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谢万物启蒙，感谢孙海林校长的邀请，给我这个机会，向大家报告近年学习中国文化的一点心得。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积累，今天我们谈文化也好，谈教育也好，都绕不过这个传统。怎么认识和评价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今天的一大课题。
今年（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更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五四运动的时候，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标语。那个时候，先进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文化不行了，中国文化有问题，中国文化生病了”。
现在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破坏中国文化的罪魁祸首，要对中国文化的断层负责。这是求全责备了。五四运动有它的必要性和历史使命，实际上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做了清道、扫除的工作。宋代以来，中国文化渐渐有了暮气，明清以后，基本失去了活力，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刺激，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文化很难有自我革新的能力。
当然，中国文化有问题，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它。中国文化就像一颗宝珠，存在了几千年，外面沾染了污垢、落满了尘土。这些污垢和尘土把宝珠的光芒给遮住了，尽管有万丈光芒，但是放射不出来。因此，必须把污垢和尘土清理掉。我们看五四先贤的文章，发现他们所反对的“孔家店”，绝对不是孔子本身，而是历代帝王利用孔子做招牌，强加到孔子身上的那一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清理，不打破不足以缘起。胡适也好，鲁迅也好，他们表面上反对中国文化，骨子里是热爱的，“爱之深，责之切”。胡适和鲁迅的国学底子，即使在他们的时代，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我们用不着当卫道士。卫道士之类的话，很丧气。中国文化哪里这么脆弱？要你去卫道？真正的“道”，是遍在的、永存的，用不着我们去保卫。好的东西打不倒，经得起考验，真金不怕火炼。越是劫毁，越能看出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今天我们来学习国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要有批判的眼光，不能照搬，认为古人什么都是好的，这是复古思维。木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只有用颠覆的姿态才能够去继承它”。这句话耐人寻味。有的时候，打破是为了保存，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但有人说，尼采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中国文化发展了几千年，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正本清源。“正本”，就是去伪存真，“清源”，就是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是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西方文化也经历了这个历程。西方文化经历了一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那个时候只有一种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神权至上，教会统治，烧死了不少所谓的“异端分子”。后来西方人进行了宗教改革，才有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直接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回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为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了源头活水，文化河流的下游就会淤积、发臭。
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是因为它能接上源头活水。我们要找到这个源头活水。文化不是直线进化，反而有点像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如果你想发展、创新的文化，得回到文化的天地之始。就像划船，想要船往前走，船浆要往后划。这个船代表文化，船桨向后划，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这也是《道德经》所说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回归传统”，是枝叶对树根的呼唤，是游子对家园的思念。“回归传统”不是目的，目的是“创造未来”。传统不是压在肩上的负担，而是照亮未来的火把。所以，“回归传统”，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复兴。
