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 | 葛辛晶
插图 | 蔡鸿君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经济腾飞后积极经略东南亚，对东盟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日本紧跟美国战略转移步伐，实施美日印太战略，对华态度逐渐强硬，中日关系经受考验。东盟是印太战略核心区域，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重心所在，涉及中日两国各自巨大经济利益，两国在东盟必将长期存在竞争与合作。中国支付业布局东盟良久，此时要在中日竞合中找准发力点，做大东盟业务。
日本对东盟经济金融的影响力巨大
1957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表示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的亚洲外交是与日美基轴外交、联合国中心外交并列的日本三大外交支柱之一。此后，日本通过贸易、投资和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良好关系，成为东南亚经济社会建设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日本经济产业省2021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在亚洲各国的现地法人共计约1.74万家，其中东盟十国的比例连续9年增加，日本企业进驻最多的东盟国家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2020年日本企业在东盟国家的并购案数量达到145件。
日本政府特别关注对东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2015年，安倍政府携手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投资方，共同推出“优质基建伙伴计划”（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PQI），承诺到2020年为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价值11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本。日本政府对东盟投资的持续支持推高了日本在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量。Fitch Solutions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日本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未完成项目投资量为2590亿美元，远高于中国的1570亿美元。
新冠疫情发生后，中日两国对东盟绿地基础设施投资量都呈现下降态势，但日本在投资方面对中国的领先优势有扩大迹象。日本在东盟市场的成功归功于该国政府、准官方机构、相关企业从项目融资到承包、建设、物流的集团化运作。越南胡志明市城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堪为日本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缩影。项目起始于九年前，日本国际协力机构（the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给予大力支持，住友公司（Sumitomo Corporation）赢得项目建设合同，东京地铁（Tokyo Metro）提供项目技术协助，日立公司（Hitachi Corporation）负责生产地铁车厢并运送至项目地点。日本大型企业不仅以项目建设和运营深入东盟，还经由东盟市场加快自身国际化进程。1957年，丰田公司即从泰国起步打开国际市场。之后，日本数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进军东南亚，携手日本其他中小企业共同展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的经济体量仅为美国的1/4，但日本对东盟出口额超越美国。
日本积极参与东盟支付市场发展。日本移动支付应用Line Pay在泰国和印尼广受欢迎，2018年启动加密货币交易所BitBox，运营工作由驻新加坡的Line Tech Plus负责。日本汇款公司SBI Remit携手越南外贸股份商业银行（Tien Phong Commercial Joint Stock Bank），以分布式技术驱动日本和越南间货币转账。日本金融服务局（th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FSA）还和新加坡金管局（MAS）建立合作框架，赋能FSA和MAS相互推荐各自市场内的金融科技企业，降低监管的不确定性，打破市场进入壁垒，便于监管机构在各自市场分享和使用金融服务创新信息。可见，日本极大带动了东盟的产业和民生发展。中国支付业需重视日本对东盟施加的经济金融影响，在东盟寻求与日本的竞合切入点，尽量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支付业和日本在东盟的竞合切入点
依托基建项目，扩大中国规则和标准支付解决方案的使用范围。“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后，中国经济界深挖东盟潜力，参与了东盟众多基建项目建设。东盟社会整体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在建项目必然欢迎基于云计算、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各类解决方案。中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在赋能经济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非常适宜向东盟基建项目移植和输送，成为与日本竞争的利器。越南河内轨道交通线由中国承建，中国支付业各参与方应及时与相关承包方和建设方共同制定方案，在项目中部署中国标准和规则的支付方式以及其他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日后在越南及其他东盟国家的推广打下基础。
