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现在我知道了，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异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10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
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4个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
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得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得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达到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不过莫尔斯电报使用的是“不等长码”，每个字母和数字之间的码长都不等。比如E用一个”.”来代表，而Y则是”-.--”,两者之间差着三位电码，容易造成混乱。一直到1874年，法国人艾米尔博多（Emile Baudot）才发明了基于等长码技术的博多电传码。
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26个，德文字母有30个，意大利字母有21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90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19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精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而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也曾经电告福建 “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意思是现在上头正谈判呢，先别运过去，合约谈成了再运，合约谈不成也运。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都能省但礼数不能省，不过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有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 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在纸上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有一次，光绪皇帝收到驻英法大臣郭嵩焘的一份奏折，在奏折里，郭嵩焘参了驻德国大臣刘锡鸿一本，说刘锡鸿“滥用经费”、“挥霍巨糜”、“驻欧使馆不堪重负”云云。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刘锡鸿在4个月内发至七八次电报，而且全是私事小事。光绪皇帝十分震怒，立刻下旨将他撤职查办。清政府派出的驻外使节，一般都是四品以上大员。这等显赫官员竟只因为多发了七八次电报就被处分，可见这电报费用贵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中国也有类似的习惯，各类特别业务，除另有收费规定外，均需在电文末了加一规定字样，如加急写“急”，校对写“对”，候复写“复”字。
除了这些，中国人独具只眼，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4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6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4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以胆大妄为而著称。他50高龄那年，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浑然不顾舆论涛涛。这还不算什么，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一时各国轰传，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重操青楼旧业，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一时艳绝十里洋场，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孽海花》……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他对付日期的办法是：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l0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一共是30天。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世”字代表三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偶尔也会用“引”字代替。
对应关系如下：
对应关系为
一日：东、先、董、送、屋
二日：冬、萧、肿、宋、沃
三日：江、肴、讲、绛、觉
四日：支、豪、纸、寘、质
五日：微、歌、尾、未、物
六日：鱼、麻、语、御、月
七日：虞、阳、遇、曷、■（上鹿下吴）
八日：齐、庚、荠、霁、黠
九日：佳、青、蟹、泰、屑
十日：灰、蒸、贿、卦、药
十一日：真、尤、轸、队、陌
十二日：文、侵、吻、震、锡
十三日：元、覃、阮、问、职
十四日：寒、监、旱、愿、缉
十五日：删、咸、澘、翰、合
十六日：铣、谏、叶
十七日：篠、霰、洽
十八日：巧、啸
十九日：皓、效
二十日：号、■（上加下可）
廿一日：马、箇
廿二日：养、祃
廿三日：梗、漾
廿四日：迥、敬
廿五日：有、径
廿六日：寝、宥
廿七日：感、沁
廿八日：俭、勘
廿九日：艳、■（左豆右兼）
三十日：陷
卅一日：世、引