读经的儿童
大家看这张图片，小朋友的古装应该是明朝的，但这个帽子有点不伦不类，不知是谁设计出来的。读的是什么经呢？不晓得，但是这个书很特别，是竹简。好费竹简啊！如果读《论语》，《论语》有一万五千多字，你得用多少片竹简呀？这显然是摆拍。偶尔体验一下可以，但不能强调这些外在的形式。小朋友不穿这种衣服，不读这种竹简书，是不是就不能学经典了？像我这种穿着衬衫和皮鞋，是不是就不能讲中国文化了？不一定非要整个长衫，拿个扇子。这就涉及到如何传承文化的问题。
文化的传承，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形的层面”（物质层面）。比如琴棋书画，我们用的筷子，穿的汉服，写的毛笔字，这是有形的。这是文化传承最容易下手的地方。仅仅停留在“形的层面”还不够，我给孔子学院的老师讲课，提醒他们，中国文化绝不仅仅是剪纸、窗花、包饺子，光提这些，人家会笑话的。
第二个是“义的层面”（意义层面）。主要是经典的传承。我们读经、史、子、集，需要用心去体会圣贤的心思。如果不能够和圣贤心心相印，或者不能够理解那些微妙的地方，这个书就读不进去。《论语》的第一句“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我们小的时候学习，老师说：“你看吧，孔子强调复习的重要性，按时去复习，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我们听了不信啊，也不敢问老师，心里琢磨“复习有什么快乐的？”我们当时觉得孔子错了。今天理解得深入一点了，有能力看古书的注解了，“学而时习之”这个“时”，它不是“按时”，而是“在合适的时候”，那个“习”是“做”的意思。你学了一个道理和方法，要在合适的时候把它用出来。是说“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第三个是“心的层面”（心灵层面）。我们看《论语》里的一句话，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现在老了呀，我做梦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这是孔子求道的真诚。就像谈恋爱的男女，白天想着恋人，做梦也梦见恋人，整个人都在你的心里，念兹在兹，挥之不去。对于孔子来说，他最推崇的人就是周公。推崇了什么程度呢？梦里来相会！这是深沉的文化情怀，和宗教情怀是相通的。虔诚的信徒，信佛教的做梦会梦见释迦牟尼佛，信基督教的会梦见耶稣基督。你特别想念的一个人，也会出现你的梦境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感应。这是古人所说的“感应道交”的原理。
“形的层面”现在不用提倡了，最容易下手，最容易普及。“心的层面”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我们要下功夫的是“义的层面”。“义的层面”主要体现在经典上。这也是我们强调以经典为中心的原因。
中国的古书浩如烟海，乾隆皇帝编了一部《四库全书》，八亿多字，我们看也看不过来。怎么办？抓元典，抓根本性的大经大典。根据古人的说法，我们把儒释道的经典，总结为“元典八部”。首先是儒家的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然后是道家的“三玄”，《易经》《道德经》《庄子》。佛法是从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的融合，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最简要、流传最广的经典是《心经》。一个现代人能把这八部书都看上一遍，已经很了不起了。
现在的人都讲究实用，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人问过我，学习经典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也是今天我们交流的重点：为什么要读经典？
首先是认识自己，了解文化属性。学习经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是谁？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可以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说话？为什么这么做事？为什么这么思考问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重农抑商”的倾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去看《晁错论贵粟疏》，里面讲得明明白白，农业能把农民拴在土地上，像植物一样，不让他们自由流动，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里面还提到商人不劳而获、投机取巧，有不少对商人、对商业很不友好的说法，这是中国文献里面比较早的“仇商”“仇富”的言论。我讲《古文观止》时候，这篇文章必讲，因为可以看到中国人观念从古到今的变迁。我们今天的户口制度，对土地、农业、商业文明的看法，都能在这篇古文里找到历史的根据。