中日在与基建项目相关的建筑机械领域竞争也趋于激烈。中国三一重工公司正加快拓展印尼市场，对当地日本同业形成竞争。这些基建相关企业同样面临数字化转型，5G、物联网、人工智能将成为企业内部生产和运营的标配，是中国规则和标准新一代信息技术嵌入的良好机遇。以支付业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只要为驻东盟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类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在东盟的运营中获得相对于日本同业的比较优势，就能有效扩大中国支付业在东盟的使用范围和影响力。随着中国基建项目在东盟全面开花、日本紧跟美国战略转移步伐加快，未来日本可能会从基础设施的质量体系以及从基础设施对国家安全领域有长远影响的所谓“安保角度”出发，带动东盟国家回避中国介入。
东盟与中国山水相连，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早已达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中日两国间选边站的几率较低，大概率是希望两国都能支持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中国支付业除了要在本国承建的基建项目中布局自有规则和标准的支付解决方案，还要设法与日本的承建项目部分实现互联互通。比如，中国支付业可与参建胡志明市轨道交通一号线的日本相关机构和企业协商，借助越南当地金融机构的力量，尝试向该线路植入中国支付方式，在越南实现与日本支付标准和规则的兼容，为中日两国在云计算、大数据、5G等技术的合作打下基础。泰国是接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盟重要国家。随着中国在泰国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愿强烈，泰国成为中日展开政府及民间合作的理想国度，以“东部经济走廊”为代表的泰国政府项目会成为中日企业在泰国加强合作的重点领域，也为中日支付业在泰国的合作提供了机遇。类似案例在东盟不胜枚举。
中国支付业在中日基建项目合作中要特别关注东盟云服务市场的开发。目前，东盟云服务市场相对较小，年增长体量小于20亿美元，2020年增长率超过50%，增速没有放缓迹象，中国企业所占份额日益扩大。Gartner数据显示，2020年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占东盟和亚太地区小型经济体云服务市场的22%，2019年该数字为19%，市场前景广阔。2021年，腾讯分别在印尼和泰国开辟首个和第二个数据中心。2021年6月阿里巴巴称将在菲律宾建设首个数据中心。相较于亚马逊、谷歌云、微软深蓝等美国企业，中国同业更愿意遵守东盟各国的数据管理要求，在本地处理和储存数据，更受当地政府欢迎。中国支付业宜用好自身优势，吸引日本企业在他们开发建设的项目中使用中国品牌的云服务，提升中日两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关联度，扩大两国在东盟的共同利益。
加入CPTPP，参与制定亚太地区数字经济标准和规则。2017年11月，日本借助自身在东盟以及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接手美国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牵头启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年12月CPTPP协定正式生效，涵盖11个成员国，是亚太第一大自贸区和世界第三大自贸区，覆盖约5亿人口，签署国的贸易总量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3.5%。CPTPP是一个将公平性与包容性较好结合，对发展中国家较为友好的高标准贸易协定。东盟十国中，已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四国加入了CPTPP。2021年9月16日，中国向CPTPP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如果中国加入CPTPP，有助于中国以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四个东盟国家为跳板，实现各类规则和标准的进阶，加速步入世界高端产业链和供应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CPTPP中关于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等贸易新领域的规则超过WTO的覆盖范围，可视为国际自贸规则创新的先行先试。
中国支付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四国业绩不俗，未来可借助CPTPP，与日本同业一道制定兼容的支付标准和规则，从东盟开始，向其他CPTPP国家延伸。中国和日本同时也是东盟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参与国，RCEP正在推进中，与CPTPP相辅相成。中日支付业在RCEP建设中会产生诸多交集，合作机会层出不穷。
中日支付业在贸易协定框架下合作，可将重点置于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研发领先国际，但尚未在跨境应用领域公开测试。如需测试，多国间有必要对接相关技术、政策和标准。2021年4月起，日本对数字日元实施示范测试，为期一年。日本央行还与欧洲中央银行联合开展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延续“从批发支付到券款对付（DVP）、再到跨境支付”的思路，关注如何将央行数字货币用于改进跨境支付以及改善现有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开展更加开放、灵活和高效的券款对付。中国在建设RCEP以及加入CPTPP的过程中，可与东盟和日本共同探索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路径，为中国-东盟、日本-东盟、中国-日本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寻求新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