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是一种音乐精神：每个人在音乐面前自由的分享，真实的表达情感、真诚的帮助别人，人性的光辉真是太美了。”-----周华健
我亲爱的读者们，如果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那么一部作品其实也有它的命，一场电影、一季电视节目、一本书、一部小说、一个故事、一首诗、一支曲子……问世间万物，又有谁能逃得过造化弄人？
更何况，每一位能够走进我们梦想故事里的人物，对作品本身而言都是一种缘分，又岂能强求？
可是，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他/她究竟要不要认老天给自己这个命呢？无论这个命是看上去的“好”或是所谓的“坏”？
对于那些想成为歌星正在玩儿音乐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讲，究竟“梦想”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否真的明白他们究竟要的是什么？
很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我清晰的意识里，钢琴和我在琴房里练琴时打手的戒尺是一对互存的共生物。但是眼泪和手背上的尺痕，并不能阻止当我的手指尖触碰到光滑的黑白琴键时那种在心灵上的特殊感触。
有时候别的孩子放学后都在大院玩捉迷藏，我坐在琴凳上一遍遍重复练习一个音节里的切分音，当我可以流畅自如的把整支曲子连贯无误的弹奏下来的时候，前面的坚持的痛苦就变成一个享受的时刻，听着漆黑油亮光洁音箱里的无数包裹着红白两色毡毛垫子的小琴锤敲击琴弦的回荡声，那些共鸣的和弦飘荡在整个院子的空地上空，伴随着炽热夕阳里凉爽的微风永远留在童年的那个夏日的午后。
我无法想象那个乳名叫“四牛”的14岁少年，当他第一次碰到那把三哥（也就是“三牛”）送的那把吉它的时候，用手指触动琴弦时发出的虽然可能只是几个不成调的零碎弦音，但却无比美妙的乐音对他心灵的触动是否和我一样惊讶于造物主的神奇和缪斯的不可思议？
音乐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感觉，所有梦与故事开始的地方。
“那把吉他不是我的生日礼物，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过生日送礼物的（习惯）。因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哥在台北上学的校园里流行校园民谣，真是人手一把吉它这个样子。但是香港的学校里却没有，像一片沙漠，大家都没见过真正的吉它是什么样子，只有在电视上看过而已。所以我哥在毕业前的暑假整理宿舍，就把这把他不要的吉它带回香港送给我了。呵呵！我就拎着这把吉它去当时的中学，每个人都跑过来摸一把。不光女孩子们，就连男孩子们也会对我跨目相看。反正一把吉它在手，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周华健了。哈哈！”Wakin（周华健英文名）回忆起这把开启他音乐人生之旅的钥匙时，还是充满了欣喜之情。
我立即就感受到周华健说话声音里充满着的那种快乐，就像透过白色纱帘的阳光，就像涓涓溪流里“汩汩”作响的音符沿石而下，没有办法不溢淌出来。
这种快乐的语调和他的歌声一样，使得所有听他说话的人，感觉不是在进行一个工作访谈，也不是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后随意的聊天，而更像是一位天父，他从天堂里飘出来念福音书的晚祷声，蕴藏着一股能够为心灵带来恬静喜悦的能量。
原来一个人就算不唱歌，光是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如此治愈。
也许日子太久，时光太长，很多旧时岁月的点点滴滴早已随风而逝。香港在我们的印象中，还是张爱玲故事里的那些原先斑驳迷离，如今却已发黄的片段：
“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
不过细细考究，那不过是维多利亚港的旧貌和香港半山区的老式豪宅。而与半山接壤的香港开埠以来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却当属Wakin出生的西营盘莫属。回忆起童年，华健依然清楚记得从一睁开眼记事起到七岁“周记米店”里一包包推到屋顶的米袋子和一坑坑的煤油池。
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小儿子，与音乐的缘分在一出生就已经有所征兆，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广告歌叫“四牛炼奶”，四牛出生后第一次回家就是伴随着邻居站在家门口唱的这一首广告歌。也许是已经有三个儿子的父母早已深深感受到家里一群小子们的顽皮，所以每当四牛在家里蹒跚学步跑来跑去的时候，就会被家人呵斥告之：
“你要小心哦，不要跑到这些米袋子的下面，从上面掉下来一包砸到你身上，那可就麻烦了。”
“你要小心哦，不要跑到这些煤油坑旁边，不小心“扑通”一下掉进去，那可就麻烦了。”
