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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往事」我在大兴安岭的教书生涯

我在大兴安岭的教书生涯

作者:施鹤发

01


(1974年)8月底,我从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毕业。我在这个学校只读了一年书,因为我班大部分都是66届67届高中毕业的知青,在学校学了点高等基础课程,也没有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就让我们结束了学业。上这样的学校,我们都实属无奈。
  

1973年邓小平复出,首先恢复高校招生。我和我的女朋友,就是以后的妻子,以为这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到了,一起高高兴兴地加紧复习,准备考试。我们进了考场,准备做考卷,哪想又成了开卷考试。开卷考试意味着可以照本抄写,当然也可以抄笔记或抄人家的答题。
  

我什么书什么笔记都没带。考试么,大大小小的考试我还经历得少吗?考场纪律从来没有违反过。但现在成了开卷考试,除了可以带书翻书外,还可以带笔记带做好的习题。考场可以问,可以抄,真是滑稽。我在考场上闷头把考卷老老实实做完。题目太简单了,只要初中程度就可以答出,不需要翻书的。
  

判卷的人后来透出,参加考试的人都答得不怎么样,尤其作文,字迹歪歪扭扭,满是错别字,还都文不对题。因为参加的人大多是文革中只上完了小学课程就“闹革命”了。可是我高兴得太早,还没发榜,辽宁那边就有人交了白卷,还叫冤。传到伟大领袖那里,就取消了原来的招生办法。于是我们空欢喜一场。
  

大概我不是党团员,也没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比如因抢救一根木头而受伤,或者在生产劳动中不忘阶级斗争,或者大会小会积极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坚决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走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久得知,原来已通知我上的上海师范大学不用去了,女朋友的学校也同样。但造化的是,不久又通知我和女朋友去大兴安岭地区的师范学校上学。
  

不去能行吗?管他什么学校,只要脱离农村,读不读,读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有个出路就行。林区急需教师,就把我们这个班的人提前分配了。那个年代,就是上了大学,也都差不多,不都是折腾几年吗?
  

我被分配在大兴安岭的林区中学。

02


学校的校舍还算像样,教室分布在内走廊的一侧,教室南面两扇窗,很敞亮,就是课桌椅太简易了,都是木板钉的,都用木轱辘支棱着,宽窄高低不等。两个学生一桌,似乎要坐得很小心才不歪倒。桌面上有的没书,只有笔记本和钢笔。虽然开学了,教材却只来了一小部分,只能合着用,说是来不及印刷,因为出版语录和选集第五卷是头等大事,还有些材料都比教科书重要得多得多。
  

这是这个林区的唯一一所中学,有初中和高中,但就这个条件。这儿可是林区,满山遍野都是树木,这里的人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把它们伐下来,运出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群众换钱换物资而工作着,无暇给学校制作桌椅板凳。
  

“上课!”我对着陌生的学生喊了一声。
  

“起立!”一个女生喊,她是班长。“坐下”,我同时用手向大家摆了摆,学生们稀里哗啦就坐下了。
  

还算行。我心想,来这个学校,第一次走进课堂给这些林区职工子弟上课,还有些忐忑不安呢,但没见乱哄哄的样子,看上去学生还算听话。
  

坐在下面的学生,有的矮小,有的已经很高大了,有的女生差不多成了大人,像叫起立的班长。这些学生听话么,爱学习么?我心里想着怎么上好第一课。
  

我说的普通话有点不太标准,脱不了上海口音,师读成四,此读成吃,卷舌和平舌分不清。一堂课上,说了几个类似这样的字,底下的学生活跃了。他们觉得好玩,纷纷叫我“桑海银私老四(上海人施老师)”。林区的学生就图新鲜、稀奇,就让他们这样搞吧。我是第一次当老师,而且还是当班主任。总要有个过程,只要能上得下去课就行。原来的班主任给我交班的时候给我讲过,这个班很乱,有几个特调皮,摆弄好了那几个就太平了。原班主任是个女的,她说真头疼,成天吵吵闹闹,总算把班交出去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上了一堂课后,有点领教了。林区的这些学生好动,坐不住,基础也差。这里的学生从小生长在林区,生活学习条件比不上城市,除了上学,每个学生都要帮助自己的家从事不可或缺的劳动,如拉柈子,种菜园子,准备各种生活物资,劳动时间多,学习时间少。
  

