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94岁的金庸老爷子去世！
一代文豪陨落。
很早之前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
他回答：“人生，就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然而他所带来的那个光怪陆离，精彩纷呈的世界，却让他永远无法悄然离开。
他的故事，他的江湖，一直在每一个浸信过的人心中，精彩着，喧嚣着。
他，就是每个人童年、青春、爱情、成长的一部分。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少年的我们不一定能背得住唐诗三百首，但只要是金庸迷都能说出这句话。
从“金古梁温”到“金古”并称，金庸可称武侠小说史上无可争议的第一人。
他的小说不仅仅是武侠，波诡云谲的政治画卷，荡气回肠的英雄侠义，出神入化的绝世武功，更有精彩纷呈的爱情世界。
他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武侠世界，也是情，侠与人性的世界。
金庸本名查良镛，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自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至1972年的《鹿鼎记》正式封笔，共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
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是查升之孙查揆的后裔，出生于1924年3月10日。
金庸家里也算得上名门望族，各大亲戚都颇有来头。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钱学森就是金庸表姐夫，金庸的表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外金庸还有位堂姐，查良敏，嫁了袁行云，袁行云有个外甥女，叫琼瑶。
金庸从小就是个书痴，父亲待他出门玩耍，他总会接机跑到书店里面偷偷看书。平日闲暇便整天泡在家里的藏书堆里，读得废寝忘食。
15岁时就和同学根据考试内容自己出题，编撰了一本叫做《给初中投考者》的试题精编。
这本试题精编类书籍畅销几省，赚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够把他供到大学。
但是，初中毕业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7岁的金庸首次离乡背井，开始“闯荡江湖”，追寻自己的外交梦。
20岁那年，金庸考入“陪都”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国际法专业。
年轻气盛的金庸，因对国民党当局控制学生自由不满，愤而向学校投诉。于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
金庸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被开除的金庸，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业，在杭州老家当了几个月的记者后，金庸决定再闯北上广。
他来到上海，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然而当24岁的金庸刚从东吴大学毕业，本以为可以大展抱负时，却遇上了解放战争，时局一时间非常混乱。
同年秋天，《大公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蜂拥而来，多达3000人。
经过几轮筛选考核，1946年秋，查良镛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到香港工作，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1950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金庸被调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当时和他一个办公桌的另一人叫陈文统，志同道合的俩人一下了成了好哥们。
当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注意到，比武擂台总会招揽很多人的关注。于是灵机一动，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
这部小说便叫做《龙虎斗京华》，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梁羽生”。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新书也快连载完了，但他的下一部迟迟没有思路。为了保证报社的连载不断，罗孚便只好找到同桌的金庸，“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于是在梁羽生大火的档口，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结果反响反倒超过了梁羽生，在报纸上，他将本名查良镛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
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
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后来推出包括《明报晚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及新加坡《新明日报》系列报刊，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
除了连载武侠小说，《明报》刊登的由金庸撰写的社论也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大陆正经历动荡不安的1960、70年代，《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资讯的诉求。
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有人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金庸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正是因为这样的金庸，不知何时，我们心中的侠义，不再是话不投机，拔刀相向。
“侠”不再是打打杀杀，也不再是喝酒论剑，而是在每一个足以改变命运的决定前，始终忠于内心的价值观。
“侠”，是每一个选择，都决定着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
在金庸的江湖中，我们见过群侠无数，君子与小人，异人与常人，超人与凡人。
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这样的君子之风，也有“侠骨柔肠，剑胆琴心”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
忠肝义胆，为民请命的胡斐；优柔寡断，济世救人的张无忌；义薄云天，顶天立地的萧峰；毁誉参半，游戏人生的韦小宝。
每一位人物，都是一种侠义，一种武侠精神的体现。
正是这样一群性格迥异，风格独特的群侠，才在真正意义上定义了金庸江湖中的“武侠”。
