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天柱 廖渊泉 郑焕章
中国和阿拉伯都是物产丰富、文化昌明、历史悠久的古国。中国以名产丝绸、瓷器、茶叶和首创罗盘针、造纸、火药、活字印刷“四大发明”驰誉全球；阿拉伯则以盛产香料、药材、珠宝和善于航海经商著称于世。
阿拉伯半岛处于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之间，是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我们说的阿拉伯包含两个概念：一指公元七世纪初至十一世纪末由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在以阿拉伯半岛和西亚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跨越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封建帝国，唐以后的中国史书称之曰“大食”或“天方”；二指现在阿拉伯半岛、西亚、中亚、北非一带的阿拉伯民族或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建立的国家，亦称为“阿拉伯世界”。
中阿远隔重山广漠、浩海大洋，但自古就通过西北陆路和东南海道进行频繁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双方的繁荣昌盛，谱写光辉的友谊史诗。西汉张骞和东汉班超先后出使西域，到过属于后世阿拉伯帝国的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民情，开辟了一条以贩运丝绸为主，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到西亚、欧洲的陆上交通贸易要道，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自此，中国的丝绸、陶瓷、铁器等物产和养蚕、织丝和开渠、凿井技术开始传到中亚和西亚；中亚和西亚的苜蓿、葡萄、石榴、核桃、芝麻等特产也传入中国。公元120年，古阿拉伯地区第一个使节团由海道到东汉首都洛阳，开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孙吴和南朝时期，中国江南经济开发，造船航海也日渐发达，又开辟了一条东南海道。阿拉伯人麻素提写的《黄金牧地》说，这时中国海上商队可直驰幼发拉底河的希赖城；阿拉伯的海舶从波斯湾到中国要横渡七大海洋。
七世纪初，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分别崛起于亚洲的东西方。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国家，经济、文化繁荣，交通发达，很重视与亚洲各国加强联系。阿拉伯帝国也重视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本部汉志地区古来工商航海发达，麦加和麦地那两城是其商业中心。这时中阿虽仍以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要的交往途径，但由于唐时能制造巨大的远航海舶，海上交通日益发展，东南沿海兴起扬州、广州、泉州等名港，河北、浙江、福建等地盛产瓷器，“唐三彩”更是蜚声遐迩，江南各省种植茶树，唐文宗又实行礼待外商，减低税收的政策，加上陆路骆驼运载量少，运费高，西北又经常发生唐与西突厥的战争、阿拉伯与波斯的战争，因而东南兴起的这条以运载丝绸、陶瓷、茶叶为主的海道，被誉为海上“丝瓷之路”（亦称为海上“瓷器之路”或“瓷茶之路”），并逐渐取代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通要道。
唐时中外海舶数以千计，规模庞大。中国到阿拉伯等地的海上“丝瓷之路”是：从广州港出发，横渡南海，经过今越南东海岸、新加坡、马六甲海峡、马来半岛南部、苏门答腊东南至爪哇，再往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尼科巴群岛至斯里兰卡，然后沿印度半岛西海岸，经卡拉奇，再分两道航线，一条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东岸，到幼发拉底河口的阿巴丹和巴士拉；另一条沿波斯湾西岸，出霍尔木兹海峡，经阿曼的苏哈尔和也门的希赫尔赛胡到亚丁。又据日本早稻田大学樱井清彦教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调查，认为这条路线东起自中国福建泉州，经过东南亚，从印度到波斯湾到红海，最后到埃及的福斯塔特市。