书本2人一本或者3人一本,没有书的,只好写在黑板上让他们抄了,一黑板的字,有书的不用抄,没书的要抄,能好好抄吗?就这样上着课。布置作业了,有书的能做,没书的没法做。我只得一人一要求。
  

我知道,这几年,都是各种运动各种批判,文化教学已不是老师学生主要的任务了。
  

上了没几天课,刚掌握了班里学生的情况,学校就频繁地组织劳动。学校操场东面到多布库尔河岸,有一大片地,学校开垦了出来。暮春,土地开化后,翻土上肥,种上土豆、萝卜、白菜、豆角等作物,收获了,作为福利分给有家的学校教职员工的。平时都是几个校工管理,但很多时候要组织学生参加这些劳动。作为教学要求,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每天都有劳动课,一上就是半天。天气转凉了,地里的土豆得收了,还有大豆白菜萝卜,都是教职工家庭大半年要消耗的蔬菜。漫长的寒冬,教室炉筒里要烧的柈子也是劳动课要解决的。
  

林区学生,有了这么多的劳动,思想还能变“修”吗?那时把不爱劳动,喜欢享受的思想称作“修正主义”,劳动课就是最好的反修防修课吧。

03


暮春,历经了半年多封冻的大地仿佛真的苏醒了,多布库尔河的河水又开始奔腾了。晚来的春天,更为迷人,土地开化后吸足了融化后的雪水,阳光毫无遮拦地晒在黑土地上,无际的山岭变绿了,各种植物竞相破土而出,百鸟在林间在河旁欢鸣争翔,相互追逐,连各种牲口也活泛了起来。
  

这里的学生们在漫长的冬天,大多时间都待在室内,家里学校。现在春暖花开了,他们的情绪也变了许多,而且我也发现,很多学生一下子长大了。这是他们初中的最后一年,毕业后,有的会上高中,有的年龄大些的,就直接上林场的青年队干活去了。
  

然而,我们班竟发生了一件事,不仅让我,让其他任何人都会意想不到,而且很难说得出口。
  

我班有个学生姓朱,有点憨,年龄比其他学生要来得大。因为憨,班里一些男生都喜欢作弄他。我并不歧视他,还对他鼓励有加,他也非常听我的话,学习不怎样,但劳动的时候少不了他。我们的学生劳动太多了,冬天教室里的柴火,要靠我组织学生到山上伐,要学生自己找车,找工具。男生调皮不出力,只有他听话,而且力气也大,把自家的板车拉到山上,伐下木头扛上车,又拉回到学校。其他学生则辅助他而已。
  

就这样的一个学生,竟被镇派出所的人带走了,说这干了件不是人干的事,说是奸驴。我有点懵了,后来听其他老师说,是那个华侨老师,溜达到驴槽那儿,给碰着的。我去问这位老师。我说你看真切了?他说,反正在驴圈没好事。我说,你去驴圈干啥,你不会把事情夸大说了吧?他支支吾吾,给我做了怪相。我又问,怎么又传到派出所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了。我说你真行,你咋这么对咱们这些学生呢?他说,中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对他没话可说,这家伙就这样德行,和我住一个宿舍,打交道多了,有点了解他的,自私,偏执,而且性格古怪,思想方法尤为奇特,他说他父亲是马来西亚的共产党领袖,被清剿,才送到中国来的。他成家了,家在东莞,广东暨南大学毕业后竟分把他到这儿,好几年了也回不去,心里肯定不高兴。所以,他对所有人都不对付,上个课,更是马马虎虎,从不备课,照本宣科,学生听不听与他无关。学生上课乱了,就撂下一句:你们中国人真操蛋,一走了之。
  

