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在新加坡打工的外籍劳工葛强收到通知，他所在的宿舍区的工人将不被准许离开宿舍。第二天，葛强开始出现了新冠肺炎症状，随后确诊。一天后，葛强所在的建筑工地宣布停工，两周后，大量依赖外劳的新加坡建筑工程全面停工。
作为抗疫“模范生”，刚刚压平了疫情曲线的新加坡在3月底、4月初遭遇疫情的第二波暴发——以外籍劳工群体为主的聚集性感染。
无独有偶，两个多月后，作为欧洲抗疫“模范生”的德国，也因劳工群体的聚集性感染而出现了新的一波疫情。据新华社，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居特斯洛县一家肉联厂近日发生新冠聚集性疫情，截至21日下午，6139名员工完成核酸检测，确诊感染人数上升至1331人，其中5人处于重症监护中。
“全球化”时代下，外籍劳工群体成为许多较发达国家维持高速发展的“必需品”。当前，遍布全球的外籍劳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移民”现象：他们不会也往往无法入籍当地，却成为当地社会运转的重要一环；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们，或处于灰色边缘，或依照法律被严苛地区别对待。
而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后，生活条件艰苦、居住密集的外籍劳工往往更无力直面病毒的侵害。
专注移民权利的机构migration-rights.org负责人瓦尼·萨拉斯瓦特（Vani Saraswathi）近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疫情暴露了外籍劳工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境况中：疫情之前，他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是种族歧视、薪酬与劳动不对等、居住环境糟糕等困难；疫情大流行下，外籍劳工难以回家、难以保持社交距离，陷入“新冠困境”。
不仅如此，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疲软，预计还将更长久地影响着低技能劳工群体脆弱的生存状况。据联合国新闻网站6月19日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布的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劳工世界的政策简报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劳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亿工作岗位已经流失，疫情造成的大量失业和收入损失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不断侵蚀社会融合，破坏国家和地区稳定。
稍令人欣慰的是，在许多国家，外籍劳工的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费用均由所在国政府承担。但仅仅治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全球外籍劳工的“新冠困境”，无疑更应该促使有关各方开始反思，如何来看待劳工与本地社会的关系。
抗疫“模范”的漏洞
无论如何，葛强说自己是“幸运”的。
他告诉澎湃新闻，在接到禁足通知的第二天（4月6日），自己起床后感觉浑身酸痛，还发了高烧，随后被宿舍楼工作人员安排上救护车，送至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治疗。
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葛强得到了及时救治，并且症状轻微。“我没遭什么罪。”他说，病愈出院后，他又被新加坡政府安排到酒店隔离，一日三餐安排妥当，没有额外的花销。
对葛强来说，未知数仅是自己能否顺利拿到4月、5月的工资。“反正本来就赚得不多。”他说，渡过一劫后，自己只关心何时才能回家。
外籍劳工群体在新加坡被称作“客工”。总人口约570万的新加坡约有客工32.3万人，他们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业等本地人较少从事的行业，多来自印度、孟加拉国、中国、缅甸等国。
葛强此前居住的S11榜鹅客工宿舍（以下简称S11宿舍）是新加坡3月底暴发的外籍劳工疫情的“重灾区”，由于内部感染人数不断攀升，这里于4月5日被列为隔离区，工人不被允许离开宿舍。直到进入6月，因外劳疫情而全面停工的新加坡的建筑项目等外劳聚集行业才逐步恢复。
不过，至今，新加坡外劳群体的疫情仍未完全平息。新加坡卫生部6月22日公布，截至当天中午12时，该国新增21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42313例。新增的确诊病例仍以住在宿舍区的外籍劳工为主。
在政府与资方安排的“客工宿舍”里，葛强与11个同事共享一个房间。“哪怕空间不算拥挤，这么多人挤在一个房间，每栋楼又有上千人共用洗手间，疫情暴发并不意外。”葛强向澎湃新闻表示。
与新加坡一样没能堵住外劳聚集性感染漏洞的，还有同样依赖外劳的德国。
据《纽约时报》等外媒报道，4月11月，在德国西南部农场工作的罗马尼亚劳工尼古拉·巴汗（Nicolae Bahan）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引起公众关注。然而，公众的关注并未能阻挡疫情的蔓延。
5月上旬，德国两家肉类加工企业发生聚集性感染事件，数百人检测呈阳性。到了6月，德国北威州居特斯洛县雷达-维登布吕克镇、隶属于德国最大肉类加工企业之一滕尼斯的一家肉类加工厂暴发的聚集性感染再度引发德国国内甚至全球的关注。
