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9日12时30分，中国美术学院杰出校友黄永砅在巴黎因病离世，享年65岁。学院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对他的辞世感到万分沉痛。
黄永砅于1954年2月生于福建，1977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1982年春毕业。在他发表的自述中写道：“学院二年级，……我开始意识到重新塑造自我是有可能的，登高俯视是有可能的。”他是改革开放后最具思想活力的那代学子中的一员，是中国美院近四十年来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校友之一。然而，他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却不只是由于其卓越成就与崇高声望，更是因为他代表着这所学院血脉中最为宝贵的品质——宏阔的视野、丰厚的学养、独立的人格、反思的精神。
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登记表（黄永砅） 中国美术学院档案室提供
黄永砅的离世是中国美术学院的重大损失，是世界艺坛的重大损失。昨日起，中外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悼念文章，熟悉黄永砅的朋友们、热爱他作品的艺术界人士无不感到痛惜万分。“黄永砅突然离世的消息让中法艺术界震惊和悲痛。”20日《费加罗报》的悼念文章中描述道，“昨日参加DSL基金会餐会的艺术家们听闻消息万分震惊，亚洲艺术博览会（Asia Now）的走廊上一片寂静……”得知噩耗，黄永砅的同学、晚半年入学的许江沉默良久，潸然泪下：“在我们学校的‘八五’闯将中，黄永砅是最有可能厚积薄发的，也是最值得期待的。他是位真正的大艺术家，他的创作从来不是靠一时的意气和才情，而是有着丰厚的学养、深刻的思想。他温厚虚怀，深沉博大，他是我们一代人的‘终结者’，他的高度是我们一代人的高度，是中国美院的高度。他的离去让我感到心在萎缩，一代人关于艺术的梦想在萎缩。他的离去令所有艺术同道痛惜，恨人生无常，惜天不假年！”
黄永砅 《男子头像》 38cm×16cm 纸本木炭 1978年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藏
在八十年代所有校友们的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是黄永砅瘦小的身影、澹澹的微笑、对艺术问题的执着和对哲学思辨的热爱。从学生时代开始，黄永砅就是一位严肃的阅读者，他的阅读贯通古今中西，数十年从未懈怠。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制作者，对作品精确性的要求达到偏执的境地。他是这个世界的观察家，对各类事态的把握往往一针见血；他是一位智者，作品中的机锋直指人心，发人深省。正如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让·德·劳西（Jean de Loisy）所说：“黄永砅所做的一切，往往是先让我们窘迫无言，然后深深地爱上。……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机敏的微笑，那是思考者的微笑，也是艺术哲学家的微笑。他比那些时事评论者看得更远，总能将历史中的短小叙事转化为宏大寓言，撼动我们对人性的所有坚信。无论是从造型艺术的层面，还是从思想的层面，他的作品都无可比拟。他试图让艺术重生的雄心壮志及其作品的形式，都让他跃出了所有当代艺术的惯性。他的作品证明了，智者的微笑是摧毁确定性的武器。”
作为“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中最为激进的青年艺术家，他是同代人中最早的觉醒者，最先意识到“艺术生活是一种危险的生活”。他所参与创建的“厦门达达”，思辨的锋芒直指艺术本体……
黄永砯 《车间》（毕业创作） 125cm×170cm 布面油画 1982年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达达”之后是什么？在通常的认知中，“达达”意味着虚无和终结，然而对黄永砅来说，那却是一种必要的牺牲与献祭，它并非终结而是开始，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他经历了“艺术史实验室”中最激进最彻底的淬炼；从反美学到非艺术，他跳出“小世界的纠纷”，转而在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现实世界中找到重新生发的契机。1990年代之后，旅居欧洲的他成为全球社会的观象者、占卜者，成为人类历史的萨满和预言家。他从现实世界的发生与迁变中，不断示现出机缘、机会与机锋。