文化属性里面，最重要的是文化人格。参透了文化人格，才能了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家，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可以称为“儒道人格类型”。这是我的好友、深圳的文化学者王羲烈提出来的，很有意思的文化发现。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帮我们从文化人格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
从大的方面来讲，每个人要么是道家，要么是儒家。儒家的基本面是入世的，积极进取的，要对人世尽责任；道家的基本面是出世的，冷眼观世，更关注个体的自由与存在。“儒道人格类型”再细分的话，可以分成四种人格类型。
第一：儒家的左派；
第二：儒家的右派；
第三：道家的左派；
第四：道家的右派。
儒家的左派有什么特点呢？要干事儿，要入世，非常有进取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不见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生命不止，奋斗不息，意志极为顽强。比如曾国藩，这个人很典型，扎硬寨，打呆仗。儒家左派还有一个特点，高度理想主义，爱较真，认死理，像屈原、海瑞、方孝孺，都是宁折不挠、九死不悔。一般来讲，儒家左派持身严谨，自律性强，比较严肃，一丝不苟，在《论语》里面，曾子“三省吾身”，从来不开玩笑，透出生命的庄严，这是儒家左派。
第二类，我们把他叫做儒家的右派。儒家左派、右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干事儿。人活着要尽责任，养儿育女，忠君爱国，反正要干事儿。但是，儒家右派不太一样，儒家右派有一定的弹性。儒家左派基本上没有弹性，钢铁意志，宁折不弯。儒家右派，如果遇到障碍的时候，可以退一步，比较圆融，有一定的弹性。
我们举一个例子，唐朝的白居易，我们都知道他写过《卖炭翁》，为老百姓鼓与呼，当翰林学士的时候，连皇帝也敢骂，当面批评皇帝“陛下误矣”，意思是“皇帝你错了”。胡适也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总统你错了”，弄得老蒋下不来台。这样的人，当权者不会喜欢。白居易后来被贬到江州当司马，“江州司马青衫湿”，日子不好过。流放了接近十年，才回到朝廷。回来之后，学乖了，不那么锋芒毕露了，明哲保身，和光同尘。他请求调到东都洛阳工作，挂了个闲职，只拿工资不上班，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写诗说“朝廷雇我做闲人”。白居易晚年家里有园林、有歌女，再喝上一杯自酿的新酒，日子惬意极了。他说自己是“中隐”，大隐在朝，小隐在山，“中隐”就是“吏隐”，当个无关紧要的闲官，心态比较超脱，很会安顿自己的人生。
苏东坡也是儒家右派。尽管他一再被贬，先贬到黄州，再贬到惠州，最后贬到海南，政治上不得意。苏东坡的好处是豁达，你尽管贬我，但是我能很好地安顿自己。不做正面的对抗，不做无畏的牺牲。被贬之后，还做不做事？照样做事，他本质上是儒家嘛！去海南的船上，他放了一口棺材，准备死在海南了。但到了海南之后，又意气洋洋，办学教书，注释四书五经，教黎族人种庄稼，一点都没闲着。他是有弹性的儒家，可以变通，可以退而求其次，屈能伸，能进能退。儒家左派不一样，只能进不能退，古人说“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突出的东西容易折损，干净的东西容易污染，是对这一类人很形象的概况。
儒家右派再往前走一步，就是道家了。和儒家相比，道家做事的心态更放松、更超脱。道家人物做事，功利性、目的性不是那么强。以玩的心态，或者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觉得养孩子好辛苦，教育孩子好辛苦。道家的人不是这样，你干嘛那么操心，孩子不属于我们，他有他的轨迹和命运，不要管，少管，“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道家豁达洒脱，能把极大的事情看的极小，也能从极小的事情里找到极大的快乐。所以，每当天崩地裂的时候，出来收拾局面的都是道家人物。
道家也分左派、右派。左派还是要做事，还是要奋斗。儒家做事举轻若重，道家做事举重若轻。道家人物做事，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一种游戏的心态，做事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功名，而是因缘所至，无心为之，“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像刘邦，他一开始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说我要当天子，要挽救天下苍生，没有这样想。道家的人不会特别规划，而是顺势而为、顺水推舟。刘邦四十七岁的时候还在沛县的街头游荡呢，他有什么人生规划，只不过赶上时机罢了！当时秦末天下大乱，沛县也反了，要推举一个领头的。大家都不敢挑头，最后想到刘邦，让他带着大家干。刘邦也没多想，就答应了，就这样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阴差阳错，最后居然成了大汉的开国皇帝。
