。
经过几轮筛选考核,1946年秋,查良镛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到香港工作,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1950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金庸被调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当时和他一个办公桌的另一人叫陈文统,志同道合的俩人一下了成了好哥们。
当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注意到,比武擂台总会招揽很多人的关注。于是灵机一动,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
这部小说便叫做《龙虎斗京华》,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梁羽生”。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新书也快连载完了,但他的下一部迟迟没有思路。为了保证报社的连载不断,罗孚便只好找到同桌的金庸,“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于是在梁羽生大火的档口,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结果反响反倒超过了梁羽生,在报纸上,他将本名查良镛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
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
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后来推出包括《明报晚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及新加坡《新明日报》系列报刊,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
除了连载武侠小说,《明报》刊登的由金庸撰写的社论也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大陆正经历动荡不安的1960、70年代,《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资讯的诉求。
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有人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金庸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正是因为这样的金庸,不知何时,我们心中的侠义,不再是话不投机,拔刀相向。
“侠”不再是打打杀杀,也不再是喝酒论剑,而是在每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决定前,始终忠于内心的价值观。
“侠”,是每一个选择,都决定着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
在金庸的江湖中,我们见过群侠无数,君子与小人,异人与常人,超人与凡人。
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这样的君子之风,也有“侠骨柔肠,剑胆琴心”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
忠肝义胆,为民请命的胡斐;优柔寡断,济世救人的张无忌;义薄云天,顶天立地的萧峰;毁誉参半,游戏人生的韦小宝。
每一位人物,都是一种侠义,一种武侠精神的体现。
正是这样一群性格迥异,风格独特的群侠,才在真正意义上定义了金庸江湖中的“武侠”。
金庸早年的时候,胸怀大志,颇有抱负,大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英雄之气。
也因此,在《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这些书中,一批年轻有为,建功立业的大侠,跃然纸上。
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胡斐,一个个都年轻气盛,追求着事业,爱情,把国家兴亡作为己任。
他们的事业感很强,正应了那句话: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时的侠义,是坦坦荡荡的大丈夫的侠。
就像为了守住襄阳城的郭靖,一边是凶神恶煞的追兵,一边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选择“我不说”,于是成为了襄阳城的中流砥柱。
顶住了,就是顶住了。
60年代以后,社会逐渐趋于繁荣,金庸也步入中年。
《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便应运而生。
杨过,令狐冲,张无忌,他们变得更加鲜活,更加平凡,性格更加独特。
此时的侠义已不再是曾经舍生取义的侠之大义,反而多了一些普通人的特点。
在关心国家,社会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追求个性独立,追求人生自由。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在浩瀚的时间和历史面前,家国天下,也变得轻如鸿毛。
正如九阳真经里说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圣人以顺天杀物。不得已而杀之也。这种不假于物的境界,需要真正的实力,最终方能获得所谓的自由。
因此,哪怕隐居山林,也能感动后世
要说金庸精神集大成者,必要说到《天龙八部》
陈世骧先生用了八个字评论《天龙八部》:
有情皆孽,无人不冤。
这里的「情」字,其实并不只是爱情,而是代表了人世间的种种欲望。
萧峰,段誉,虚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挫折,而每一个人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萧峰说过,终我一生,不杀一个汉人。
结果聚贤庄一场恶战,死伤无数自己的昔日兄弟
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
段誉爱上的每一个女孩,最终都变成了他的妹妹;虚竹想要成为一名好和尚,却一一破戒。
天龙八部里的每个人,或多或少,想要的总是得不到,得到的偏偏不想要、不如愿、不珍惜。
正如佛家有八苦,生、老、病苦、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
悲哉六识,沉沦八苦,不有大圣,谁拯慧桥。
当所有人都在为了种种欲望缠斗时,少林寺无名的扫地老僧,却成为了那个道破天机的人。
他的武功是最高的,武功是为了参透佛法,而当佛法达到很高以后,是不再需要武功的。
就像陈平原所说,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作品,初步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
哪怕时至今日,太多的小说,电视剧电影里的人物依旧过度脸谱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但是金庸小说却早早就打破了善恶的边界,让正邪善恶相克相生,相互转化,为人性辩证。
对侠义的探讨,也引深到对人性,佛道的探讨。
在特殊的情境下, 人由正转邪,由邪转正,到底是人性发生了变化,还是这些东西本身就藏在我们心里?
或许,如张三丰所说那般:
这正邪两字,原来难分。正派中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那便是正人君子。
金庸笔下的人物们,不仅仅是快意恩仇的江湖侠义,还有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在金庸之前,很多人以为武侠小说,是武打小说,以为是粗制滥造的低俗文学。然而在金庸之后,人们发现,原来武侠小说,也可以是爱情小说。
可以说金庸写爱情之广,写爱情只奇,写爱情之深,比得上世间任何言情大师。
《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和黄蓉,一个木纳憨厚,一个古灵精怪。
英雄配美人,两性互补,惺惺相惜,是力量与智慧的绝妙合作。然而不像很多书中,对女性的“花瓶般”的衬托描写。
黄蓉是郭靖的引路人,引导他,帮助他。没有黄蓉,郭靖就不可能成为以后的一代大侠。
黄蓉不仅仅是伶牙俐齿的典型,她更是所有强势又有才华的奇女子的集合。
她能言善辩,口才好,有学问,思想独立,敢于质疑权威,善于思辨。从她评说孟子就可见一斑,
乞丐何曾有二妻
邻家焉得许多鸡
当时尚有周天子
何事纷纷说魏齐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大概是金庸笔下最感人的爱情。
他们突破礼教的羁绊,实现爱的承诺,哪怕放在如今,也是充满了反叛的精神。
经过种种考验,最终坚定下来的爱情,最为可贵。这不仅仅是个人和礼法的冲突,也是自由爱情与封建社会的冲突。
但是杨过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他带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气魄,赤诚地爱着小龙女。
所以,武侠中的英雄侠义,不仅仅可以表现在战场上,国家大事上,在个人爱情中一样能体现出一界大侠的气概。
《雪山飞狐》中的马春花和福康安,一方一往情深,一方薄情寡义。然而哪怕最后被出卖被害死,马春花依旧不改初衷,爱着福安康,虽死无悔。
这里不由得引出爱的更深层次问题,明知对方不好,是否仍然一往情深?
《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的爱情,却挑出了一个永恒的悲伤话题。我爱着的人,不爱我,我该如何是好?
这一切文化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亘古不变的爱情疑问。
爱情问题所承载的多方面的人生意义,都在金庸的笔下源远流长,可以是说儿女情长,可以说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情感交往。
正如袁紫衣出家后对胡斐说的那首短偈:
一切恩爱会
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
因爱故生忧
因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
无忧亦无怖
金庸用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教会了我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畏惧与忧愁都来源于爱,人若无爱,便也无所畏惧,无所忧愁。
在1996年的专辑《青春无悔》的文案里,高晓松曾写过这么一句——
再也没有了独行万里为曾允朋友一诺的男人。
再也没有了“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女子。
雄鹰只在电视里飞翔,豪侠仅存于酒后的呓语。
利剑悬于博物馆,即使你拥有了它,又能刺穿什么?
我们都曾进入过一个快意恩仇、汪洋恣肆的世界。
而如今缔造他的人走了。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分合合,金庸老爷子的江湖依旧热闹。
若他日在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