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对关公的崇祀与信仰，对商业伦理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一，明清晋商对关公文化的宣扬，进一步丰富了中华商业伦理文化。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史记·货殖列传》)。看来，人的生存，生计必须考虑。
但是在利和义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是以“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准则。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在明清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晋商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为经商的核心理念，提出“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四《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主张经商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把我国的传统商业文化发展到一个新层次，进一步丰富了中化商业伦理文化。
德国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商人没有独立的伦理体系与价值核心，所以中国商人是“不诚实的”，“彼此毫不信任”。从晋商结合关公文化传承中华商业伦理文化的实际，充分说明中国商人有着丰富的商业伦理文化与价值观念。
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创建戏楼碑记》载：“山左有孔子，道德高於万山，世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为之经，必有武以为之纬，惟我公子生於山右，仕於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垂於史册，洵足媲美孔子，躬当武夫子称”。晋商把关公与孔子放在同等地位，相提并论，突出了关公文化及其信义精神对商业活动的深刻影响。
其二，通过崇奉关帝提高商人地位。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抑商政策，“士农工商”四民中，商人社会地位最低，商人同官府打交道和在社会上处於极不平等地位，但明清皇帝官府，都崇奉关公为“帝”、“神”。晋商顺应时势与潮流，通过崇奉关公从政治上，社会上，心理上都使自身形象得到提高，有利於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其三，推动了我国建筑文化的发展。晋商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通过关公已是“帝”、“圣”的崇高地位，在建筑上突破了封建王朝的限制，使晋商会馆、关帝庙的建筑，达到堪与皇宫媲美的标准，在会馆内的木雕、砖雕等各种建筑，内涵丰富，艺术性强，把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推向了一个新水平。因此，现在山东聊城、河南社旗、湖北襄樊、河南开封、江苏苏州、内蒙多伦多等地山西会馆的建筑群已被列入国保单位。
其四，明清晋商通过对关公文化的宣扬，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交流。晋商崇祀关公，净化精神世界，求神通广大的关公保护，不仅推动了各地方商人对关公的崇祀，进而推动了民间对关公的广泛崇祀。
如江西景德镇都昌会馆的大殿供奉的关羽，是正在捋须坐观春秋神像，托印关平和执刀周仑神像分列两旁。与大殿对应的是一戏楼，逢五月祭祀关公时演会戏，景德镇的湖北会馆也建有关帝庙和戏楼等。在晋商的影响下，各地商人祀关公之风“愈来愈盛，无法抑制”（郭松义《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进而推动了民间，商界对关公的崇祀。
而海外谋生经商的华侨华人，又把供奉关公习俗带到了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尤其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崇奉关公活动更广泛、深入。现在，全球五大洲华人华商普遍供奉关公，在华人华商集中地大多建起了关庙。 晋商在各地所建之会馆，既有关庙，又有戏楼，对于戏曲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由于晋商财势雄厚，平时看戏娱乐外，每年都要组织多次商会戏，每逢庙会和关公诞辰，或其他嘉庆节日，必演戏酬神，请来山西地方戏曲剧团演出，既宣扬关公文化，又祈祷关公保佑生意兴隆，同时增强了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交流。
关公的忠义仁勇，以信义为本，是炎黄子孙的传统道德，华夏民族的优秀品格，做人的规范，社会之楷模。关公文化是继中国历史上儒法兵道墨诸家文化之后出现的又一文化现象。关公文化与商人的结合，使中华商业伦理文化更加丰富，晋商的明礼诚信，精于管理，节俭勤劳，勇于开拓精神，受益于关公文化的薰陶与训鉴。而晋商对关公文化的传播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来源：晋商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