金庸早年的时候，胸怀大志，颇有抱负，大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英雄之气。
也因此，在《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飞狐外传》这些书中，一批年轻有为，建功立业的大侠，跃然纸上。
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胡斐，一个个都年轻气盛，追求着事业，爱情，把国家兴亡作为己任。
他们的事业感很强，正应了那句话：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时的侠义，是坦坦荡荡的大丈夫的侠。
就像为了守住襄阳城的郭靖，一边是凶神恶煞的追兵，一边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选择“我不说”，于是成为了襄阳城的中流砥柱。
顶住了，就是顶住了。
60年代以后，社会逐渐趋于繁荣，金庸也步入中年。
《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便应运而生。
杨过，令狐冲，张无忌，他们变得更加鲜活，更加平凡，性格更加独特。
此时的侠义已不再是曾经舍生取义的侠之大义，反而多了一些普通人的特点。
在关心国家，社会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追求个性独立，追求人生自由。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在浩瀚的时间和历史面前，家国天下，也变得轻如鸿毛。
正如九阳真经里说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圣人以顺天杀物。不得已而杀之也。这种不假于物的境界，需要真正的实力，最终方能获得所谓的自由。
因此，哪怕隐居山林，也能感动后世
要说金庸精神集大成者，必要说到《天龙八部》
陈世骧先生用了八个字评论《天龙八部》：
有情皆孽，无人不冤。
这里的「情」字，其实并不只是爱情，而是代表了人世间的种种欲望。
萧峰，段誉，虚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挫折，而每一个人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萧峰说过，终我一生，不杀一个汉人。
结果聚贤庄一场恶战，死伤无数自己的昔日兄弟
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
段誉爱上的每一个女孩，最终都变成了他的妹妹；虚竹想要成为一名好和尚，却一一破戒。
天龙八部里的每个人，或多或少，想要的总是得不到，得到的偏偏不想要、不如愿、不珍惜。
正如佛家有八苦，生、老、病苦、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
悲哉六识，沉沦八苦，不有大圣，谁拯慧桥。
当所有人都在为了种种欲望缠斗时，少林寺无名的扫地老僧，却成为了那个道破天机的人。
他的武功是最高的，武功是为了参透佛法，而当佛法达到很高以后，是不再需要武功的。
就像陈平原所说，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作品，初步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
哪怕时至今日，太多的小说，电视剧电影里的人物依旧过度脸谱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但是金庸小说却早早就打破了善恶的边界，让正邪善恶相克相生，相互转化，为人性辩证。
对侠义的探讨，也引深到对人性，佛道的探讨。
在特殊的情境下， 人由正转邪，由邪转正，到底是人性发生了变化，还是这些东西本身就藏在我们心里？
或许，如张三丰所说那般：
这正邪两字，原来难分。正派中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那便是正人君子。
金庸笔下的人物们，不仅仅是快意恩仇的江湖侠义，还有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在金庸之前，很多人以为武侠小说，是武打小说，以为是粗制滥造的低俗文学。然而在金庸之后，人们发现，原来武侠小说，也可以是爱情小说。
可以说金庸写爱情之广，写爱情只奇，写爱情之深，比得上世间任何言情大师。
《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和黄蓉，一个木纳憨厚，一个古灵精怪。
英雄配美人，两性互补，惺惺相惜，是力量与智慧的绝妙合作。然而不像很多书中，对女性的“花瓶般”的衬托描写。
黄蓉是郭靖的引路人，引导他，帮助他。没有黄蓉，郭靖就不可能成为以后的一代大侠。
黄蓉不仅仅是伶牙俐齿的典型，她更是所有强势又有才华的奇女子的集合。
她能言善辩，口才好，有学问，思想独立，敢于质疑权威，善于思辨。从她评说孟子就可见一斑，
乞丐何曾有二妻
邻家焉得许多鸡
当时尚有周天子
何事纷纷说魏齐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大概是金庸笔下最感人的爱情。
他们突破礼教的羁绊，实现爱的承诺，哪怕放在如今，也是充满了反叛的精神。
经过种种考验，最终坚定下来的爱情，最为可贵。这不仅仅是个人和礼法的冲突，也是自由爱情与封建社会的冲突。
但是杨过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他带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气魄，赤诚地爱着小龙女。
所以，武侠中的英雄侠义，不仅仅可以表现在战场上，国家大事上，在个人爱情中一样能体现出一界大侠的气概。
《雪山飞狐》中的马春花和福康安，一方一往情深，一方薄情寡义。然而哪怕最后被出卖被害死，马春花依旧不改初衷，爱着福安康，虽死无悔。
这里不由得引出爱的更深层次问题，明知对方不好，是否仍然一往情深？
《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的爱情，却挑出了一个永恒的悲伤话题。我爱着的人，不爱我，我该如何是好？
这一切文化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亘古不变的爱情疑问。
爱情问题所承载的多方面的人生意义，都在金庸的笔下源远流长，可以是说儿女情长，可以说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情感交往。
正如袁紫衣出家后对胡斐说的那首短偈：
一切恩爱会
无常难得久
生世多畏惧
因爱故生忧
因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
无忧亦无怖
金庸用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教会了我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畏惧与忧愁都来源于爱，人若无爱，便也无所畏惧，无所忧愁。
在1996年的专辑《青春无悔》的文案里，高晓松曾写过这么一句——
再也没有了独行万里为曾允朋友一诺的男人。
再也没有了“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的女子。
雄鹰只在电视里飞翔，豪侠仅存于酒后的呓语。
利剑悬于博物馆，即使你拥有了它，又能刺穿什么？
我们都曾进入过一个快意恩仇、汪洋恣肆的世界。
而如今缔造他的人走了。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分分合合，金庸老爷子的江湖依旧热闹。
若他日在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