李白是大诗人，也想做官，他也知道自己做不了，但是想做官。他做官就是为了好玩儿。李白这个人很复杂，少年的时候是一个侠客，杀过人，后来又跟着道士学炼丹，剑术也很高超，诗又写得好，名满天下。唯一没有体验的是什么？做官。我得当当官，体验体验做官的乐趣。他后来进宫给皇帝当秘书，写了不少皇家的赞美诗。李白做官，是为了体验，不是真的想当大官，有实权，都不是，他觉得好玩。这是道家左派。
道家左派，还可以举一个人物出来，就是姚广孝，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和尚，“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我们知道，朱元璋死了之后，传位给他的孙子，叫朱允炆。他有几个叔叔在外地当王爷，权力很大，他就想撤销这几个叔叔的封地，要“削藩”。他的四叔朱棣，兵强马壮，不服气，起兵反对朝廷。给朱棣出谋划策的就是姚广孝，法名道衍禅师。这人非常厉害，神机妙算。造反前夕，他们开会密谋，忽然房顶上的瓦掉下来了，摔碎了。朱棣和手下的人大惊，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啊！姚广孝反应很快，安慰大家：“这是好事！王爷的瓦是绿瓦，这个绿瓦掉下来摔碎了，说明王爷要换瓦了。”换什么瓦呀？换皇上用的黄瓦。朱棣一听，高兴了。你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精神领袖，关键时刻，能安定人心。那么问题来了，他是一个和尚，为什么要参与政治呢？就是为了了个心愿。他年轻的时候，有这个心愿，想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后来遇到朱棣，少年的梦想又开始涌动，风云际会，这才上演了明代历史惊心动魄的一幕。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封姚广孝为国师，他不要，赐给他美女，也不要，给他大宅子也不要。他不还俗，也不当官，安安静静地住在北京的一个庙里，天天念佛，功成身退。姚广孝、张良这些人都是道家左派，最后都能急流勇退、功成身退。
道家的右派，比较特别。道家左派还出来做事，道家右派根本就不出来做事，我不跟你们玩，“躲进小楼成一统”。比如说颜回，孔子的首席弟子，你把《论语》翻烂了，也不晓得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情，就是住在陋巷里，喝白水，吃粗粮，就这样的一个人，没见他做过什么事。陶渊明也是，放着县令不当，回家种地，注意哦，他不是行为艺术，真是一锄头一锄头地刨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早出晚归，很辛苦。他有他的精神世界，乐在其中。最潇洒的是东汉的严君平，四川成都人，大学问家杨雄的老师。这个老先生，平时在街上卖卦，卖卦的钱到了一百钱，可以够几天吃饭了，好了，不卖了，回家去。别人劝他多卖一点，多赚一点。他说：“赚那么多干什么呀？回家读书去。”他连多余的钱都不愿意赚。这是道家的右派，勘破了名利的虚妄，追求是率性、自由、逍遥。
这个儒道人格类型，可以帮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读书的时候，我以道家自居，等到结婚生子之后，我发现我和我爸爸一样，喜欢管孩子，喜欢教育孩子。道家没有这么干的呀，说明我还是儒家的底子。以前我们看《红楼梦》，最讨厌的就是那个贾政，他老打贾宝玉，宝玉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现在我们就理解了，宝玉是什么性格？宝玉是道家右派，不做官不读书，不求上进，最后出家当了和尚。贾政是儒家左派，最左的和最右的碰到一起了，你说父子俩怎么相处啊？贾宝玉可以吟诗作赋，可以谈情说爱。贾政不一样，要维持一个家族，他要负这个责任。在贾政看来，宝玉不知轻重，在外面胡作非为，牵扯到贾府怎么办？贾政是从家族安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他身上有压力、有责任。很有意思啊，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讨厌贾政，到了中年会慢慢理解贾政，这是不同的心境。我们从经典里看到了自己深层的心态。
学习经典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培养一个人内在的定力。中国文化的经典有安顿人心的力量，让我们有精神上的支撑。有了精神的支撑，天崩地裂也不用怕。没有这个文化的根，一刮风下雨，我们就倒架了。孟子的这段话非常好，他说什么是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大丈夫的形象，也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形象。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道义为信仰，不降身辱志，不朝三暮四，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安之若素。“富贵不能淫”，有钱有势的时候不花天酒地，迷失自己；“贫贱不能移”，贫困卑贱的时候，守死善道，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威武不能屈”，面对外界的威胁和压力，不畏惧，不屈服。孟子的这段话鼓舞了多少人！每当读到这段话，即使是懦弱的人，也会受到感染，自然生起一种浩然之气。