我正想去派出所了解情况,派出所却来了两人,也是找我了解朱同学的情况,对于这件事,我虽然不清楚,但我强调,他还是个孩子,青春期,未免要冲动,大家不都是那样过来的吗?而且,我说,那老师不会看得那么真切的。驴能这么老实吗?你使唤它干活都不定使得了。年纪大些的那个人说,反正人家看见了。我说仅凭他说的话能是证据吗?两人也支支吾吾说不清。他们问我这学生的表现。我说,不错啊,学习是差的,有点憨就是了,绝不是流里流气的人。他们说,就是傻子才干出傻事来。傻子是无行为能力的人,那就更不应该扣他了!我们管不了这么多了!他们这样回答我。
  

没办法,那个年代,青年无所事事,小小的林区,不少学生长大了,没学到什么文化,毕业了,能有什么出路?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只能闲杂在社会上,要么打架斗殴,要么男男女女在厮混,弄得林区职工尤其是家长们都不安宁。当时叫搞流氓阿飞活动,公安部门开展打击行动,开始抓那些所谓的不良青年。那时公检法都混在一起,哪有什么法律程序法律依据,只要有人信誓旦旦地告,就可以抓,就可以判。最后,这个朱同学,还是被当作流氓阿飞,判了四年徒刑,去劳改了。没多久,听说牢房着火,把他给烧死了。
  

这个班,终于毕业了,当然不用考试、不用其他任何考核。只要我在他们的学生手册上填上,政治表现优、劳动表现优、学习优或良、遵守纪律优或良。然后在教师评语一栏上写道:
  

“某某同学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政治活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表现良好,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望今后努力改正自身缺点,斗私批修,紧跟党中央紧跟毛泽东思想红旗,将来为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几乎每个学生都是这样写,其他班也一样。

04


1975年。我又带了一个新班。学生都刚从本区的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转来。小学经过所谓的教改,成了五年制,转到中学来。学生大都是小不点,尚未脱稚气,个别长得比较成熟的,个头要高出一截,但也能看出一脸的纯真。
  

在这些刚进中学的孩子们面前,我不像第一年那样担心和不安。一张张充满稚气和尚未成熟的脸,怀着新奇的目光看着我,让我不由得产生了许多爱意。
  

这个学期开始,学校没要求搞什么“批林批孔”,倒也省事不少。
  

我想,学生可以好好地学些什么了吧。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备课,并把教案写得十分认真,连板书都设计好。我教的是主课语文,虽然我读了不少的书,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尤其喜欢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但是,如何教好学生还是缺乏经验。尤其那时的教材,简单要命,一段毛主席的语录,一篇文章,没有辅导教材,干巴巴的。通常老师只要解释课文中生词,文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让学生能顺顺当当把这篇文章朗读下来,就很好了。
  

我觉得这样教,有点枯燥,就向老来我们宿舍的杨老师请教。他可是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以后十几年里再也没有像他那样,从正经的高中,考入大学到毕业,完整地读完,并取得相应学分的大学毕业生了。难怪他平时讲话,引经据典逻辑分明修辞丰富讲究艺术。我要学学他的教学经验,就去听他的课。
  

第二天,他上课,我就到他的课堂上去。我先去的,找了个椅子,在教室后面坐下。铃响了好一会,杨老师才兴冲冲地进来。他刚才在办公室里对大家说着一件什么事,说得风声四起,同事们听得正兴,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先来到课堂。估计他是将事说完着来的。见他手里就拿着一本书,这是语文书,走上讲台就往上一撂,看看大家,笑眯眯的。