虽然我搞不明白煤油坑和米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的确是个经济剧烈转型的动荡时代。不同于中国内地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另一番景象，香港正在加速她自身资本主义的进程，一方面经济的迅猛增长成为和新加坡、南韩、台湾齐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制造业的全面工业化带来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另一方面难民潮的涌入带来房地产和股市的经济泡沫，在其奔溃之后又造成全港大量银行的挤兑狂潮和破产转让。干旱和台风更使得这个原本就命运多舛的英属殖民地雪上加霜。
然而，这些历史上的大小事件都不曾影响到音乐对一个孩子兴趣的启蒙，他告诉我：“妈妈是我音乐真正的DNA，从小到大都是听着妈妈的儿歌长大的。0到7岁就闻歌起舞，跟着妈妈的歌声就自己乱唱着。从第一天听到音乐开始，就非常爱音乐。到今天，无论何时何地，音乐在我心中的排序始终都是第一位！”
对于孩子们来说，有妈妈歌声陪伴的童年是甜面圈的幸福滋味，更重要的是妈妈的歌声在小小的华健心里埋下了第一粒梦想的种子。这也许就是后来华健为自己的长子厚安的出生而创作《亲亲我的宝贝》的原动力。
这首歌也是Andrew幼稚园的园歌，每次全园大合唱，每个小朋友都把头转过来看着厚安，他很不喜欢这种莫名被所有人盯着看的感觉，直到现在这首歌儿子还是唱不全，干脆“啦啦乌啦啦，啦乌啦啦”一路啦完。至于为什么歌词里有这么多儿化语，华健在谈到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是在妻子快要生产前，曲子是早就谱的差不多了，就是歌词只有开头几句，一直找不到合适而完整的词去表达。
在这首歌如此这般的未完成状态下，宝宝已经出生了，可是当华健第一次把自己的头生子抱在怀里的时候，所有缺失部分的词和剩余的一点曲调马上瞬间涌入脑海，随之一气呵成。但是还是保留了部分原汁原味儿的那些儿化音词，啦啦啦就成了这首最具特色的那一部分，也成了人们口口传唱中最有共鸣的地方。
除了妈妈的儿歌，60年代的香港还是传统粤剧一统天下的时代，出现全港第一位流行文化的年轻人偶像影星陈宝珠和李小龙一样，也是粤剧演员世家出生。和台湾不同香港本土基本上还没有自己原创的流行歌曲和歌手，除了电影配曲和来自粤剧改编的粤曲之外，能够接触到的都是来自欧美的流行歌曲。
“当时在米店里面有一个很大台的收音机，和旧式的电视机一般大小，里面都是真空管。那哥哥就常常会在那里扭来扭去，收听一些西洋的猫王、披头士的流行歌。每次一听，爸爸就来骂，我那个时候还很小，所以都是看到爸爸骂哥哥，然后哥哥就垂头丧气的把收音机关掉了。嘿嘿！”华健偷笑道。
所以，做弟弟的还真的是很划算的一件事情，可以在哥哥的带动下一起玩，扭一扭，唱一唱，很开心，但是一旦被发现了，挨骂的也反正不会是自己哦！
“而爸爸可以说是一个阻力，他是非常反对家里的孩子听流行歌，总觉得这些都是洪水猛兽，要我们好好好读书。呵呵！”华健说话就这样一直亲切优雅，和他本人音乐的一贯风格一样风度翩翩。
虽然爸爸反对无疑，看到电视里这些人头发长长的，穿着紧身衣喇叭裤，挎着吉它，扭着屁股唱歌的样子，都要忍不住对着电视讲两句，什么不务正业啦，看上去像流氓啦。但是这时候，妈妈就在旁边笑道：“你要小心哦，现在你这样说，说不定你自己哪个儿子以后也会去唱歌哦！”周妈妈的第六感真是惊人的准确。
当然华健能踏上流行歌曲这条路，还源自他做弟弟的另一个福利：“因为是家里儿子里面最小的，所以后来我没有什么帮补家计的压力，所以反而我空间大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能够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也应该是我最终能走上音乐这条路的一个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原因。”
历史总是惊人的在重复，人生也总是充满有趣的相似。无独有偶，宫崎骏也是因为是家中的次子，无需承担长子继承飞机制造之家业的责任，反而是有空间去从事自己热爱的动画电影的创作，于是才有了动画电影史上的奇迹和奥斯卡电影终身成就奖。
但是所不同的是，艺术这条路不仅是个烧钱，也同时是个需要丰富资源的事情。周华健没有宫崎骏父亲那样雄厚的资本给儿子任性玩动画，也没有李小龙四大粤剧名丑之首的父亲那样演艺界的人脉和资源。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华健也感到不平：“怎么自己的父亲不是做音乐的呢？这样至少可以早点去学琴啊！”可是后来他明白了很多音乐人自己的子女都未必能走上音乐这条路，或者做的也并不一定就很成功。
命中注定的事情，就是那一份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惊喜。
因为玩音乐，华健在学业上经历了一番波折，高二留级，高三高考落榜。即使在18岁（香港的中四，相当于国内的高一）的时候，华健和自己的Dusty乐团获得香港无线电视台主办的，全港直播的庶人业余歌唱比赛的冠军，除了喜获4000港币的奖金之外并接受了为其半年的培训，也还是不免千里走单骑辗转的来到台北，成为台大数学系的一名普通大学生。
