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独立、自由，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是100多年牺牲、奋斗、创造、成就的历史。
在这100多年里，我们遇到过不可胜数的艰难险阻，其中有许多次看起来几乎是不可破解的死局，但党在人民的支持下，最终都成功战胜了这些困难，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就像针对这次突发的新冠疫情，坚持“动态清零”的代价很大，因此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有人悲观。
在困难面前，躺平很容易，摆烂也很容易，但容易的选择往往是错误的，而正确的选择往往都是不容易的。
这是中国自1921年以来101年的历史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一、在绝境中坚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
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共8.6万多人，开始向湘西战略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其实是很突然的，各军团在10月7日才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他们马上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
8万多人带着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坛坛罐罐走在大量狭窄的山道上，行动缓慢，这使得蒋介石能够从容调动军队，一连给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经过长达5天不分昼夜的苦战，12月1日，中央红军最终全部渡过湘江，殿后的6000多人几乎全部牺牲，此时中央红军的总人数已锐减至3万多人。
油画《湘江战役》
此时，40多万国民党军队依然在身后穷追不舍，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2月11日，红军抵达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而白崇禧所属的桂军已经赶到通道西北的绥宁、城步一带修筑工事，等待准备北出湘西的中央红军自投罗网了。
此时在怀化一带的中央军有8个师，加上白崇禧指挥的桂军人数近20万，是红军的六、七倍，湘江战役之后的红军人困马乏，粮弹奇缺，就算能够冲破敌人在湘西的封锁线，也必定损失惨重，弄不好甚至全军覆没于此。
湘江战役之后，对红军的前途陷入悲观绝望，甚至曾经试图自杀的博古、李德已经丧失了独立行动的勇气，他们命令红二、六军团转向沅江上游行动牵制国民党军，同时不顾一切地命令中央红军寻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12月12日，在通道举行的中革军委七人紧急会议上，毛主席力主国民党军正在湘西张网以待，红军已经没有实力再和敌人硬拼，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以求得一线生机。
毛主席的意见得到除李德、博古以外多数同志的支持，虽然通道会议没有就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达成一致，但会后红军还是兵分两路向贵州方向进发。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会议，由于多数同志赞同毛主席向黔西北继续进军的意见，黎平会议最终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当然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接到的不仅仅是“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的第四条写道：
政治局认为要保证这一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改变红军命运的黎平会议纪念馆
这说明党中央已经认识到在红军中存在十分普遍的信心不足的问题，所谓“游击主义”，就是眼看大部队坚持不下去，要各自带小部队进山打游击。
这种思路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就是《西游记》里每次遇到挫折和困难后，猪八戒提出来的“散伙分行李”。
打游击，当“山大王”，劫富济贫，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岂不比风餐露宿，昼夜行军，朝不保夕地干革命要舒服多了？
革命本就艰难，退缩很容易，坚持很不容易。
一旦分散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党对革命武装就会失去控制，相当于承认革命失败了。
正因如此， 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克服悲观的情绪甚至拉队伍上山的严重错误思想，这是把革命坚持下去的根本保证。
在决定革命成败的分岔路口，黎平会议不仅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于湘西的厄运，而且为召开遵义会议争取了最为宝贵的时间。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同时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在10多天里就有4000多饱受地主、军阀欺压的穷苦老百姓加入红军，这使得红军的实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并做出了恢复毛主席军事领导岗位工作的正确决定。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它不仅是长征的伟大转折点，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抵达陕北的部分红军
当然，长征的艰难曲折远远不止过湘江：过金沙江，过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红军几次从绝境中走出来，最终第一批到达陕北一、三军团和中革军委只有7000多人。
但是中国革命的火种被保留下来了，今天的七千人，以后就能发展到七万人，七十万人，七百万人！
1935年12月27日，刚到达陕北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给红一、十五军团致电，提出：
“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长征是最好的试金石，经过长征考验的同志，一定是最坚定，最可靠的革命者！
二、顶住压力，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就下定决心中国一定要拥有原子弹。
苏联在自己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就急不可待地向毛主席展示了原子弹爆炸的录像，而美国政府在朝鲜战场被志愿军打得灰头土脸之后曾多次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不能称为世界大国，更不能称为世界强国。中国的独立、自由、主权和富强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1955年1月15日，中国决定开启自己的原子能事业，1958年6月，毛主席又再一次明确：“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原子城今貌
