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女士(左)曾为廖文良(右)工作数年
她是一名印尼家庭佣工，在一个极其富裕的新加坡家庭工作，月薪600新元(合2978元人民币)。
他是她的雇主，是新加坡商界巨头，也是新加坡几家最大公司的董事长，曾因对机场的贡献而获得总统勋章。
有一天，他的家人指控她从他家偷东西。他们向警方举报了她，并由此引发了一桩高调的法庭案件，这起案件以盗窃豪华手提包、dvd播放机，甚至被指控为“变装”的罪名，牢牢抓住了这个国家。
本月早些时候，帕蒂·利亚尼(Parti Liyani)最终被无罪释放。
“我很高兴我终于自由了，”她告诉记者。“我已经战斗四年了。”
但她的案件引发了新加坡不平等和诉诸司法的问题，很多人都问她最初是如何被判有罪的。
2007年，帕蒂第一次来到廖文良的家中工作，那时候他家还有包括他儿子卡尔在内的几个家庭成员。
2016年3月，儿子卡尔和他的家人搬出了家，住在别处。
在一份详细说明事件经过的法庭文件中记录着：帕蒂曾多次被要求打扫老板的新房子和办公室，这违反了当地的劳动法规，她此前曾对此提出过投诉。
几个月后，廖文良一家告诉帕蒂，她被解雇了，因为怀疑她从他们家偷东西。
但是当卡尔告诉帕蒂她的工作被终止时，据说她告诉他：“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拒绝清理你的厕所你很生气。”
她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自己的东西装进几个箱子里，然后他们一家就会把它们运到印度尼西亚。在同一天，她飞回家了。
在收拾行李时，她威胁他们要向新加坡当局投诉，因为有人要求她打扫卡尔先生的房子。
在帕蒂女士离开后，廖先生一家决定检查这些箱子，并声称他们在里面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物品。10月13日，廖先生和他的儿子向警方报案了。
帕蒂说，她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五周后，她才飞往新加坡寻找新工作，并在抵达新加坡后被捕。
因为她是刑事诉讼的对象，没有办法工作，只能留在一个移徙工人收容所，在案件拖延期间依靠他们获得财政援助。
换装和一把粉红刀
帕蒂被指控从廖先生家偷走了多种物品，其中包括115件衣服、豪华手提包、一台DVD播放机和一只杰拉尔德·金塔手表。
据说这些物品总共价值34 000新元（约合16万人民币）。
在审判期间，她争辩说，这些据称被盗的物品要么是她的随身物品，要么是她发现的废弃物品，要么就是她自己没有装进箱子里的东西。
2019年，一位地区法官判定她有罪，判处她两年零两个月的监禁。帕蒂决定对裁决提出上诉。直到本月上旬，新加坡高等法院才宣判她无罪。
法官陈生安总结说，这家人对她提出的指控有“不正当动机”，但也指出了警方、检察官甚至地区法官处理此案的几个问题。他说，有理由相信廖先生一家已经向警方提交了针对她的报告，用来阻止她就“被非法派去打扫卡尔·卢先生的房子”一事提出申诉。
法官指出，被帕蒂偷走的许多物品实际上已经损坏，比如有一个按钮不见了的手表和两部坏了的苹果手机。他还表示，偷一堆破损的物品并不寻常。
在这起案件中，帕蒂还被指控偷了一台DVD播放机。她说，这台DVD播放机因为坏了早就被这家人扔掉了。
帕蒂声称，她认为DVD播放机坏了就拿走了。
检察官后来承认，他们知道这台机器不能播放DVD，但在审判期间并没有透露这一点。这引起了陈法官的批评，因为他们使用了一种“对被告特别不利的花招”。
此外，陈生安法官还质疑廖先生作为证人的公信力。
此前，廖先生指控帕蒂偷了一把粉红色的刀，据称他在英国买了这把刀，并于2002年带回新加坡。但他后来承认，这把刀有一种现代设计元素，在2002年以前不可能在英国生产。
他还声称，帕蒂拥有的各种衣服，包括女装，实际上都是他的，但后来他忘了自己是否拥有这些衣服。在庭审期间，当被问到他为什么拥有女装时，他说他喜欢穿连衣裙。
陈法官认为，这一说法非常难以置信。
陈生安法官还质疑警方所采取的行动。警方在作出初步报告后约五个星期，才到有关罪行的现场视察。
警方也没有为她提供一名会说印尼语的翻译，而是提供了一位会说马来语的人，而这并不是帕蒂习惯的语言。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尤金·谭(Eugene Tan)告诉BBC新闻：“警方在处理调查时的行为非常令人担忧。而地区法官似乎对案件早有预断，没有找出警察和检察官的不足之处。”
大卫与歌利亚之战
此案触动了新加坡的神经。
在新加坡，人们的愤怒主要集中在廖先生和他的家人身上。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富人精英们欺负穷人弱者，并按自己的规则去生活的例子。
虽然正义最终占了上风，但在一些新加坡人民的眼中，它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制度公平公正的信念。
“最近这些年，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谭教授说。
“这起案件中明显的系统性失败引起了公众的不安。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问题是：如果我是她的话呢？它会得到公正的调查、公正的判断吗？”
“廖先生一家能够让警方和下级法院接受虚假指控，这让人们对原有的制衡是否足够提出了合理的质疑。“
在公众强烈抗议后，廖文良宣布，他将辞去几家知名公司的董事长一职。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尊重”高等法院的裁决，并对新加坡的法律制度抱有信心。但他也为自己作出警方报告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说：“我真的相信，如果有人怀疑有不法行为，我们有责任向警方报告此事”。
廖先生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声明。
该案引发了对警察和检察程序的审查。法律和内政部长承认“在一系列事件中出了问题”。
政府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密切关注。如果它不能解决新加坡人提出的“加强问责和系统公平”的要求，这可能会导致“精英阶层将自身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的痛心感觉”。新加坡评论员唐纳德·洛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争论的核心是精英主义是否已经渗透到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并暴露出我们道德体系的衰败。”前记者巴拉吉在另一篇评论中说。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救助者、律师、积极分子和法官的工作就白费了。”
此案也凸显了民工诉诸司法的问题。
因为非政府组织Home和律师安尼尔·巴尔昌达尼(Anil Balchandani)的支持，帕蒂才能够留在新加坡为自己的案子打官司。但她估计，如果不是律师安尼尔·巴尔昌达尼为她提供了无偿服务，他的律师费会达到15万新元（约合74万人民币）。
帕蒂女士和安尼尔·巴尔昌达尼律师已经一起打了多年官司
据Home介绍，新加坡确实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资源，但由于他们通常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很多面临法律诉讼的人往往决定不打官司，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奢侈机会，让自己几个月甚至几年没有收入。
“帕蒂的律师坚定地代表着她……顽强地反抗着国家的力量。法律资源的不对称是如此明显，”谭教授说。
“这是一场大卫和歌利亚的战斗——大卫胜利了。”
至于帕蒂女士，她说她现在要回家了。
“现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想回到印度尼西亚，”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原谅我的雇主，只想告诉他们不要对其他工人做同样的事。”
编辑：李卓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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