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惨绝人寰的杀戮(共28个章节，已全部发布)二、狂轰滥炸(共4个章节，已全部发布)三、残害中国劳工(共三个章节，已全部发布)四、灭绝人性的生物战、化学战1.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罪行及其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如今,历史的这一页虽然已翻过去70多年 了,然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中国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惨痛的一幕幕。
(一)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活动由来已久。它的这种罪恶活动的初段准备阶段,主要是石并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对细菌战的狂热鼓吹和在日本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各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以及防疫的研究。石井四郎对细菌武器的浓厚兴趣得到了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于是，他开始青云直上。1930年,陆军省第一课课长永田铁山这个被称为“最能理解细菌战的人”、“支持石井意见最有力的人物”派遣石井四郎以驻外武官身份两次到欧洲作“特务旅行”。在欧洲,石并四郎获得了法西斯德国细菌武器研究的情报和一些最新资料,回国后极力鼓吹进行细菌战的必要性。为此,他“常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高级军官中发表言论,说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他还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的必需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战争狂热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的主张得到了日本政府军部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大量支持，他们制定了进行细菌战的执行计划，并得到了日本天皇的批准。
1932年，日本军部根据天皇的敕令，晋升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担任教官的石井四郎为“军医正”(少佐)，为其配备5名助手，组建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从此，他们在防疫之名的掩护下，正式开始从事细菌战的罪恶活动，犯下累累罪行。
1933年，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批准，“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的培养使用和防疫方法的研究，研制装有这些细菌的地雷、榴弹、枪弹、炸弹、和水面使用的玻璃弹等爆炸装置。于是，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武器研制中心，石井四郎则被称其为日本“制造军火的楷模”。
(二)
1933年8月,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加紧培养各种细菌,研制各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发展到了大规模实验的阶段。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石井四郎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递交了一份报告说:“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日军大本营批准这个报告,并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日本之所以作出祸移中国东北的这个决定,其险恶用心,主要是在东北容易获取活人作为细菌战实验的材料和“北进”对苏作战的需要。因此，1933年8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子的新的细菌战基地“石并部队”,其化名为“加茂部队”,对外也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此同时,在距哈尔滨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还附设了一个细菌实验场。后来,背荫河实验场发生囚犯越狱事件。于是,石井四郎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了迁移和扩大石井部队的计划。这个计划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1936年,“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成立有两个“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这两个极端秘密的部队,一是哈尔滨平房的“满洲第731部队”,即“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二是长春孟家电的“满洲100部队”,即“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日军731部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细菌战基地在120平方公里的“特别车事区”内,有本部大楼、实验中心大楼(四方楼)、特设监狱和水源地、供水室、火力发电厂、铁路专用线、专用机场、物资仓库、锅炉房等附属设施以及宿舍、神社、广场、礼堂、运动场、花园、医院、学校等生活设施。它拥有庞大的研究、生产、实验机构和3000多名人员,年经费达1000万日元以上。其本部下设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水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疹疗部等8个部和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特设监狱的“别班”。