唐朝中阿交易是平等友好的，中国运到阿拉伯的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纸张、麝香等；阿拉伯运到中国的主要是象牙、犀角、明珠、乳香、蔷薇、玳瑁、樟脑等。唐都长安和广州、扬州、泉州、杭州等海港，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麦加等商业城市，都是中阿交易的都会。阿拉伯等外国商人云集长安，设有专门供他们做生意的“西方市场”；中国等东亚商人也汇聚于巴格达。长安唐墓及广州出土的阿拉伯金币和巴格达北面萨马腊城出土的中国瓷器，即是明证。广州、泉州、杭州等城划有专门住区，聚居着成千上万的阿拉伯等外国商人、伊斯兰教徒。广州设“结好使”、“番酋”（外国人担任），泉州设“参军事”，专门管理外贸和外事。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熙攘繁荣景象。有些阿拉伯人还被任以官职，据说唐初穆罕默德的四个门徒，由海道到广州、泉州、扬州传教建寺。中阿政府的外交关系也日益亲密，阿拉伯先后派三十七个使团由海道来唐，受到盛情礼待。中国人也由海道到阿拉伯，并传去纺织，造纸、雕版印刷等技术。唐玄宗时中国旅行家杜环到阿拉伯的亚俱罗(在今伊拉克)，写了《经行记》，说有许多中国侨民在那里经营“绫绢机杼”，或当金银首饰匠、画师。唐末阿拉伯人写的《苏莱曼游记》，是一部最早介绍中国的书。蜚声全球，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道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又名《一千零一夜》），其中就有不少唐代中国的故事。
唐末五代至宋元时期，中国西北和中亚各国的民族战争连绵不己，陆上“丝绸之路”被破坏殆尽。两宋时，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王都不断南迁。为了弥补财政收入，满足皇室贵族的物质享受，赵宋王朝迫切需要采取招徕外商政策，发展东南海交贸易。元代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强国，实行开放政策，更广泛地招揽各国使臣、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来华，担任官职，或从事经商、传教、旅游等活动。基于上述各种原因，宋元时代，中国造船、航海事业比唐代更加发展，出现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四大名港，南宋至元代，泉州又一跃成为风樯林立、“梯航万国”、“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世界最大商港之一，被誉为“刺桐港”（唐末五代泉州遍植刺桐树）。因此，唐代兴起的海上“丝瓷之路”，便完全取代西北的“丝绸之路”，成为宋元时代中西交通的最主要途径。
宋元时，泉州、明州、广州等地都有规模庞大的造船坞，能制造各种远洋巨舶。如北宋民用海船称为“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半，大樯高十丈，有正副舵，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有抛泊、起碇、转机、测深等设备，每艘篙师六十人，可载二千斛粟。朝廷使节乘坐的海船称为“神舟”，长阔、高大、杂物器用、人数等都比“客舟”大三倍。南宋的海船更大，深阔各几十丈，舵长数丈，可载数百人和数万斛供一年食用的谷物，普遍使用罗盘针导航，
船上有舟师（船长）、水手和观测天象气候、采办、翻译、医师、厨师等各种勤杂人员。1974年发掘的南宋末、元初木帆远航古船，即是明证。据各方面有关专家考证，它是一艘福建制造的远航东南亚、西亚、阿拉伯和非洲一带的巨大木帆商船，因天灾人祸返港时沉没的。这种设备齐全，组织严密的先进巨型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海交贸易的需要，宋元政府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商港设立市舶司和各种驿馆，负责接待外国贡使、商人，管理海关税收。在宋元政府招徕外商政策的鼓舞下，特别是在元时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先后东来，在介绍中国富庶繁华的引诱下，阿拉伯和欧洲人纷纷来华，掀起一股“寻金热”，中阿的交往贸易也更频繁了。这时，中国到阿拉伯各国的海上“丝瓷之路”从泉州或广州放洋，经过今越南中南部、柬埔寨、泰国的曼谷、马来西亚的甘马昔和彭享河入海口北岸、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印尼苏门答腊、东印度洋、波斯湾的国际名港阿巴斯、伊拉克的巴士拉、阿曼的佐法尔、亚丁湾、红海到麦加城。