滕尼斯工厂的大多数员工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其中许多人住在工厂附近的宿舍内。据德国媒体及《华尔街日报》报道，滕尼斯公司质量管理负责人格雷翁·舒尔策·阿尔特霍夫（Gereon Schulze Althoff）在1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许多外籍工人在最近的周末回家，其中一些人可能在旅途中感染了病毒，将其带回德国。
事发的加工厂已于17日被当地政府下令关闭，但确诊人数的增长并未因此显著缓解。
与此同时，员工主要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通常居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中的美国多地的肉类加工厂，也暴发了新冠疫情。
去年8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密西西比州突击搜捕非法外劳，大型的食品加工场与养殖场是搜捕的主要目标。
外劳政策的多重“围城”
疫情暴发之初，欧美多国政府曾一度限制人员外出和出入境。但是不久之后，这些国家就因农场/工厂人手短缺等原因，放宽了对从事相关行业的外劳准入标准。另一方面，外籍劳工群体也因为新冠疫情的封锁而面临生计困难，不得不冒着风险外出从事送货、建筑等有感染风险的工作。
据《纽约时报》5月18日报道，往年的这个时候，会有多达30万名来自东欧的外籍劳工前往德国，收获芦笋、采摘草莓并种植下一季的作物。6月和7月同样是英国草莓和蔬菜的收获高峰期，每年有多达8万名东欧工人来到英国打工。这一常态在今年被疫情打破。在第一批作物亟须收割之际，英德等国为防疫关闭了边境，也切断了劳动力供应。
作为应对，罗马尼亚总理奥尔班（Ludovic Orban）发布声明，取消疫情期间部分航班的停飞禁令，决定向西欧输送10万劳动力。德国随后宣布豁免禁令，允许外籍劳工入境，德国农民可在4、5月期间组织包机，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每月空运最多4万名外籍劳工；英国的农场4月也曾安排包机前往东欧接来收获工人。但据《德国之声》报道，有声音指责上述决定是利用东欧人的安全充实西欧人的餐桌。
在美国，无证劳工也无法停工防疫。据《洛杉矶时报》5月22日报道，随着疫情加剧，美国人在收割庄稼、医疗服务和外卖送货等事项上越来越依赖低薪工人。这些低薪工人很多都是不具有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此类无证劳工预估有700万。
“不同于有积蓄习惯的中国籍劳工，拉美籍无证劳工可能会‘停手停口’。”美籍华人Jane向澎湃新闻表示，“疫情期间我一直待在家里，把我在网上买的东西送上门的工人大多是拉美裔和黑人，他们不见得都是无证移民，但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把健康看得更淡。”
Jane是美国加州一家中小规模建筑公司的老板，曾雇佣墨西哥裔和中国裔的无证劳工。“美国白人对低端工作兴趣寥寥，大部分企业考虑到成本问题都或多或少非法雇佣过无证劳工。”Jane观察道，“他们（无证劳工）看起来更不在乎（疫情），因为他们拿不到政府给的支票和补助，零零星星还在给没有停工的企业干活，不能完全停下活计。”
然而，放宽外劳入境限制的各国政府，却没能完善针对这一群体的防疫工作。
在2月份就有外籍劳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被视为模范的防疫举措显然没有深入到这个群体。《联合早报》4月7日发表社论称，疫情揭示出“保护弱势群体，其实就是在保护所有人”的基本道理。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于4月底表示，“当疫情稳定之后，（新加坡）政府必须全面检讨客工待遇与住宿条件，以及国家整体的医疗监测，负责任地面对问题。”
在德国，政府为缓解劳动力短缺而出台的政策，同时引发了社会对疫情蔓延入境的担忧。
事实上，善待外籍劳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管理课题。对许多社会而言，外籍劳工已是维持社会运转无法避开的一环。《洛杉矶时报》引述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2017年数据，在美国加州，非法入境移民占该州劳动力近10％。在提供基本服务（如医疗保健，食品和建筑）方面，此类无证劳工数量不成比例地高，有175万人。根据世界银行估计，2017年，人口约3100万的马来西亚约有外劳296万至326万人，其中非法外劳有123万至146万人。这些外劳遍布棕榈油、橡胶、农业与制造业等马来西亚支柱产业。
更多的政府在对疫情下的外劳问题做出回应。4月，美国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长钮瑟姆（Gavin Newsom）宣布了一项价值1.25亿美元的救济计划，为无证劳工每人提供500美元现金补助，以家庭为单位提供最高1000美元的现金补助。据《洛杉矶每日新闻》，此项政策引起争议，有评论认为这可能违反联邦法律，会引诱更多非法移民入境。
Jane则对该政策表示理解，“我认为无证劳工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要大于他们的收入。他们也要交税，但不享有社会福利。”
Jane如此形容民主党的政策考量：“民主党不傻……这（外劳）是一个容易暴发疫情的社群，一旦出事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让我最为担心。此次（民主党执政的）加州向无证劳工发放补助，鼓励他们主动申报。所以我觉得加州政府是明智的。”
但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此类“疏通治理”的思路。据《联合早报》5月3日报道，五一劳动节当天，马来西亚警方在吉隆坡数个地点大举逮捕非法外劳。马来西亚警察总长阿都哈密说，由于非法外劳没有合法证件，一旦染病，当局很难追踪他们。
加州也无法代表美国的整体政策走向。《洛杉矶时报》报道，无证移民劳工为美国联邦与州缴纳了数十亿的税金，却因不具有社会福利账号（Social Security number）而无法获得联邦财政补助。