世为迁流，界为方位。在黄永砅的创作中，世界与日常呈现为层层叠叠的观象空间、环环相扣的因果之链。对他来说，一切事件都是寓言般的存在，一切偶然都是机缘。他把每一次创作都视作参与世界历史隐秘链条的机会。
1977级油画班毕业生照（后排左四为黄永砅）
黄永砅很早就意识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会迅速地成为过去，唯有艺术能够让事件“留下尾巴”，永无结局——只要没有结局，现实就仍然保留其开放性，历史就始终不会闭合。这是与“达达”时期全然相反的姿态。在工作的后期，他不断提醒“艺术家要警惕彻底性”，因为“创造力从不能单独存在”。黄永砅的所有行动都牵系着真实世界的线索。对他来说，现实已然预先准备好了作品的一半，他只是在完成另一半，并使之与世界相契相应。对熟稔道家思想的黄永砅来说，这是一种“符－合”，必将生产出“符－应”。前者与世界砥砺会通，后者却是改变世界的开始。世界已经预先埋藏了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他所要做的，是勘破玄机，把握机会，用他制作的一个个机关与这个世界打着机锋——“用一个局破除既有的局，从而生发出另一个局”。
黄永砅手稿
黄永砅相信：“艺术必须超越艺术本身。”在他的工作中，意象与意念错置、交织，政治与诗学反复变乱。世界是因，作品是果，果又生因，连绵不断。他的工作由此超出了艺术史的意义，他是一位“世界史的艺术家”。
这样一位艺术家过早地离世，令所有人感到巨大的遗憾，感念人生无常。然而，黄永砅的字典中却从来没有“遗憾”二字，“无常”更是他的核心主题。对他来说，一切无常都是机缘，一切迷途都是迷津，因为“迷”本身就是“津”。
黄永砅展览现场
因此，他的世界里没有乌托邦，没有彼岸，没有桃花源，甚至没有确定的是与非。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者彼也，彼者此也，都不过是世界的幻相，而他愿意成为刺破幻相的那根针。因此，他做人做事总是既超然又较真，对一切事物的态度总是既虚无又积极。在朋友们的眼中，平淡到平凡的他是一位“积极的虚无主义者”。
2001年黄永砅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工作坊“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一座雷峰塔”
黄永砅在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离去，为艺术史留下一片巨大的空白，这是艺术的不幸。作为个人，他走得平静而干净，免于肉身的衰老、情感的创伤、心灵的腐败，却是他的幸运。
无论幸或不幸，对于智者黄永砅来说都不会在意。他所在意的，永远是工作。在黄永砅离开的第二天，他的同学、夫人和艺术伙伴沈远告诉我们，去世前的几个星期里，他再一次整理了工作室和所有的档案，一切都井然有序，仿佛在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美术学院校友会
2019年10月21日，杭州
《费加罗报》（2019.10.20）报道黄永砅逝世的消息：
Huang Yong Ping, l’art contemporain chinois perd son tigre
黄永砅逝世：中国当代艺术损失一员虎将
黄永砅——一个不引人注目却有着坚韧意志的人，三十年前来到法国，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地魔术师”蓬皮杜大展，自此留在法国，2019年10月19日在巴黎辞世，享年65岁。
虽然自1989年起便定居法国，黄永砅却一直受到中国艺术家们的敬仰。他沉默寡言，神秘莫测，深受哲学家和批评家的喜爱。他是一位高度智慧的人。他在巴黎美术学院小教堂展出的装置作品《方舟2009》规模宏大，将巴黎戴罗勒标本屋（Deyrolle）火灾中幸存的动物标本置入现场，引发了大量或通俗或晦涩的解读。2016年，这位不引人注目却有着钢铁意志的艺术家为巴黎大皇宫“纪念碑”（Monumenta）项目创作了气势恢宏的装置《帝国》（Empires），该项目之前邀请的艺术家包括安塞尔姆·基弗、里查·塞拉、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丹尼尔·布伦等顶级艺术大师。然而，就在第46届巴黎当代艺术博览会举办之际，我们得知了他突然辞世的消息。
黄永砅的装置有着纪念碑般的规模，这或许是由于他来自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1954年，黄永砅出生于福建，他是“厦门达达”的创始人。1989年春天他来到法国，参加了让-于佩尔·马尔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策划的重要展览“大地魔术师”。这是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展览，因为它让“非西方艺术”第一次正式走上舞台，并成为各大美术馆的历史参考。当时，艺术史学家、批评家费大为担任该展亚洲板块的策展人，侯瀚如（2013年起担任罗马21世纪美术馆馆长）负责引荐中国青年艺术家。展览结束后，黄永砅移居法国。