说到孟子，讲个小故事。我在新加坡有个学生，有段时间得了抑郁症，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准备跳楼了。一个脚都爬在窗上去了，都要下去了，跨在窗子上了。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了孟子的一段话，是中学课本学过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突然冒出来了，冒出来的时候，脑子一下子清醒了，退回来了。她告诉我：“感谢孟子救了我一命，所以我特地请了一个书法家，把这段话写下来，裱起来，挂在墙上，天天拜一拜。”你看，关键时刻，经典能救命啊！经典有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
梁漱溟先生
这位是梁漱溟先生，他老人家活到九十四岁，他佐证了“大德必寿”的道理。文革的时候，受冲击，开批斗会声讨他，斗完之后，老先生慢慢悠悠打一圈太极拳，然后才回家。这里有功夫，他用儒家的修养和功夫来面对劫难。十年浩劫里面，老舍先生，傅雷先生，都自杀了，很让人痛心。梁漱溟先生挺过来了，很重要的原因：他是儒家的信徒，他坚信儒家的信念。这给了他力量和支撑。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定力，大灾大难之前，很容易动摇。大家看梁漱溟老先生，干干瘦瘦的，但我们能感觉他身上有股气，这股气是什么？说不出来。有个作家拜访过梁先生，也有这种感觉。《诗经》里讲“既饱以德”，有定力的人，有内在定力的人，他本身有一种德行，这种德行散发出的力量，可以感染别人，让人内心感到饱满充盈。能量大的人，什么话也不说，我们坐在他身边，一下子安静了，如沐春风。
我们的孩子要早一点接触经典，早一点学习经典，这会让他们终身受用。圣贤的智慧，圣贤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会跟他一辈子。我们当父母的不可能陪他一辈子，但是经典可以。可以说，经典是安放在孩子内心深处的定海神针。有了经典的陪伴，即使孩子以后遇到大风大浪，也可以从容面对。
大家所熟悉的叶嘉莹先生，她一生很坎坷，遭遇了很多人生磨难。为什么能挺过来？她说：“我小时候读《论语》，最困难的时候，是《论语》给了我力量！”叶先生小的时候，没有上一般的小学，而是请来家庭教师教她读“四书”，第一册读的就是《论语》。她后来谈到这段经历，对我们今天如何学习经典也有启发：“早年我所接受的是以熟读背诵为主的传统教育方式，无论懂与不懂、解与不解，一概深深地印入脑中。《论语》是我最早背诵的书，也是我最为熟记的书，此后数十年的人生路途中，无论遇到任何困惑或苦难，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我往往就由此一两句话，得到了答案和解脱。”叶先生切身体会到经典对人的影响和作用，这告诉我们，小孩子读经典，读不懂也没关系，先记到脑子里，日后再反刍、体悟，这是无形的智慧与力量。
第三，学习经典可以让人常葆志气情操。现在我们教育里面，不怎么强调这种志气，或者志向。古人不一样，对“志”，对“志气”是非常重视的。你看孟子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志，气之帅也”。一个人有没有生气，有没有活力，就看你有没有志向。如果你有很高远的志向，要救苦救难，要服务社会，要帮助他人，这样的人是不会颓废的。为什么很多富二代富三代吸毒、要酗酒？不需要他做什么啦！家里条件很好，不需要做什么，失去人生目标了。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他就容易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有使命感的人，气象是不一样，挺拔昂扬，有斗志，有力量。
宋代的大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很大气，一直是后世读书人的座右铭。有人批评说张载唱高调，其实不是唱高调，是你的境界不能理解人家张载的境界，你才认为是唱高调。我们发现，那些取得一定成就，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都相信“大道理”。现在是“小时代”（一部电影的名字），谈大道理有点不合时宜了，人家会笑。但是，你如果真正相信大道理，肯定会受益的。很多人不相信，他功利啊，眼前就那点东西，车子、房子、位子，不相信什么大道理，这样的人没有大前途，充其量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真正的老实人相信大道理，不相信大道理，走不远。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人，面对正在建立价值观的学生，不要讲一些很俗气的话，什么“背一个英语单词，可以赚一美元，背一万个英语单词，就能赚一万元”，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你完全可以换个说法啊，“背好英语单词，可以更好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将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这是不是要更好一些？“推倒一世之智勇, 开拓万古之心胸”，我们不要限制学生，要开拓他们的心胸，鼓励他们追求更为高远的人生境界。