地支也是这么排列的，从一月的子排列到十二月的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得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1个汉字，4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得很。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动辄提到什么马电、艳电、皓电、铣电，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1938年12月29日，29日为艳字，故名“艳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1947年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亥指十二月，又是二十四日，所以史称“亥敬电”。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都以韵字来代日期。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抬笔就是：“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全世界最短的电报是法国文豪雨果发出的，他写出巨著《悲惨世界》后，把书稿寄给了书商。由于急于想知道读者反映和销量如何，雨果就给书商发去了一条全文只有一个标点“？”的电报，灵犀在心的书商则回复“！”，雨果于是放心。而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白发才女”张允和。
1928年，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很看重他才华的胡适邀到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然而他本性木讷内向，不善言辞，小说写得好，教学却非其所长。当时胡适给他上一次课的酬劳是大洋6元，可沈从文生怕迟到，紧张到第一次上课花了8元钱雇了包车匆忙赶去。课讲的也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引得台下女学生们笑声一片。
头次上课虽然失败，可沈从文不悲反喜，因为他一眼就喜欢上了台下偷笑的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就是张家三女张兆和。
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她不像二姐允和是个飞扬洒脱的急性子。却也自有自己的小性格在。要好的女同学因为兆和皮肤微黑，又喜欢穿男装，给她取了个绰号“黑牡丹”——这恰恰对了沈从文的胃口，他笔下《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都是黑美人。
一则为师生，二则年纪悬殊（两人相差8岁），三则沈从文是个面皮极薄的人，周围的人多不看好这段恋爱。可笨人也有笨办法，沈从文就发挥了他的特长——写作，开始对兆和进行了热烈的情书攻势。
虽说没敢当面示爱，但第一封信里，沈从文就直截了当地对意中人讲：“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随后情书的洪流滚滚而来，他说自己“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又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非那爱不诚实”。
身为中国公学的一枝花，张兆和不是头一次接到男生的求爱信了。面对沈从文的追求，她一开始是淡然处之，把沈的信和其他人一样，编上“青蛙1号”、“青蛙2号”的编号收藏了起来。但很快，她就觉得不对劲了。随着时间推移，沈从文的信也越来越热烈大胆。老实木讷如他，在爱情的驱使下，竟然写下了这样热烈的词句：“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不料胡适更是个妙人，他笑眯眯地看了信，却吐出一句妙语：“有什么不好！我知道，他顽固地爱你！”随后更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又是安徽同乡，要不，我跟他说说做个媒？”
气坏了的张兆和憋了半天，只好吐出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恨恨而去了
有了校长大人的默许和纵容，士气大振的沈从文发动了更猛烈的情书攻势。但是，张家三小姐这座冰山可不是好爬的，沈从文的信一封一封寄出去，却如泥牛入海般没了消息。
老实人要是执拗起来，九头牛也是拉不回的，沈从文的爱情长跑历经3年零9个月，一直拼到了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家。也亏得沈从文能坚持，张兆和毕竟不是泥塑木雕，在他数年如一日，如此痴情的全心恋慕感动下，也多少有了点松动之意。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沈从文又拿出了死缠烂打的老办法。当时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他在巴金的指点下，风尘仆仆赶到了苏州，还背了一大包的文学名著和一对精致漂亮的书夹准备送给张允和。
当时张冀牖和其夫人住在上海，苏州大宅中只有张家姐弟。沈从文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托故坐好长时间才走，被捉狭的张家姐妹取了个外号“烂板凳”。虽然兵法上说：“千里奔袭，必厥上将军”，但或许是一腔赤诚真能感天动地吧，沈从文这临门一脚起了关键作用，张兆和终于羞答答地露了口风，跟沈从文说只要父母不反对，就答应他的求爱。
兴奋的沈从文回到青岛，立刻写信给张兆和，信中托张家姐妹中跟他较熟、性格也最急公好义的二姐允和帮他向张家二老提亲。在这封信里，沈从文充满诗意地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冀牖一向开明，丝毫不以张家豪富，而沈从文只是个湘西穷书生而生门户之见，痛快地回信告知张家姐妹，对此婚事表示同意。
张家姐妹得到父亲的允可，欢喜地一同来到电报局，张允和于是发出了这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的“半字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 允”。这个“允”字妙入毫颠，既是电文内容，又是落款；既表明了张家对从文和兆和婚事的赞同，又是身为“媒婆”的张允和的“签字画押”，真可谓是半字道尽无穷意，一封电报结良缘啊。也正因此，沈从文每次见到张允和，都会叫她“媒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
这段佳话还有个小小的注脚，兆和生怕沈从文这个老实头不明白二姐电报的含义，又偷偷一个人回到电报局，拟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兆”。无奈发报员看电报是白话，又有平常从未用过的“吧”字，坚持不给发报，兆和求了好半天也没有答应。否则，这封电报没准还能以“第一封电报情书”之名一同载入电报史册呐。
——摘自 马伯庸 / 阎乃川《触电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