班长叫了声“起立”,我也跟着学生们站起。他两手扬扬,全班刷地一下就坐下。杨老师翻开书本,翻了几下,似乎没找着地儿,就问,上到哪儿啦。同学们回答,第六课,《小英雄雨来》。杨老师说好,他就翻到了那一课。他翻了两页,说,你们哪个学生朗读一下。没人举手,他就指定叫起立的那个班长。班长是个女学生,个子也比较高,口齿很清楚,就读了起来。期间,杨老师也举起书,把正在上的这篇文章浏览了一遍。班长一字一顿地读完了两段。杨老师就叫停下。他就开始讲起课来。
  

杨老师先说题目。他说,同学们,你们看,这篇文章的题目,一看就是写人的。写谁?大家回答,“雨来”。什么样的人?“小英雄”。对,既然被称为“小英雄”,就有故事了。那么这篇文章讲的故事,就是小英雄雨来做的几件了不起的事情。哪几件哪?我们读了就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有多么地英雄,是吧?
  

于是杨老师,就把课文没读的部分朗读了一遍,竟读得十分流畅,而且有声有色,同学们像听他讲故事的朗读,不禁入神了。
  

读完了课文,杨老师就概括了课文内容,几件事,又有哪些细节,怎么刻画的这个小英雄,怎样顽皮,怎样机智,怎样体现出他的爱国心。
  

其实杨老师别说备课,连要上课的课文都没看过,也没看他写过教案。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像教室一样,也是连着的一排平房。中间门进去,西边是办公室,东边是宿舍。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冷,办公室火墙烧得少,很冷,所以很多人,大部分老师,几乎像不坐班工作一样,到了上课点,或者有什么事就来。我们单身的,都索性在宿舍室里办公,找个桌子椅子搁在床边,生活办公在一起了。所以每个人的生活工作我们互相都非常熟悉。杨老师家属在哈尔滨,但调不回去,只能和我们一样,过着单身汉的日子。
  

不过我觉得杨老师上课还是很棒,像讲故事似的,一堂课都是他在摆活,底下的学生还真爱听他摆。他也不给学生留什么作业,所以在宿舍里也没见他批改过学生的作业本。当然,那时不用考试,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高中不用考,大学也只是推荐的。所以学得咋样都没关系的。其实现在想想,那时的教学就是凭自己的良心教和学了。
  

后来我又找了几个老教师,听他们讲课,有的比较死板,按部就班,但课堂上,学生反而叽叽喳喳,不太认真。有的也一样喜欢摆活,但毕竟没那么精彩。
  

我既守着按部就班的原则,又有分寸地摆活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效果么,谁知道咋样,反正没有考核,班级好坏只是看班级的纪律怎样,任课老师上课的反应如何。

05


不过没多久,教室里的炉火要烧得很旺的时候,就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让老师带着学生,批判右倾翻案风,有点像闹着玩。你看这些学生才多大,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啦,走修正主义路线道路啦,捍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实际上都是喊重了喊腻了的口号,谁去管它右倾翻案风是咋回事。
  

不就读读报纸,喊喊口号吗!报纸上满张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课前课后班会课,随便挑一篇,挑两节读读。那时学校里有复员军人,他们在没安排工作前,派到了各个部门协助搞这个运动。我们班也安排了一个,于是我俩就轮换着念,轮换看着学生,不让他们随便说话,不打打闹闹就行了。
  

一天,老师们政治学习,政工组的老师念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推倒学校围墙大门,让学生走出课堂,融入到社会,学到真知识。这就是当时提倡的教育改革:“开门办学”。
  

我们学校本来就没有围墙,走出去还不容易?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班的学生分散到医院、机关食堂、供销社、邮电所等社会大课堂去“上课”了。在医院,他们拖拖地板擦擦门窗玻璃,在食堂,拣拣菜洗洗菜,在供销社的帮顾客拿商品称分量,然后算一下价格。这哪儿是学习知识,纯粹是打工么!
  