这一年，在青海北部的辽阔荒原上，崛起了新中国第一座核武器研发基地，它后来被称为“原子城”。
然而就在我们的核武器研发工作起步后不久，从1959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和副食品大量减产，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青海的研发基地，每个人都在为了搞出新中国自己的“争气弹”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可以吃的粮食却越来越少。
平时能有玉米糊糊吃就已经不错了，而更多的时候，核武器研发基地的工作人员只能拿着砖头自己去挖蕨根，再把蕨根磨成粉，这样做出来的蕨根粉里面总是有不少的砖头碎，但是大家也将就着咽下去了。
原子城的情况如此，在罗布泊的情况更是好不到哪去，基地的全体官兵靠挖野菜，摘骆驼刺补充食物，大多都营养不良。
罗布泊的食物少，水更少。当时负责基地建设的7169部队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来到罗布泊喝了第一口水就觉得水里好像有东西。
他仔细一看，原来杯子里有很多蚊子，有的漂在水面上，有的被煮熟都沉到了杯底，但又不好把它捞出来。由于蚊子太多，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就没剩多少了。
为了珍惜水，陈士榘还是连蚊子带水一起往肚子里灌。
前方的困难令人揪心，但“老大哥”也不失时机地添堵。
赫鲁晓夫野心勃勃
作为苏联方面自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生产出自己的核武器的，苏联一直想说服中国加入自己的核保护伞下，这样他们就能够控制中国，指挥中国。
尽管很勉强地同意派出专家支援中国的原子弹研发事业，但赫鲁晓夫心中是一万个不愿意，自然灾害爆发没过多久，苏联就撤回了所有援华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
苏联巴不得新中国放弃自己研发核武器，然后回头来找自己，愿意从此安心做自己的跟班小弟。
这在超级大国看来是十分普遍的做法：冷战爆发以后，美国用“核保护伞”笼络了一批小弟，直至远东的日本、韩国，都是美国核武器的保护国。
美国用核武器换来的是在当地驻军，影响被保护国的内政、国防和外交，让美国政府成为被保护国的“太上皇”。
由于在东欧已经用核武器拉拢了一批卫星国，此刻苏联的想法跟美国别无二致，而且他们十分确信，60年代初的新中国就算没有到山穷水尽，也已经是举步维艰了。
看历史统计数据就知道，1961年，新中国的财政收入仅为356.06亿元，比1959年猛跌了38%，这还不算，1962年又跌到313.55亿元，再次缩水12%，仅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
当时全国上下都需要经费来恢复生产，赈济灾民，同时还要挤出费用来支持原子弹发展，国家财政确实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对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不搞原子弹很容易，还能节省下一大笔钱用于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
参加国庆典礼的部分苏联对华友好人士
实在不行，就晚两年再搞，眼前这段日子可以找苏联，靠苏联的核武器保自己的平安。
不搞原子弹的退路很多，理由不少，但毛主席还是下定决心：抓紧时间克服万难，一定要把原子弹造出来。
毛主席还说：“苏联不肯给我们关键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笔账是很难还清的。”
中国人是有志气的，既然对方不给我们也不会求着给，而且真的给了那就是很大的人情债，在国际上中国面对苏联时将永远抬不起头来。
战胜自然灾害之后中国的原子弹研发紧锣密鼓地推进，到1963年底，我们自己在技术上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1963年11月2日，毛主席在会见尼泊尔客人时说：
“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不发达。但是，这会起变化，几十年后会变化的。”
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几十年后世界局势的变化足以证明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1996年10月，中国、美国、俄罗斯等44个有核能力的国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如果此时还没有拿到核大国的入场券，那么后面就很难有机会了。
冷战结束后，由于迷信所谓核大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一些国家放弃了核武器，但最终发现所谓的承诺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犯了可怕又愚蠢的错误。
中国自立更生的最强正义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几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判断，新中国成功试验原子弹将为世界争取十年和平时间。
而到了十年之后，原子弹、氢弹、导弹中国都拥有了，到那时“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
从实现工业化到自主研发原子弹，毛主席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四个字的伟大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
同样，坚持自力更生是很难的，而躺平完全依靠外国进口是简单的。就像某些立志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软件外包玩得飞起，但所有武器从一开始就要依赖各种进口，结果最后连自己国产武器都很困难。
历史发展的脚步不会等待任何人，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中国搭上了工业化的末班车，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而错过了这班车，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只有坚持自力更生，中国才会有独立自主、不怕任何人封锁、制裁、要挟的底气。
只有坚持自力更生，中国才会有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的不可战胜的能力。
只有坚持自力更生，中国才会有捍卫与保障自己人民幸福和安宁生活的充裕物质基础。
这样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人民永远不可能放弃。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三、解放思想，做敢于改革的中国人
1977年1月，带领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建设与发展征程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面前。
中国从明代后期以来落下了300多年的课，虽然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败了美国为首的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真正地站了起来。
