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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无可依,还是老有所为?全球专家认为70岁才是新50岁

主要观点


  • 人类寿命不断延长,而出生率持续下降,会给全社会带来重大挑战
  • 在一些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并不一定会造成经济景气的下降
  • 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退休时间也更晚,而且身体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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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而出生率持续下降。这两个趋势相结合,给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还会在未来几十年给全球养老金、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更为严峻的财政和政治压力。罗汉堂于 2022 年 3 月 2 日举办线上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数十位全球顶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探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本次研讨会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养老金研究委员会执行主任奥利维亚·米切尔(Olivia Mitchell)主持。参会学者们在公共政策大背景下,针对人口统计、养老金设计和政策等多方面进行了对话。他们展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挑战了若干传统观点,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此外,专家们还探讨了科技对年长劳动人群的影响,以及企业在应对老龄化和新冠疫情方面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法和社会政策研究所的阿克斯·波什-苏潘(Axel Börsch-Supan)首先发言。传统上,关于老龄化的讨论往往集中在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上,但苏潘将此转变为承认并接受这些积极发展的一场讨论。他提出,全球各国政府,特别是欧洲各国应该作出相应调整。具体方法包括取消对人们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激励措施,增加教育而不是养老金支出,以及鼓励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北京大学的赵耀辉分享了从中国视角出发的观点。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变得越来越健康。与此同时,人们获得支持系统和医疗保健的机会也在提高。然而,年长人士在法定退休年龄后的劳动参与率呈下降态势。同时,子女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人们在年老时需要更好的经济保障。赵耀辉倡导建立一种鼓励延长工作年限的养老金制度,例如基于固定缴款的制度。此类系统还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允许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相互缴款。



重新定义“老年”


维特根斯坦人口与全球人力资本中心的沃尔夫冈·卢茨(Wolfgang Lutz)描述了“人口新陈代谢”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更多受过良好教育,且在晚年时更健康的人群。卢茨举例说,在韩国、新加坡及欧盟等地,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退休时间也更晚,而且身体更健康。他认为,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保持健康的体魄,并延长工作年限的话,那么生育率的下降可能并不一定会造成经济景气的下降。最后他补充说,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也会对一国有所帮助。


本次研讨会评议人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方汉明认为,预期寿命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趋势,已经带来了高龄人口抚养比上升的过渡期。但这些趋势最终会放缓并趋于稳定。与此同时,鉴于科技和医学创新已帮助降低了疾病发病率,我们应该考虑实际年龄和生物学年龄之间的差异,重新定义“老年”。另外,公共卫生倡议活动应进一步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人们晚年的生产力。



围绕科技对高龄劳动力的影响这一问题,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Albert Park)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到乐观的看法。亚洲开发银行在此前一份报告中指出,技术主要具有以下几个作用:替代工人的技能、补充他们的技能、传授他们的技能、使他们的技能与正确的工作相匹配,以及帮助他们延长工作寿命。


他还介绍了一项 2021 年的研究,指出美国的机器人化对于年长工人工作岗位的冲击相对较小,相反还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薪酬增长。2019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拥有高龄员工与高科技经济体的增长二者呈正相关。朴之水认为,更多的数字化措施,比如采取灵活工作安排,发展零工经济等,可以提高劳动力参与率,还能改善年长人士的健康状况。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激励措施来刺激上述领域的发展,并推动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身份转变


伦敦商学院教授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认为,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具有生产力的老龄化就显得愈发重要。她提出了从人生三个固定阶段,即全日制教育、工作和退休,向更有活力且灵活的形态,即多阶段人生转变的重要性。每个阶段时间更短,阶段之间的过渡更多。这种新的形态要求人们具有更高的自我认知能力,能够脱离他们的同年龄人群,来应对重大的人际网络和身份变化。格拉顿还谈到了企业年龄歧视问题,以及由新冠疫情引发的的大辞职(The Great Resignation)会如何最终推动公司做出改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认为,格拉顿提出的“身份”这一概念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潜在主要摩擦,值得进行更多研究。一个人的经验、人脉和社会资本可以被视为一种财产权,因此其就业状况的变化有着重大意义。皮萨里德斯同意几位演讲嘉宾的观点,即退休和养老金制度应该根据健康状况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年龄来构建。在技术方面,他认为技术恐惧症“已成为过去”,因为年长人士业已普遍接受了数字化。


在研讨会的问答环节,与会者探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碍,包括缺乏将健康年龄和生理年龄相区隔所需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每项具体工作的生命表,还有目前残疾养老金与老年养老金分割的问题,以及现收现付制引起的公众争议,还包括世界某些地区长寿但更早退休的妇女的问题。维特根斯坦中心的卢茨提到,如果从排放和气候影响的角度来看,一些人认为全球人口的最佳规模大约是在 30 亿左右。假设当前的生育趋势继续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两个世纪内发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为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发言。他借鉴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研究,指出养老金体系从固定收益向固定缴款的转变,凸显了在收入保障基础上积累财富的重要性。这对金融技术和工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建立一个能够保障退休人员生活水平的系统。他举了反向抵押贷款作为一种金融创新的例子。霍姆斯特罗姆还建议将志愿者工作纳入“第三部门”,此举有助于填平全职工作和退休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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