学生学校也不用来了。我没事了呀,到时候就写写开门办学的总结收获体会吧!其他老师一样也没事了,于是各自忙自己的活,不管是公活私活。
  

我不放心那些学生的表现,就到各个点走走看看。我不是视察,我没那么大的派头,我只是像个没事的人一样走走看看。让我感叹的是,在那儿的学生个个都很听话,比在学校里听话多了。带他们干活的师傅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很主动。想想真的很惭愧。我给他们传授知识,给他们讲道理,有的爱听有的不爱听有的甚至抵触,而到了社会,竟然一下子成人了。我不禁佩服把学校们大门推倒,把课堂搬到社会上去的伟大决定。这样学校不用了,臭老九也不需要了,资产阶级思想还会有吗?修正主义路线还有谁去走?我们社会主义江山还能不永固?
  

可惜,时间太短!开门办学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概林区的学生太野,一个地方呆腻了,就不安分了,毕竟不像在课堂,有任务有目标。而且他们到这些地方那个算个啥?免费劳动力?
  

有一次,我到供销社去看看,有个学生悄悄告诉我,哪个同学,“谁谁谁”,把柜台里的糖果往兜里塞,被师傅发现,挨了骂。“骂”就是教育,这对。但这个学生就再也不去这地方“开门办学”了。
  

没多久,学生们都回到了学校。
  

重来吧。再按部就班,上课,讲课,朗读,提问,布置作业,挨个地督促完成作业。
  


06


为了紧跟形势,学校领导率政工组的老师按照要求,又抓紧学习,研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学改革”。
  

结合我们大兴安岭地区地处东北边境,“苏修”一直对我虎视眈眈剑拔弩张的形势,学校创立了军事特色班。
  

最惹人注目的是电讯班。所谓的“电讯”其实就是电报,就是“嘀嘀嘀,嗒嗒嗒”的那种。那是一个新班,学校准备了好一阵子,从与通讯部队来联系,安排任务方向内容,到招生要求教学要求,经过双方领导甚至林区领导研究确定。
  

开学了,这个班可谓军纪严正,可惜没有军装可穿,否则都以为是军校呢。他们个个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不仅政治背景好,人也比较机灵。林区机关里有资格的职工子女都入选在列。他们的班主任是个党员,政治觉悟非常高,就是个子不高,下巴小了点。她是个老姑娘,背景挺深,听说有个舅舅是区委组织部长。厉害角色吧。但凡老姑娘个性都很突出,当然心高眼高价更高(这里说的可是“爱情价更高”哦)。
  

这个班上文化课,个个认真努力,上“专业课”,那“滴滴答、滴滴答”,简直像我军或敌军司令部的情报站,让其他班的学生羡慕极了。
  

这个班确实优秀,思想觉悟、课堂纪律、劳动表现,各方面都显得强于他班,全是因为这个班的特殊,无论学生自己还是家长,对这个班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信任。他们的前途,在办班的时候,大概部队做过什么承诺。这个承诺大概就是当兵入伍。那时我们林区几乎当兵入伍是青年学生们最好的出路。除之,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吗?他们能不珍惜吗,能不好好表现吗?其他班的学生羡慕、妒忌也不行,谁让他们没被选进,谁让他们是“后娘”养的?
  

不仅是我,其他人应该也明白,教育没有方向,没有希望,教学能激励学生吗?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这个班的学生怎样,我调走了,没有看到。那一定也是一场教育革命闹剧。你想想,学生主要任务是什么,上学上学,学什么?费那么大的劲,花那么多的时间,学习“嘀嘀嘀、嗒嗒嗒”,而这个“嘀嘀嘀、嗒嗒嗒”,却正是闭关很久的国家还在玩的通讯,而世界,尤其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同胞台湾地区也已经有了电子通信。
  

世界早已进入了又一时代了!那帮只想搞阶级斗争的政治家们,误了国,也误了那批青年的美好青春!