“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让哲学思想产生距离。”黄永砅引用《道德经》和《孙子兵法》时说道，“第一个对胜利表示警惕的人的出现，说明了衰退和败落的到来。拿破仑就是一个典型。所谓帝国只会走向衰败！”2005年，他为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回顾展取名为“占卜者之屋”。
黄永砅 《布拉加什》 2012年
年轻的黄永砅在中国时已经熟知博伊斯、杜尚的作品，并且阅读了当时为数甚少的法国战后哲学家的中文译本——福柯、德里达、巴特著作中的“后现代精神”深受他的喜爱。“改变生活，改变世界，当我还在中国时这些想法就扎了根，正是得益于这些哲学家。到巴黎后，尽管我已经读过很多东西，但还是会对很多事情感到震惊，知识的商场里商品是如此丰富，陈列是如此整齐。”他曾如此说道。在他从中国带来的行李箱里有一本福柯的小书，应该说那是一本甚至没作装订的复印本，书中的黑白肖像大都是法国哲学家和著名的先锋艺术家，杜尚是头一个。他一直保留着这本书，甚至把它全盘复制置入一件作品之中，仿佛那是一件圣物，一个图腾。
在巴黎生活了三十年，他的法语水平依旧普通，他的思想简练且富有东方意味，他浓重的口音并不能让他很好地完成公众演讲。在大皇宫“纪念碑”项目期间，虽然作品大获成功，但在策展人让·德·劳西（Jean de Loisy）、画廊代理人卡迈勒·梅隆赫（Kamel Mennour）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在媒体前的表现相当“超现实”。在瘦小的身型和智者的外表背后，黄永砅其实是一个热情的、思维敏捷的人。在他安静的工作室里，他的妻子、艺术家沈远耐心、细致、温柔地为他翻译和补充。
1987-1993年间，他创作了最具观念性和讽刺性的作品《〈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这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正如杜尚的《瓶架》。1999年，黄永砅和让-皮埃尔·贝特朗（Jean-Pierre Bertrand）一同代表法国参加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2007年，他作为荣誉艺术家受邀参加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馆大展。
大皇宫“纪念碑”项目的规则是全权委托艺术家在其宏大的空间里进行自由创作，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艺术家必须考虑到场地13500平方米的巨大面积，必须回应巨大的玻璃穹顶和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黄永砅的《帝国》是对全球化的视觉隐喻，分作三幕，共包含305个摆放有序的彩色集装箱，254米长的铝制长蛇，4吨重的拿破仑的帽子，后者犹如一道高悬在半空中的拱门。
在这巨大的装置下，观众如同蝼蚁；从穹顶上方看下来，又好像众神在搓麻将。蛇象征着动物的生命和永恒的重生，绕过自然法则，通过口尾相连的方式构成环形。
“我采用的这种隐喻，意义可以被不停改变、不断延展，同时它又是一种矛盾的表达，既被赋予了形式，同时又被隐藏起来。我不喜欢作品的意义或阐述被简单固定，我希望它们是模糊暧昧的，或者说是流动的，即使它们可能被误解或被错误阐释。”黄永砅解释道。
黄永砅 《世界地图》 2000—2001年
“铝制长蛇的金属结构呼应了大皇宫的建筑风格，而大皇宫则是西方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大转型中的一个迟到的产物。”策展人、东京宫前馆长让·德·劳西说道：“1980年代初，黄永砅受到厦门港口现代化转型的触动。为了接纳更多的运输船只，厦门港一夜之间配备了无数起重机、巨大的仓储区和成堆的集装箱，变得和新加坡或上海的巨型港口一模一样。”今天，他失去了一位朋友，他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卓越的艺术家。”
