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图为郑永年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演讲。（资料图片）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7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从积贫积弱到繁荣昌盛，从封闭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步入新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软力量建设，已经成为了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期栏目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进行专访，让我们随他一起，探寻中国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了解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发展方向。
中国能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支撑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您提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在您看来，应当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模式”在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郑永年：在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我曾提到：“所有以前大国的崛起，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崛起。”新的制度的产生，能够带来支撑大国发展的力量，而中国能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背后的支撑。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的巨大成就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直认为经济是资本的责任，与国家无关，政府干预经济是不正常的。但就中国而言，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管理经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西方所具有的货币、财政政策工具之外，中国还有着一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它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平衡市场的力量，以及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无论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发生经济危机，中国没有？这就是中国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从政治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有了新的提升，为执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础。
记者：您刚才提到《大国崛起》，里面讲到了15世纪以来的一些国家崛起的过程。这些国家的兴起，其实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
郑永年：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是必要的，文明本质上都是交流的、互相学习的，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也学东方，学中国的理性文化和官僚体制、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技术和数学。但学其他国家首先要明确谁是主体的问题，也就是在学习其他国家优秀文化的同时，一定要搞清楚，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把自己变成别人、把自己的文明变成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更深厚的。
一直以来，中国都在强调独立自主，但独立自主并不等同于关起门来。任何一个文明只要关起门来，肯定是会衰落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自己为主体，在坚持做好自己的同时向其他国家学习，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初心、使命、宗旨决定了它是实现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
记者：改革开放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您认为改革开放的历程有着怎样的中国特色，反映了怎样的中国制度优势？
郑永年：改革开放是为了什么？经济要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社会要稳定，民族要和谐，这些都有价值。问题是，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中去实现这些价值？
改革就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面临的具体问题。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后来的“最低生活保障”，再到这几年大规模的精准扶贫，中国正是这样让老百姓得到了扎扎实实的好处，产生了具体的获得感。
说到扶贫，其实这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能力的问题。没有国家不想做扶贫，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想做，但中国共产党有主导力量体制来进行大规模扶贫，其他国家却找不到这样一个抓手来推行这个政策。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制度优势。
制度优势的背后，其实还在于执政党。我曾说过，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它从成立之初，就有它的使命，那就是通过向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稳定社会秩序，让人民群众产生获得感。
强调初心，就是强调党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基础，就是看有没有实现这个使命，具体来说就是向人民承诺的要做的事情、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如果能够通过完成自身使命，让老百姓产生获得感，那执政党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从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2050年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有长远的使命，也有阶段性的使命，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使命。
进入新时代后，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就是要干，实干兴邦。重点是进行制度建设，对现有制度的巩固、优化、改善，是没有止境的，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初心、使命、宗旨都决定了它是实现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
中国在开放的状态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维持自己经济的正常增长，就是对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最大的贡献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大要有大的样子”。前不久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您认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世界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
郑永年：改革开放的1.0版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请进来”，紧随其后的2.0版是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后更大规模的开放，叫“接轨”，接下来的3.0版则是资本“走出去”。而现在，开放就要到4.0版了。
进一步的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一方面是中国自己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4.0版的开放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需要更加开放的平台做大事。比如建设自贸港、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另一方面是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公共品，需要国家去维持，而大国应当在此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加入WTO后，中国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在开放的状态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维持自己经济的正常增长，就是对全球化、对其他国家最大的贡献。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必将会为世界经济持续向好、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带来更多重要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记者：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变局，它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怎样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以前的世界秩序是以欧美为绝对中心的，现在这个秩序开始动摇了，这才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变局。如果说中国以前的发展是以国内为重心，那么下一步就必须考虑如何在国际体系中谋求发展。这是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要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的问题，要建立一套怎么样的国际体系的问题。
在大变局中，中国迎来了一系列的机遇。作为最庞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了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而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币的影响力也在快速提升。
此外，中国的内部经济扩张仍然有很大的空间，这意味着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较之西方，中国经济仍然会处于高增长时期。
与此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既要跟发达的西方打交道，又要跟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打交道。
如何才能实现我们所说的世界和平？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提供？如何在多元的世界体系中跟其他的体制和平共存？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
读懂中国，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记者：以前您曾讲过，当代中国研究的核心就是理解中国。您认为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让世界理解中国？
郑永年：让世界理解中国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现在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了，就需要被人理解，人家理解你，才会接受你。二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它们也需要理解中国，因为当前中国所说的所做的、吃什么不吃什么、用什么不用什么，都对世界经济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那么获取理解的方式是什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近代以来，整个话语体系是由西方大力打造的，西方国家占有绝对的话语权。中国虽然发展得快，但是基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一直在借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这可能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曲解中国。
理解中国，不是嘴上说出来的。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知识群体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中国的知识群体不能扮演类似的角色，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和当代的最优实践经验解释清楚，中国就很难拥有软力量。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郑永年：讲好中国故事不光是一个方式的问题，还是一个知识体系的问题。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会有话语，话语只是把这些知识体系传播出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故事。
所以需要整整几代人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研究，创造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并进一步文本化、理论化，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对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知识体系的构建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从解释自己的社会，无法认清社会的发展趋势，不知道要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变得只会应用，不会创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其实，中国的知识体系建构跟现在的IT产业发展是一个道理，就是要有原创性的东西。只有有了原创性的知识体系，中国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才能把解释权握在自己手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的，不进则退。（本报记者 初英杰 见习记者 左翰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