07


期间,我们班搞的特色课也是通讯,但纯属另类,当然不是“嘀嘀嗒嗒”的那种,但也是最原始的军事通讯:司号和旗语。这两种通讯虽然原始,有的地方还真用得上,比如,起床睡觉、出操集合,喇叭或者广播里模拟喇叭声一响,一心为了打败美帝苏修解放台湾的解放军战士,听到了号声就知道干啥了。再比如,指挥舰上甩几下旗,其他船只就知道是前进,还是右转左转,还是发射啊的。
  

虽然简单,有时还用得上,但一样,如果不当兵也是啥都没用,就是玩玩。我觉得还不如教他们操练格斗搏杀为好,至少可以防身。
  

我们班男生学吹号,女生学旗语。也是部队上派了号手和旗手前来上课和操练。
  

女的一拨,就在操场的一角。道具很简单,就是红白小旗,左右手各执一旗。英武的军人旗手,面对着我班尚在成长,还高矮不一的女生面非常纯熟自如,比第一次上讲台自如得多,或许他们因为是军人,非常自信。他把旗语各个动作表达的意义和要领,先讲解了一遍,什么军姿啦,眼睛看旗尖啦,左右摆动啦,两臂平举啦,左右一条线啦,与身体成45度90度180度,画圆交互,成十字啦,虽然放在一起讲复杂,但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到也很简单,跟学生们做操似的。
  

我在一旁看着。女同学倒也有了兴趣,看她们一个个十分认真,比我在讲课时还要认真。
  

男生学吹号就热闹了。在革命战争电影里,他们看到年轻的或者少年司号员举起黄灿灿军号,“嘀嘀嘀、哒哒哒”地,就知道红军或者解放军就要进攻了,或者行军了。他们特别喜欢这种声音,激越高昂壮阔,充满了雄壮豪迈的气概。在学校,少先队号手起码都是中队长们的事,少先队开大会了,那些号手,在红旗下在队伍前,举起令人羡慕的小号,吹出一整套的号声,真令人鼓舞羡慕。现在他们作为一项军事课学习,怎不令人高兴。他们一人手握一支小号,在操场的另按照司号兵教的要领练习。他们不仅军事课练,平时一有空,就拿出号“嘟嘟嘟”地吹。我们单身的教师都住校的,宿舍对着操场,以后,操场里每天早晨都会听到我班的学生吹的号声。
  

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嘴角肿胀腮帮子酸疼发麻,但都克服了下来。这些男孩还是有些毅力,不管这些东西学得怎样,将来有用无用,只要有这种精神就好。
  

不久,区林业局举办了一次全民群众大会,在大会开始前,让我们班的学生吹号助兴。当号声整齐划一吹响,会场顿时充满着浓厚的气氛。以后区里及学校的每次大型活动和大会上,都能听到威武雄壮号角声。

08


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全国各地对木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且搞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哪曾想发展什么其他工业。建筑用的木材,我国哪有什么其他替代品,又处于长期封闭的,几乎没有什么进口材料,只有靠我们大兴安岭。那时根本不讲什么生态保护,只知道大兴安岭有取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下财产么,整呗!
  

自1966铁路修到加格达奇,大兴安岭的开发也全面启动。于是,采伐工人常年驻扎在山上。他们窝窝头就着盐水,日夜不息像割麦子一样将一片片树木伐倒运出山去。然后像流水一样,顺着铁路流了出去。这个区的林业局和大兴安岭其他林业局一样,年年“大会战”。“大会战”就是林区所属各行各业的员工都参与,都放下手头工作,到山上去采伐树木,就是打一场“人民战争”,完成或者超额完成我区的采伐目标。林区的上上下下干部大多是转业或复员军人,仍有着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就像当年“大跃进”一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种精神能不发扬光大吗?
  