此外,731部队还分别设有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等4个支队和大连卫生研究所。它具有大量的先进设备和设施,其中,孵育器就达4500具,几天内就可生产3万万亿细菌及传染媒介物。所以,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能力上,731部队都远远超过了法西斯德国秘密设立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一次视察后说:“那里制造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与生产活动之巨大规模,竟使我极端惊异”。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特别是在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过程中,不仅仅设立了一个731部队,吏不仅只是进行了细菌武器的试验而是实施着一个全面的庞大的细菌战的战略部署和计划。在长春设立的100部队与731部队是一对孪生的恶魔。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中,它们担负着不同的任务,731部队是研究、制造和使用杀害人类的细菌武器的。100部队则是研究制造和使用杀害牲畜的细菌武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意、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日本在不断扩大其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加紧进行细菌战活动,继在中国东北建立731部队和100部队之后,又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秘密建立了一批研究、制造、实验细菌武器并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和基地。其中,有北京天坛附近号称“北支甲1855部队”的北京细菌武器研究所、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广州的波字第8604部队;在侵华日军的各军团内,还设置了“防疫给水部”和“兽类防疫部”,它们是在各细菌战基地指导下进行细菌战的野战部队。这样,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战略网。在这个战略网中,除731部队、100部队之外、华北、华中、华东等地的细菌战基地和特种部队的细菌战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罪恶也是非常严重的。仅以“华北防疫给水总部”为例,它“经常培养的霍乱菌,能消灭全世界的人口。”它和731部队一样,不仅利用动物进行细菌战的实验,而且也惨无人道地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战的实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揭露,这种实验除在其本部进行外,更经常的是在它的济南实验场进行。曾在济南这支部队里担任翻译官的崔亨振说:这支部队平均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对活人的细菌传染实验,每次要害死100多名被俘虏的中国军队官兵,他在这个部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就看见死亡的俘虏有1000多人。
在日本侵略军的细菌战战略网中,731部队是研究、实验的基地和指挥中心。石井四郎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不仅有权指挥关东军的特种部队,而且还有权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设在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在此期间,由于731部队和其他细菌战部队在细菌的大量培植、细菌武器的制造、细菌战人员的训练、细菌战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及准备均大有进展并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石并四郎在给日军参谋本部的报告中说:“731部队在创造有效的细菌进攻武器的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已经解决,该部队下一步的活动,则是完善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的过程和散布细菌的方法;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战的手段和方法,已达到可以用去实际达到战争目的程度。”于是，731部队等先后在诺门罕、宁波、常德等地和浙赣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由实验活动发展到了实战阶段。
(三)
日本侵略军在准备细菌战的过程中,与利用动、植物进行细菌战实验活动并大量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的同时,还进行着以活人为标本的细菌及细菌武器效能的实验。这种实验是极为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军通过这种实验杀害的中国军民数量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据日本细菌战犯川岛清供称:“第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从1940年到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人。”另据当时在平房基地负责印发机密文件的园尾估计,3000人死于这种试验。731部队问题专家、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记者下里估计,受害者达1万人。上面的两个数字,仅仅是731部队这一个“杀人工厂”5年间杀人数量的估计,而不是所有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杀害中国军民人数统计。显然,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细菌部队杀害中国军民的实际人数何止3000人、1万人，而其准确数字比这种估计不知要多出多少倍，用活人作为细菌战材料”,早在73实部队初创时期的背萌河实验场就开始了，他们把这些人称为“丸太”即“马路大”,(日语“原木的意思)。石并四郎使用的第一批“实验材料”是3抗日志士。石井四郎从中苏边境的鼠疫传染疫区捕捉来40只疫鼠,并在其身上取下染有鼠疫的跳蚤203只,然后从这些跳蚤体内提取液汁注人到3名中国抗日志士体内。结果:第一个人,19天后发烧达394度;第二个人,12天后发烧达40度。最后,他们都在昏迷的状态中被解剖了。对此,石井四郎还亲自写过一个检验报告。