大皇宫里的这个巨大的中国寓言，让善于理性论述的西方人窘迫不已。2017年和2018年，黄永砅继续在世界各地播撒着他的不可理解性。1993年曾在纽约古根海姆和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展出的《世界剧场》，作为“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大展的主题作品，甚至在纽约引发了一场风暴。龟壳形状的玻璃箱中装着各种动物——蚱蜢、金龟子、蜥蜴和黑蛇……它们共生，堆叠，相互蚕食。这种对人间乃至地球生命境况的隐喻引发了大量争议，其创作灵感源自中国古代思想中曾被用来书写和占卜用的龟壳。该作品自诞生起，曾先后在让·德·劳西策划的1994年蓬皮杜大展、马尔丹策划的2009年莫斯科双年展中展出，并未产生任何“问题”，但在2017年纽约展出时却因动物保护议题引发激烈论战，最终撤出展览。
黄永砅突然离世的消息让中法艺术界万分震惊和悲痛。19日，参加DSL基金会例行餐会的艺术家们听闻此消息后万分震惊，巴黎亚洲艺术博览会（Asia Now）的走廊中一片寂静……
Huang Yong Ping, «le sourire du sage» raconté par son ami Jean de Loisy
“智者的微笑”——前东京宫馆长让·德·劳西谈黄永砅
巴黎东京宫前任馆长、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让·德·劳西是黄永砅的多年好友。他曾为黄永砅在艾维尼翁（2000年）、蓬皮杜（2008年）、巴黎美术学院（2009年）、大皇宫（2016年）策划个展。
劳西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谈到：
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和同事们一起，在蓬皮杜的“大地魔术师”展览上观看了黄永砅的作品。他把《世界报》搅拌后的湿纸浆堆成山，创造出带着细菌的、激烈的新生命。
展览后，黄永砅留在了法国，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接待了他。他在巴黎郊区住了几个月。期间，他在垃圾场旁的树下搭建了一个棚屋，不为谁，也不为什么。现在想来那是一件杰作，是一个用罐头铁皮做成的棚屋，像是与树根牵连在一起的肺，构成了一个能够呼吸的世界，其中物与生命、自然与文化不再分离。他在这个简陋的庇护所里住了一段时间，一方面是为了影射他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超越他作为艺术家的极限。我们这些基金会的人立即意识到，我们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如此快乐的、激进的、让人震惊的人。几周后，他在帐篷里搭建了工作室，后来成为“占卜者之屋”，隐喻受制于世界变化和无常法则下的先锋艺术家的游牧思想。我们很快明白他的作品对于最具战斗性的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是多么重要，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厦门达达”的存在，以及在这场运动中他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他有一句富有情境主义精神的口号——“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
黄永砅 《帝国》巴黎大皇宫展览现场 2016年
1986年，“厦门达达”的部分作品被艺术家们当众焚毁，如今只有图像见证了这场传奇的运动。我们只能在那张著名的照片中看着作品被烧毁。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已经对艺术家产生影响，在被观众观看时已然完成使命，它的物质性存留变得毫无意义。很快，他的妻子、同为艺术家的沈远与他在巴黎相聚。我和我的朋友们非常高兴能继续在巴黎见到他，感受他对辩证和矛盾性的喜好。黄永砅的创作方式十分独特，让我们对长期坚信的事情不由得产生质疑。曾在蓬皮杜“超越界限”（Hors-Limite）展览中展出的《世界剧场》，是一则关于暴力的诗意寓言，引发了大量争议甚至是撤展事件；在阿维尼翁的展览“美”（La beauté）中展出的巨蛇，在“圣迹”（Traces du sacré）中展出的巨型转经筒，在巴黎美术学院小教堂展出的《诺亚方舟》和灼伤的动物，在大皇宫展出的装置《帝国》……以及所有他在威尼斯、纽约、巴黎和北京的亮相都让我们哑口无言且钦佩不已。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机敏的微笑，那是思考者的微笑，也是艺术哲学家的微笑。他比那些时事评论者看得更远，总能将历史中的短小叙事转化为宏大寓言，撼动我们对人性的所有坚信。无论是从造型艺术的层面，还是从思想的层面，他的作品都无可比拟。他试图让艺术重生的雄心壮志及其作品的形式，都让他跃出了所有当代艺术的惯性。他的作品证明了，智者的微笑是摧毁确定性的武器。
作者：Valérie Duponchelle
翻译：赵卡儿
校对：陈旻