“获得这个奖，是一件我们乐队成员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也不能说是小有成绩后来毅然离开演艺界跑去读书。始终能够有机会去念大学还是原来的愿望，当时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演艺界唱片界会怎样，甚至连自己都会认为歌唱这条路能够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饭碗吗？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都算保守的，我是一个年轻人都不会觉得我立志要走这条路可以养活我养活家人。”华健在面对鱼与熊掌，六便士或月亮，现实和理想，生存及热爱的时候，始终保持一份难得的平常心。
我从华健轻松的叙述中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平实的生活哲理：“可是当今目下却是完全另一个画面了，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早点进入演艺界，快点红起来，然后就可以过很充裕的生活了。就我自己的小孩，我会要求他们不管他们选什么工作一定要先完成学业，这是最基础的要求，没有这个基础在手里，以后还是会心虚，走不长久。”
一个人就像一个湖泊，这个湖泊里能够有多少能量流出来，取决于你往里面存储了多少水，前面存储的量越大，到后面能够输出的功率就越大，也就有可能流淌的更长久些。娱乐圈原本就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名利场，红极一时然后突然一文不名的人比比皆是，如同在巨涛骇浪中与之搏击的帆船，一份内心笃定的核心力量就像指南针一样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指引航向。 而坚持做一名原创音乐人，做一名唱作人，就是华健心里那个笃定的核。
这位当年一头有点自来卷，性格开朗活泼，言谈举止彬彬有礼，披头士般的外形的年轻人，为了寻找不管往哪里走内心都有一份笃定和充实，背着一把吉它来到台大数学系。可是无论任何方面来看，22岁的周华健都完全不符合人们刻板印象中戴着一副度数很深黑框眼镜、有着古板发型、身材单薄的数学系大学生的样子。因为这样一门需要极强逻辑思维能力、也是西方哲学体系奠基石的学科，与音乐这样一种自由表达人类情感的艺术看上去多少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那么华健为什么会选择数学这样的学科去主修呢？“对数学没有音乐那样热爱，小时候学习成绩也没有很骄傲的跟人说这样，反正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从小到大考第一名的反而都是我讨厌的对象，呵呵！最好考过第6名，12名13名啊，低一点20名啊，反正对于学习我都没有什么压力，有哥哥们在前面顶着，哈哈！可是数学始终是我所有学科里最好的一项，所以说我会是觉得自己以后会是一名好的数学老师，人总是要有一点梦想的嘛，哈哈！”
如果按照这个梦想的轨迹发展，我们故事的主人翁Wakin可能就是一个正常毕业大学生，然后找一份稳定薪水的学校工作，最多成为学校里最帅最会唱歌的一名数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桃李满天下，然后娶妻生子，平凡终老一生。
可是命运偏偏就没有这样安排他庶人生活的人生剧情，音乐还是像一只不死鸟在他心中振翅。80年代初，台湾经历了70年代校园民谣潮的民歌运动，以凤飞飞、陈淑桦、齐豫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原创音乐作为台湾流行音乐早期的一个时代起步之后，已经拥有了自己本土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原创流行音乐了，为后来李宗盛时代的平民音乐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学长的介绍下，和台湾其他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一样，华健在课余时间晚上到台北的一些民歌西餐厅唱歌打工挣点外快。
大约是82到84年，那些餐厅唱歌的日子，用华健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两三年基本上已经绝了这辈子做职业音乐人的念头了。每天客人来来往往， 我就对着牛排，猪排，意大利通心粉、水果沙拉唱歌、奶茶、饮料唱歌，哈哈！很多时候，餐厅里都没有人，我都替老板发愁，没有什么生意还要付工资给我。有一次好容易来了一个客人，我就对着他一个人唱，可是唱到一半，这个人突然起身去洗手间，我就停在那一个音符，一直等他从卫生间出来回到座位，我再继续下一个音符接着唱。那时候我没有知名度的，没有人会欣赏你的，只是一个庶人在餐厅唱歌而已，当然我会从唱别人的 歌里学习到很多不同和弦的变化，接触到校园外的社会百态。我就觉得能够拿着吉它这样唱唱歌，已经是我音乐的高峰了，同时还挣点外快，就是老天爷对我最大的恩赐了！我不奢望命运给我更多。”
而人的命运往往偏偏就是充满不可思议的奇遇。就是在这家餐厅里的客人里面有一位华语乐坛的“教父”级的人物—李宗盛，他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周华健的人生轨迹。
（To be continued ）
忆子玥
2017年4月5日
于海上悉尼·一态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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