移民权利倡导者也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在疫情期间向无证劳工提供援助。据路透社报道，4月2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保护国内就业岗位为由暂停接收部分移民。白宫还以防控疫情为由，加大了对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略显讽刺的是，特朗普又于5月15日宣布延长来自墨西哥等国的短期农业劳工的签证有效期，强调“农户不受影响”。据推测，美国依赖100多万名移民劳动力从事农场作业。
“是移民工人确保了我们的经济继续运转。”“移民司法内陆联盟”负责人哈维尔·埃尔南德斯（Javier Hernandez）说，该联盟由为南加州都会区移民社群服务的几个非营利组织组成。
疫情将“外劳经济”拖入十字路口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外劳经济”也陷入迷茫的十字路口。
世界银行4月2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疫情大流行所致的经济封锁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移民劳工汇款将骤降20%左右，这将是近代史上这一群体因工资和就业下降所导致的最大降幅。据古特雷斯6月19日发布的政策简报公布，到5月中旬，全世界94％的劳工所在的国家采取了某些关闭工作场所措施。
遍布全球的合法或非法外籍劳工所从事的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行业遭到严重冲击。信贷评级机构惠誉旗下信息服务公司Fitch Solutions 4月2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所有建筑项目因疫情停工，新加坡今年建筑业预计萎缩10.3％，为亚太地区表现最糟糕的国家。纵观整个欧洲，农场通常依靠来自东欧或北非的移民劳工，疫情下人手严重短缺，果园菜地无人采摘非常普遍。
时间进入5月后，许多国家新冠疫情出现拐点，政府开始放松封锁政策。居家隔离、经济停摆几周后，民众得以部分回归“正常生活”。“外劳经济”似乎也可以随之迎来一线曙光。
然而，各国的科学家都曾预测，疫情可能卷土重来，我们或不得不面临病毒的第二波暴发。解封后，地区间、国际间的劳工流动能否恢复、如何恢复？恢复速度会有多快？夏收、秋收近在咫尺，劳动力在哪里？人员聚集意味着病毒传播风险，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这些问题都不会凭空消失。
不仅如此，联合国的政策简报还指出，由于许多劳工已经处于贫穷状态且缺乏社会保护，并且从事非正规工作，因此预计农业将受到严重的、延时的影响。
柬埔寨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
全球化国际分工曾为发达经济体送去了跨国廉价劳动力，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包括新加坡、美国在内的外劳大国面对的防疫难题，暴露了“外劳经济”昂贵的另一面。外籍劳工廉价、人多的优势反而转变为劣势，当地政府反而需要思考这些“优势”所带来的风险以及隔离与治疗成本。
这一新现实可能会促使各国政府重新考虑大量引入外劳的有效性。《联合早报》4月7日社论一方面强调善待外劳有益社会整体，另一方面也提出需要反思本地经济过度依赖外来劳动力的问题，凸显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
社论引述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说，国家输出劳工去异地谋生，接收外劳国家则通过廉价劳动力提高当地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形成双赢的局面。然而，疫情让这种平时相对“皆大欢喜”的分工安排出现了无法忽视的弊端。
在部分国家，非法外籍劳工的问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全国性倡导组织Numbers USA负责人罗伊·贝克（Roy H. Beck）反对民主党正在推进的《英雄法案》（价值3万亿美元的《健康和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将在美纳税的外籍劳工包含在现金救助范围内），称该法案“可耻”。贝克声明说，“所谓的《英雄法案》并没有着重于帮助3300万失业的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而是利用新冠病毒大流行向美国的非法外籍劳工提供大赦和现金。”
这一观点与特朗普类似。据美国VOX新闻网报道，特朗普不仅试图将非法移民“赶出美国”，更欲收紧引进技术劳工的签证发放计划。自他2016年参与总统竞选以来，他一直认为这类计划和非法移民威胁了美国人的就业。
如今的“外劳经济”困境某种程度上与全球化受挫互相印证，即使在疫情暴发之前，两者已面临民粹主义崛起的挑战。保护主义的情绪可能和排外行为结合在一起，排斥外劳输入，加之政府不可避免地将重新评估依赖外劳的风险，“外劳经济”或遭受进一步冲击。
《日经亚洲评论》5月28日刊登评论称，疫情重创了菲律宾、印尼、孟加拉国、印度等国家所依赖的“外劳汇款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将让劳工输入国重新评估劳工输入政策，输出国也需实现经济转型。
不过，疫情对全球化与外劳经济的损害究竟有多大仍有待观察，经济转型也无法一日完成。对企业而言，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与人口的自由流动，而这能大幅降低成本。
“只要他们足够便宜，社会中有足够多的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外籍劳工流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migration-rights.org负责人瓦尼·萨拉斯瓦特预测道。
（应受访者要求，葛强、Jane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