据原731部队队员证实,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方法五花八门、数以百计,手段更是惨不忍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各种细菌传染实验。其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法”和“菌液内服法”,即采取欺骗或强制手段,把掺有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的牛奶、瓜果,让被实验者吃掉;或将其注射到他们的身体内。通过灌菌的观察发现,霍乱、肠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的效果最明显,死亡率较高。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大部分人3-7天即死亡;白喉菌也能产生致人于死地的效果;鼠疫菌通过胃肠传染的效果极差,仅有个别人死亡。疹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曾指导军医和技师把破伤风菌分为最低致命量的千倍、百倍、十倍接种给10个人,还把进人人体内产生毒素的芽胞再接种给另外两个人,结果,3名被接种破伤风菌的人死亡。①原731部队实验分队队长山下升供述:“在我担任细菌分队长的一年多时间,仅灌菌实验就使用了100多名抗日分子,他们多数死亡了,没死的又通过另外一种实验方法把他们都杀害了。
第二,三种细菌传染方法的对比实验。1942年,731部队的三谷班用45个人作为鼠疫菌的注射、埋人和内服三种方法的对比实验对象。每种实验又分为0.1克、0.2克、0.3克鼠疫菌液3组,每组5人;埋人量、内服量、注射量相同。实验结果:注射传染法效果最明显,注射最低量(0.1克)的被实验者1天以后即死亡;其次是理人传染法;发病最慢的是内服法,被实验者经过6天才死亡。
第三,两种疫苗的对比实验。1942年,731部队细菌班成立了一个“A”号人体实验队,实验内容是对渡边和山内使用超声波制造的疫苗和中黑大尉和细井雇员使用日本陆军军区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进行对比实验。他们选定了20名无辜的中国人做活体实验,首先由小林嘱托和细井技师对被实验者进行预防接种,给其中的8个人注射用超声波制造的霍乱疫苗,对另外8个人注射了用陆军军医学校制造的霍乱疫苗,其他4人没有进行预防注射。20天后进行人体感染实验,即把含有2%0克霍乱菌(对人体致死量为1%0克)的牛奶让20名被实验者喝下去,实验结果,接种超声波制造的疫苗的8个人中,除1人稍有腹痛、头痛之感于第二天复原外,其他人均无任何反应;而注射了军医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的8个人中,3名重症、1名死亡;没有进行预防接种的4个人第三天全部死亡。这次实验之后,731部队又改用鼠疫菌进行了多次对比实验,结果相同。
第四,冻伤实验。为此,731部队第一部专门设立了冻伤研究班。他们首先以动物为对象作冻伤实验,进而又残忍地以活人作实验材料。
第五,毒气实验。这是731部队以活人为材料的实验万式中最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夫亲眼看到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注入不同浓度(1度、2度、3度)到731部队队员每天将被关押的不同种类的毒气进行实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这种实验对象多是冻伤实验的幸存者。。731部队除利用活人进行毒气实验外,还使用毒气大模地杀害反抗实验的被关押的中国人、苏联人。
第六,解剖观察。731部队对人体的细菌传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和病理观察三个阶段。它的解剖观察,一般是作尸体解,但根据其需要,也进行活体解剖。活体解剖既有对病理的解剖,也有对健康人的解剖,以便对其进行对比观察。对人体的解剖,731部队的剑子手们常常采取乱刀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这种解剖室里的种种罪恶行径活生生地暴露了日本细菌战犯们刽子手的凶残及其狰狞面目。原731部队队员田村良雄记述了他看到的尸体解剖的具体情景。他说:“有一天,我跟着宇野城技师进了特别班的解剖室,一张解剖台的排水口正在往下滴着鲜红的血,是刚刚作完解剖;另一张解剖台上,停放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一个等待死亡的被实验者。现在,就要对他进行死亡观察了。随着铃木开始的命令,田村递过了解剖刀和止血钳。这时,被用脚鐐、手铐固定在解剖台上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是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眼里充满了愤怒的泪水,极干渴的喉咙里像是要发出追究暴行的叫喊似的,然而,他已发不出声音,嘴仅是动动而已。
731部队除进行上述实验外,还有将马血注人人的动脉血管的物实验、将人塞进密封的真空实验室的环境实验、人体倒挂实验、)部位、器官移植实验、在女人身上的梅毒传染实验,等等。731部队为了检验它生产的各种细菌、病毒、毒药和细菌气武器的实战效能,还不断以活人为靶子,进行野外实验。它把这种实验称为“实战演习”。为此,731部队在乎房附近的城子海和安达木斯、陶赖昭、肇东、呼伦贝尔、牡丹江等地设立了固定的或临制实验场。其实,这些实验场是比实验室规模更大、更残酷的杀人场。