张良像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年轻人的志气，比什么都宝贵。有了志气，百事可为，万事可做。秦始皇不得了吧，张良就敢刺杀他，他的祖国韩国被秦国灭掉了不甘心，雇了一个大力士埋伏在路边，刺杀秦始皇。秦始皇那个时候如日中天，“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气势如虹，权力盖世。张良不怕，敢于挑战强权，把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扔向秦始皇的车，没砸中，砸中了秦始皇的副车，把里面的人砸死了。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惊呆了：海内一统，光天化日，还有这么大胆的人，敢来刺杀我？通令全国追缉，捉拿了十几天，也没捉到张良。张良不是那种威武高大的人，而是有点柔柔弱弱的，司马迁说他如妇人好女，长得很文静，但他有这么大的气魄。面对庞大无比的帝国，威名赫赫的大帝，他也敢放马过去，杀上一枪。这是不慑服于权力，不摄于既定的秩序。
张良的这种英气，在民国那代人的身上也有体现。孙中山一个学医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开个诊所，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道路。毛泽东学历不过中专，出身农家，志向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周恩来也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今天不一样了，到处是“小确幸”，到处是“岁月静好”，我们已经不能理解那一代人的抱负与梦想。民国的那一代人，生命能量出奇地饱满，“志帅气”啊，没有“志”，哪来的激情，哪来的勇气？
第四、读经典可以培养我们的感知和觉察能力。孔子在《论语》里谈“仁”字，谈了一百零五次。什么是“仁”？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人、对事有感觉，这就是“仁”。有一个成语叫“麻木不仁“，麻木了，对人对物没有感觉了，你怎么会去“仁”呢？怎么会去爱呢？爱的第一步是对人有感觉，没有感觉，你让他去孝顺父母，让他去关心别人，不可能。他没有这个眼力见。
中国的教育很重视训练孩子的眼力见，要能察言观色。在这里，察言观色不是贬义词。中国人为什么要讲“孝”？“孝”其实是培养孩子对父母的感知和觉察。你怎么样才能做到孝呢？你先得知道父母想什么？父母需要什么？父母担心什么？对父母有觉察，到社会上对别人也有觉察，甚至对自己的敌人也会有觉察。现在有的孩子，包括成人，没有这个眼力见，不知死活、不知轻重，导致对很多事情没有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很多事情我们不要替孩子做，要让他做家务，要让他为父母做事情，通过做事情来训练对人、对物的感觉。如果不在家庭里去培训他，等他到了社会上就晚了。让孩子做事，是在教育孩子，是在帮助孩子，是在成就孩子。
我们从亲子感情的角度来讲，孩子为什么对父母有感情啊？他为你做事啊，为爸爸妈妈做了很多事情，他自然对你有感情。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为你做过，你还指望他对你有感情不可能的。我们对孩子为什么感情啊？我们在孩子身上花费了时间，花费了精力，当然有感情了。那孩子在你身上什么事情没给你做过，你还希望他对你有感情，这是不可能的。孝道不简单，是很高明的学问，可以说是中国家庭的“帝王学”，培养的是孩子的感知力和觉察力。
现在教育界对体罚有争议，不提倡打孩子。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句俗话：“一等人用眼，二等人用嘴，三等人用手”。聪明的孩子，有眼力见的孩子，他做错了事情，你看他一眼，他就明白了，知错了；差一点的，说他几句，他也明白过来。最差的，你怎么说他都不听，都不改，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只好打了。打不是目的，是为了引起他的警觉，引起他的重视。如果这个孩子不知死活，不知轻重，以后遇到危险怎么办？遇到诱惑怎么办？没有警觉性，很容易犯错误，所以要培养。京剧里的锣鼓，禅宗里的棒喝，都能让人当下一惊，不昏沉了，不懈怠了，中国文化的妙处就在这些地方。
现在很多人的感知能力很差啊！给小孩子洗澡，还要买一个水温计，测一测水温合适不合适，奇怪吧，我们的手连水的温热都试不出来了。感知力在退化。生活越方便，感知力退化得越彻底。我们的经典里面很多内容，包括《易经》，包括《论语》，都强调训练人的感知力，让人对外界、外物有所觉察，而不是到了危险的地方，自己还不知道。
读经典的好处，上面说了三点，比较具体。最后我们谈谈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读经典可以圆满我们的人生智慧。历史有新旧，智慧无古今，我们要善用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儒家“时位中应”的智慧，道家“顺其自然，无为而不为”的智慧，佛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智慧，现在还值得我们细细学习与体悟。
（本文是王语行老师在“万物启蒙”讲座的部分内容，原题为《中国文化经典与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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