宋元时，大批中国船舶满载丝绸（特别是“泉缎”）、瓷器、茶叶、药材、金银等特产，由泉州、广州、明州等港出发，远销阿拉伯；阿拉伯的香料、珠宝、钻石、象牙，犀角等物产，也舶运到泉州、明州、广州等港埠。考古学家在埃及开罗南面的福斯特遗址中，发掘出数千件镶嵌在花园、住宅、商店等处的中国青白瓷器，是宋代浙江余姚县烧制，由阿拉伯人传到埃及的。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等地，也发现宋元的浙江龙泉青瓷。在埃及又发现用中国丝织成的丝织品和中国织造的丝织品。中国的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罗盘针，也于宋元时期由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丝瓷之路”，大量传到西方。阿拉伯人叫火药为“中国雪”，称火器为“马达发”，它是一种在筒内装火药，发射铁球、铁饼和推动器的武器。“四大发明”的西传，对以后欧洲航海业、工商业、文化教育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中阿还在科技文化方面互相学习，共同促进。宋时中国的解毒药牛黄，由阿拉伯人通过海道传到欧洲，阿拉伯名医阿维森纳《医典》的许多医术，是从中国医书获得的。元代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到阿拉伯、北非等地写了《岛夷志略》，详细介绍东南亚和阿拉伯各国的史地情况。
随着海交贸易的发展，宋元时代中阿民间交往和政府外交关系也日益亲密，阿拉伯派到宋朝的使节就有十七个。他们除受宋政府的盛情接待外，还被赐予各种封爵，如泉州市舶司官员蔡景芳招徕阿拉伯商人蒲罗辛贩买乳香有功，两人都被授为承信郎。数以万计的阿拉伯商人、伊斯兰教士和旅行家长期定居泉州、广州等地，作为第二故乡，进行经商、传教、旅游等各项正当活动，甚至有不少人与中国人通婚，在华生子传孙，如泉州的金、蒲、丁、马、铁、郭、黄等姓，有很多是元代阿拉伯人与中国人结合的后代。南宋末至元初的阿拉伯人蒲寿庚任两朝泉州市舶使三十年，对发展我国海交贸易起了巨大作用。
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恢复，海交事业发达。为加强与南洋和西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交流，明成祖、明宣宗派著名航海家、伊斯兰教徒、“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于公元1405年至1433年七次下西洋。郑和舰队沿着唐、宋、元的海上“丝瓷之路”航行，到过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属于今天阿拉伯世界的伊朗的阿巴斯港（当时国际名港，叫忽鲁谟斯），阿曼的哈布腊，也门的首都萨拉、佐法尔，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阿丹等地。郑和每到一地，都进行平等互惠的交易，用丝、瓷、茶、铜、铁、金、银等中国物品，换取阿拉伯的香料、药物、珠宝等特产和狮子、金钱豹、长颈鹿、鸵鸟等珍禽奇兽，史称“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郑和下西洋，促进中国与阿拉伯等亚、非各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这期间，阿拉伯各国都派使臣携带国书和礼品，到明朝回访致意。
明中后期和清朝，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来往，海交贸易受到严重破坏，但中阿人民的传统友谊仍然继续保持和发展。清代中国仍有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运往阿拉伯各国；阿拉伯各国的香料、药物、仿造的瓷器和土特产也运到中国，中国历史博物馆就珍藏着印刻阿拉伯文的瓷器文物。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阿传统友谊暂时受到中断。新中国成立和阿拉伯世界各国独立后，中阿友谊又获得恢复和发展，许多阿拉伯国家和地区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更加频繁的友好互访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和阿拉伯各国同属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本国经济的斗争中，一贯是休戚与共，互相支援的。这正如1978年也门一位穆斯林学者访问我国时说的：“中国是立足于公正的”，“中国人民是阿拉伯人民最忠诚的朋友”。至今尚存的泉州灵山圣墓，扬州、泉州、广州、杭州、西安等地的清净寺，以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列的泉州湾古船和一、二百方（处）阿拉伯文石墓碑、墓盖石等，都是中阿人民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千百年来，它一直闪烁着灿烂的历史光辉。
(与廖渊泉、郑焕章合作，发表于《航海》1982年第1期；《福建教学通讯》（历史版）1983年第31期)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出版丛书《黄天柱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