731部队以活人为细菌战的实验材料,罪恶累累,证据确凿。1983秋,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博士研究生儿岛俊郎在东京神田旧书店中发现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两份报告书,一是《因“黄弹”射击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一是《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胞获种时的肌肉“时值”》。它对731部队以人体为对象的实验作了明确的记载。同年8月15日,日本的《每日新闻》首先对这两份报告书的有关情况作了报道。8月16日,中国的《人民日报》也以“日本发现原关东军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报告书”为题发表了消息。1985年(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以及《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1年出版)一书中均载录了这两份报告书及其介绍文章的中泽文。两份报告书的发现和公开发表,对日本国内那些企图通过否定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进而再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严正判决的极力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四)
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是实验和实战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的。1939年5月,诺门罕战争刚刚开始之际,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吉视察了731部队后命令石井四郎尽快制订出配合作战的方案。石并四郎接到参战命令后,派出731部队部分细菌战人员,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7月12日,他们潜入哈拉哈河旁,在1公里的河段上撒了各种细菌溶液22.5公斤。此外,731部队还加紧了细菌武器的生产如细菌榴散弹的生产等,并送往诺门罕前线。731部队使用细菌武器不仅使苏蒙军队受到伤害,而且日军也自食其果,除大批人员患伤寒、赤痢和霍乱等疫病外,还有40余人因细菌传染而死亡。
731部队不仅祸及东北,而且还殃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广大地区。它多次派出远征队,与日军其他部队协同进行细菌战,杀害中国军民。1940年10月4日,日机在浙江衢州县投撒了混有染上鼠疫菌的“人鼠共同蚤”麦粒、粟子等物,38天后,该地区22名鼠疫患者不治而亡。22日,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日机又在宁波上空投撒了染有疫菌的跳蚤和麦子、棉花等物,此后,该地发生鼠疫,99人染患,仅有2人被治愈。同年11月26日、27日,2架日机两次侵入金华上空投量鼠疫菌,造成鼠疫蔓延。被传染鼠疫病者,东阳县94人,死亡92人，义乌县308人,死亡257人,兰溪县36人,死亡12人。另外,日机在上虞、汤溪等地也投撒了鼠疫菌。1941年春,日军为了破坏中国军控制的重要枢纽常德及其铁路交通沿线地区,731部队又派出了第二批远征队,用飞机投撒染有鼠疫的跳蚤,引起该地发生鼠疫,400多人亡。1942年,它的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从配合,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副伤寒菌、鼠疫菌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发生鼠疫，中国军民大批死亡。
(五)
194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于是,日军731部队开始准备逃离和销赃灭迹。为此,它杀人灭口,使用速效能毒气,将特别监狱里关押着的“实验材料”400多中国人全部杀死,再浇上汽油烧。对其他不再需要的中国人用注射氰酸化合物的办法将其毒死,连同存放的细菌实验标本等,一起用汽车拉到松花江边,扔人江中。尤为可恶的是,731部队仓皇逃离之时,把他们生产的各种传染病菌投撒出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根治的遗害。事实证明,凡是有日军细菌队侵驻的地方,在其逃离之后都曾发生过瘟疫。1946年6月,哈尔滨平房地区的后二道沟屯、义发源屯、东井子屯发生瘟疫,共死亡119人。经过医学专家进行的病体检查和病源调查认定,731部队逃跑前有意放量鼠类和跳蚤。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鼠疫之后,鼠疫疫源固着下来,形成了哈尔滨疫区。自1946年至1954年,哈尔滨疫区发生6次鼠疫。另据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范说:“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撒放带菌的鼠蚤,1946年至1947年的两年内,在哈尔滨、长春、通辽、乾安、扶余、热河各地区,猖獗的鼠疫同时并发。1947年东北的鼠疫患者达3万人之多,仅通辽一地就死亡12000余人。热河、乾安、扶余等疫区各死亡1000余人。”在中国南方,731等日军细菌战部队染指的衢州县也于1946年、1947年几度遭受鼠疫的侵袭,死亡人数达201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年后，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会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充分认识它的侵略性、疯狂性、野蛮性和凶残性,永远记住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可耻和罪恶的一页,并以实际行动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
来源：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公布资料；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辛培林文章。
下节：日军在浙江发动细菌战、化学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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