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贫穷落后的面貌依然没有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
新中国成立前30年，国家是“一穷二白”，但毛主席大力推进的大规模基础性建设需要钱，加强国防需要用钱，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在“艰苦创业”。
前30年国家财政一分钱都要掰成好几瓣儿花，能做到一保吃饭，二保建设就已经很不错了。
当然，就算是1977年国家手头上也不宽裕，这时候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大胆进行改革，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起来？
维持现状躺平很容易，要改革不容易。因为既然改革，那就要改革人的理念、思想、行为方式。
1978年的中国一景
而原来的思想理念已经在中国发展了十多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要去扭转它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改革人的思想，必须从振兴教育和科学开始。于是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主动向中央提出提出想在科学和教育领域做些工作。
8月4日，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邓小平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来自全国主要高校的一批资深教育工作者以及多位知名科学家参加会议。
在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就急切地“问计”于参会专家：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
讲到振兴科学技术，就不可避免地要讲到人才，而要尽快培养人才，又必须改革教育。
8月6日，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大胆向邓小平建言：要从制度上保证录取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青年，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
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很久，也担心可能会得罪人，但是为了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为了国家的未来他不吐不快。
在邓小平的不断肯定和鼓励下，查全性最后大胆地说：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其实邓小平本来是考虑推迟一年恢复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但查教授发言引起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响应，这使得邓小平意识到必须下大决心对高校招生政策尽快进行调整。
1977年恢复高考
最终会上邓小平当场拍板，决定下半年就恢复高考，同时把“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十六字方针改成了“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去掉“单位同意”四个字，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几百万“上山下乡”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一年的11月28日至12月25日，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恢复了高考。
时至今日，高考依然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公平、最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1978年初到这一年的下半年，邓小平陆续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他看到了现代化、信息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
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又一次落后了，必须抓紧时间了！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定。
这次会议定的基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在会议闭幕讲话中说：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其实，这也是毛主席最为重要的思想要素之一，就是任何理论都要放在中国社会的环境下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使它变成有中国特色的，为国家发展强大服务的工具。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关键的转折点，从这次会议开始，全国近十亿人民真正踏上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征程，数十亿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中国不仅赶上了世界的步伐，而且清楚地告诉世界：中国特色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是有益于全人类的！
四、结语
其实遇到问题时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不断地在面临两个选择：一个简单的，一个困难的。
而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只敢去做简单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发展的勇气了。
在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们几乎每一次都做了最困难的选择，但每一次都实现了意义深远的成功。
现在有很多国家学习西方，向疫情投降躺平，搞“群体免疫”，但他们人口基数小，就算全部人都感染一次，也不会发生什么了不得的灾难。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的传播，将会造成巨大的混乱和灾难，人民的根本福祉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落后了西方整整300年，而西方依然在发展。如果要实现民族振兴，就意味着我们要用10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400年走的路，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们永远在路上！
我们一定会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