于是好家伙,这些长期居住在山上窝棚里的汉子,用油锯“突突突,哗哗哗”,日夜不息地扫荡着森林。他们驾驶着往来于储木场的爬山虎轰鸣肆虐,拖拉着一棵棵原木,无情地碾压拖扫着嫩苗幼树。
  

“时代出英雄”。机关的商店的医院的食堂的各行各业各单位的人,男人女人,干部工人,扛锯提斧,坐着卡车马车,或者拉着架子车,涌向森林。于是林区热闹了,附近山都扫光了,便走向更深更远的林子。
  

我们学校也有任务,于是学校停课,也涌入“大会战”的洪流。毛大的学生,扔了书包,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三五一组,拉着架子车,提着歪把锯。
  

你想想,十几岁的孩子,大的伐不下,扛不动,只好伐未成材的,离道远的,拉不出,只好伐道边的。可道边留下的只是母树、幼树,那也没办法,目标任务啊?上面指挥部的革命干部才不管呢,孩子们能管吗?这不是“大会战”吗?
  

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上山的所有男人女人,干部师生,会伐的不会伐的,用着原始的歪把子锯,像白蚁一样啃噬着可怜的大森林。经过大会战,所伐的林子一片狼藉,树冠四处横卧,树墩敞露无遗一个高比一个。谁能理会这些,在那些革命干部心里,目标任务是重中之重。
  

当班主任的就头疼了。我虽然在农村待了几年,山上伐木的事也干了不少,虽然累,但还要注意安全。一棵大树“哗”的一声倒下,打折打弯多少小树幼树,尤其像弓一样反弹过来,别说有多危险。山上因伐木死的,每年都听说过,带着孩子们在山上这么折腾,我能不担心吗?所以只好让他们伐小的幼树,大点的树,只有我自己操作了。
  

伐下了树,得装车呀,得往回拉呀!装车好装,将一棵棵不大的树截成一段段,然后装上不高的架子车。学生们两人、三人或者多人,将一截截的木头抬到车上。带车的学生都舍不得他家的车,装装就要叫,“车要压坏了”,“轮胎要爆啦”,这个车不大,也不能装多少,装多了轮胎是经受不住的。差不多了就捆绑。捆绑我拿手,因为我在农村拉过柈子。我亲手操作,让学生们看着学着。我把捆好的绳子,再用夹棍做镖杠,撬起,木头上横一根短棍,反镖一下,用杠杆原理压下去,再绑住。果然我把一车的木材捆得紧紧的。我跟学生们说,这是杠杆原理,短棍做支点,你们用长的一边一撬,再大的树也能翘起。“噢,知道。”其实学生们在干活时已用得很多,但不知原理和计算,得物理课上教。
  

装完了车要往储木场拉,这又是一个艰难的事。这要靠班上个大力气大的男生了。林区的孩子都干过这样的活,几个力气大的男生都很担当,像傅同学王同学还有任同学,都是相当不错的孩子,全程几乎都是他们拉着套,其他男生女生帮在后面推或拽。满满的一车,有点分量,要拉出山。大家哼呀哈地一起推拉,下山了,都拽着车,怕车往下冲。
  

最令人担心的是过铁道。那是个涵洞,本来是雨天走水的,平时就是上山下山的道,那洞很低矮,都得弯腰低头才能过,而且山上下来还是较陡的下坡。听说有人拉柈子回来,由于车冲得快了,没止住,拉车的人把头皮给削了。学校领导也特意关照过,一定要注意安全。于是我让拉车的学生下,我自己套着车把拉。我弯着腰低着头,并用后背顶着木材,前面和后面的学生们一起拽着拉着,一步一步慢慢地拉过了这段让人担心的涵洞。
  

当班主任的真累,总算过去了。
  

1978年,我整三十岁,我调离了大兴安岭这林区的中学,与我女朋友调到了一起,成了家。再不成家黄花菜都凉了。

作者:施鹤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